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在《决定》出来之前，财政部与大型国有企业都座谈过，企业都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 　　随着上缴红利的提高，可能会促使企业去思考，非优质资产该如何退出、如何提高资产收益率等问题。 ——国资研究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总经理祝波善 　　《决定》指出，提高征收红利，并更多地用于社保支出，有可能就是需要这部分资金去弥补社保亏空。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任浩宁

　　《决定》指出，提高征收红利，并更多地用于社保支出，有可能就是需要这部分资金去弥补社保亏空。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任浩宁

　　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发布之后，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的话题颇受关注。目前，关于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的原因和执行细则并未列出。

　　昨日，新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财政部财科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国资研究专家、上海天强管理咨询总经理祝波善，以及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任浩宁。专家认为，30%这个数字是比照上市公司的平均年度分红比例水平制定的，比较合理。红利征缴后，用于填补养老金亏空的可能性较大。

　　1原因 红利上缴比例还有上调空间

　　新京报：为什么要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目前的上缴比例有哪些不合理之处？

　　文宗瑜：此次提高比例的原因，第一，目前的比例确实是比较低的。国内、国际表现较好的上市公司，每年分红比例大概在25%到35%之间。此次是基本参照上市企业的年分红比例，国有企业每年也应该拿出这部分利润回馈“国家”这个股东。

　　祝波善：提高比例的出发点，源于国企特殊的所有制形态，它具有对国家的责任。国企的利润并不是单纯地要养着国企，国家作为投资人，应该享有投资人的收益。此前，由于对国家作为国有资产所有人的理念和认识的缺位，也曾经历一段时间的零分红。

　　其次，在国有资产的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淘汰落后，培育先进的问题。从十一五规划之后，一直在讨论转型升级的问题，哪些产业应该追加投资，哪些应该限制投资。红利上缴提高之后，会有更充分的能力去优化国有资本配置。

　　另外，怎么保证混合所有制的实现？一个必要前提，就是分红问题。此前，企业100%国有的情况下，可以每年分红5%或10%，甚至不上缴。今后，如果要引入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股东对每年5%或者10%的分红，肯定是不会满意的。如果没有更多的分红意愿，社会资本也就没有动力进入来形成混合所有制。

　　新京报：《决定》指出，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30%。为什么是30%，不是更多？

　　文宗瑜：为什么这次确定了一个30%，有的学者提出40%、50%、60%，为什么没有被接受？因为那种操作性很小，如果把每年税后利润的40%、50%、60%拿走，可能很多企业就转不动了。估计到2020年之前，会逐步上调几次。

　　祝波善：我认为30%可能也不是最终的比例。国有资本需要进行分类管理，应该是有一个区间，分类拉开档次，比例从20%到50%都可以。但不能比50%更高，因为企业在账面上有利润，并不一定就有现金流。比如，有的企业的应收账款，可能在报表中带来利润，但只是纸面财富。比例再高就可能影响企业经营，这并不是分红的目的。

　　任浩宁：个人认为，还是有点定低了。比如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国家参股的公营企业，每年的分红比例远高于30%这一数字。例如英国电网，每年的上缴比例在70%到80%。所以，部分国有企业的上缴比例还有上调空间。

　　2影响 可能形成倒逼国企改革的力量

　　新京报：上缴比例提高到30%，会对国企本身、国企员工、国企高管分别产生哪些影响？

　　文宗瑜：国有企业本来就是全民所有。在《决定》出来之前，财政部与大型国有企业都座谈过，企业都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正常来讲，这一政策不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经营。因为上缴红利是税后利润，所以跟国有企业员工、高管收入也没有关系。

　　祝波善：对国企可能形成一种倒逼改革的力量，会促进国有资源的优化配置。过去一直强调，国资要保值增值，过程就是不停地扩大地盘、占领资源。近些年来，尽管开始强调不能片面、低效扩张，但效果并不是很明显。今后随着上缴红利的提高，可能会促使企业去思考，非优质资产该如何退出、如何提高资产收益率等问题。

　　任浩宁：没有马上提高到30%，就是给央企、国企一段缓冲时间，如果现在马上提高抽走利润的比例，抵触情绪肯定是有的。但从今年到2020年，随着新一轮国企改革、产业调整的进行，国有企业的企业定位和管理能力一定有很大程度的提高。此次《决定》中，提到要引入现代管理制度，引入职业经理人等政策，也会更多地促使国有企业中，员工收入与绩效的挂钩。慢慢地，国有企业会变得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等并无差别。随着国家鼓励在很多由国有资本垄断的领域，引进民营资本，市场的开放程度就会增加，竞争更充分，这些领域的国有资本也会更健康。

　　3用途 提高征收红利或用于填补社保亏空

　　新京报：红利增加，会对普通人本身产生哪些影响？通过社保、养老金，将国有资产收益返还社会，是否可行？

　　文宗瑜：国有企业的主要贡献来自于缴税。恢复红利上缴之后，从2008年到2012年，每年的征收总额大概在几百亿元的规模。一部分用于国有企业，一部分用于遭受自然灾害的国企，用于民生的部分并不多。如果用于社保，每年社保几万亿，就是国企上缴的红利都给社保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呢？给公共财政，财政收入的规模是十几万亿，几百亿的红利也是杯水车薪。这次《决定》里提到，一部分划拨给社保，一部分用于公共财政的民生改善，未来导向肯定还是朝这方面走的。但是目前，国有资产红利规模还是比较小的，可以等把规模做大之后，再对民生发挥更多的作用。

　　国有企业也罢、民营企业也罢，主要有两个功能，第一是税收的功能，第二个是提供就业的功能。国企作为全民所有，它提供税收，去年央企缴纳税费近两万亿。大型国有企业是纳税主力，还提供大量就业，也是间接的社会贡献。国有企业最大的问题不是纳的税少了，也不是没有大量上缴红利，而是垄断经营和高工资、高福利的特殊利益群体。通过红利来解决这两个问题不太可能，需要通过混合所有制、大型国有企业的改革改制来解决。

　　任浩宁：此次《决定》也提到了延迟退休的问题，养老金缺口问题不言而喻。《决定》指出，提高征收红利，并更多地用于社保支出，有可能就是需要这部分资金去弥补社保亏空。虽然不能覆盖大部分亏空，但每年多缴一些，也有一定的帮助。如果不想办法逐渐填平，养老金双轨制的问题造成的亏空将是无底洞。

　　2012年国家统计公报显示，去年央企如果真能拿出税后利润的30%用于填补养老金缺口，总额可超4000亿元。而据中国社科院《中国养老金发展报告2012》显示，2012年全国养老金空账总额是2.2万亿元。相比而言，若每年央企上缴红利保持如此规模，其填补后者缺口的作用显而易见。

(原标题：提高上缴红利比例将倒逼国企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