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体改启航：从摸石头过河到确立方向改革新阶段
图为《财经》杂志2013年第13期封面
“新体改”启航
解码经济升级版——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张大卫
十八届三中全会聚焦全面深化改革，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精神的延续，将强化中央权威，巩固市场经济体制，超越狭隘经济改革，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改革开放35年以后，凝聚着中国及世界目光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再次吹响了全面改革的总号角，中国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决策和行动令人期待。
不同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各方面百废待兴，也迥异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前围绕基本经济制度的激烈交锋，当前中国处于一个经济和社会矛盾交织期，也是结构调整与治理转型的关键期。要不要改革开放不是问题，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能否以更大力度，在更大范围，切实推进关键改革。
此次三中全会给予了清晰回答：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详细阐述了下一步改革重点、方略和具体安排，强调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显然，这两方面对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至关重要。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意味着在整体制度层面需要有值得持久努力的总目标。对中国而言，就是更坚定地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更明确将市场化作为经济社会转型的核心目标，相应的政府职能必须转型，政府权力需要收缩。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则需要清晰回答政府权力的来源、权力的行使以及权力的制约等问题。对中国来说，这就需要提高治理方式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处理好政府、市场和公众三者的关系，促进社会整体发育。
如今改革蓝图清晰，关键要看如何具体落实。本刊记者采访多位熟悉决策的专家学者，从不同层面解读此次三中全会的理论突破和决策要义，以求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主线。
——编者
11月12日晚，位于北京西长安街的京西宾馆一片静谧，连续四天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在此落幕。这是一次事关中国未来的重要决策会议，备受中国和世界的瞩目。
会议闭幕当晚，5000余字的会议公报通过中央电视台、新华社播发，引发各界热议。反应最迅速的是金融界人士，当晚海内外各大券商和基金公司扎堆召开投资分析会议，媒体亦闻风而动，各路专家学者纷纷亮相解读，从网络媒体到餐桌茶聊，三中全会公报均是首当其冲的热门话题，舆论多数声音对全会决定表示赞同，同时高度关注改革决策的具体落实。
资本市场的反应略偏审慎。11月13日，沪深A股市场开盘骤跌，除了军工股表现抢眼，投资者热情不高。一部分投资者认为全会公报“超预期”，另一部分则有更高期待，资本市场上出现的不同判断，直接影响了交易的活跃。
但在更多熟悉高层决策的研究者看来，此次全会有关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是巨大的。“十八大后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重启，这会对中国经济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位接近决策层的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11月15日傍晚，新华社受权发布了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全文约2万字，涵盖16个领域，60项具体任务，中国改革蓝图和诸多决策细节由此清晰。
各界的共识是，中国新一轮全面改革已经拉开帷幕，关键改革行动正浮出水面。这包括从经济到政治、从社会到文化的各个方面。
比如：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加强加快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等。
最近一周，《财经》记者遍访接近或熟悉高层决策的多位权威人士，梳理此次三中全会的基本思路和改革脉络，一个普遍认识是：中国经过此前35年“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探索，现在到了必须明确目标、确立方向的深化改革新阶段，到了经济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联动改革的时刻。
许多人谈及，十八届三中全会聚焦全面深化改革，是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精神的延续，将巩固市场经济体制，超越狭隘经济改革，推进中国未来的全面发展。
11月15日发布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关于《决定》的说明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此段表述，充分彰显了中央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使命。
布局“系统性”改革
“五位一体”的改革布局，为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以改革为主基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履新已大半年。经历了半年多微妙而复杂的经济调控之后，决策者共识日益清晰：要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供动力，必须全面深化各项改革。
习近平在《决定》说明中指出，“中央政治局认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关键是要进一步形成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进一步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进一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
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的“成绩单”显示，经济增速扭转了此前连续两个季度的下滑，反弹至7.8%，呈现企稳回升态势。11月13日，三中全会闭幕的次日，国务院常务会在总结今年政策落实情况时指出，改革进展是“顺利的”，对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更长远可持续增长看，经济体制深化改革显然刚刚开始。
围绕经济体制改革这个核心，各项改革的具体落实的确时不我待。具体改革落实是两方面：一部分是十八大以来已确定各项改革方案的落实，包括政府机构改革、减少审批事项、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营改增试点、利率市场化改革等。另外一部分是从明年开始的“五位一体”的“全盘性”经济改革。其中，最大的不同是“系统性”改革思路。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永军认为，“以往三中全会往往会聚焦在一个点上，而此次我们提到的是全面深化改革。”
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五位一体”的改革布局，为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保障。
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对《财经》记者说，三中全会强调改革是系统性的，既要有里程规划，也要摸着石头过河，全面改革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全面系统性地从制度上设立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在经济体制改革30多年后，今天改革的实质性推进，确实需要各方面改革支持和配套，其中包括政府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等等。
从三中全会《公报》和《决定》全文看，“五位一体”的系统性改革布局比较明确：
——在经济领域，将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在政治领域，将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在文化领域，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生产经营机制，建立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现代文化市场体系。
——在社会领域，将继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在生态文明领域，将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
外界注意到，此次三中全会强调将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与此相呼应，将新设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两个机构，加强相关工作的领导。
在改革重点上，全会明确提出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改革的核心问题则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一个最直接的体现应该是价格主要由市场的力量决定，这包括劳动力、资本、资源、土地等要素价格。《决定》中说，今后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天然气、石油、煤电、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将继续推进。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三中全会的“改革清单”中，财税体制改革方向清楚，值得期待：将现有消费税改为地方税种，将给地方政府提供更多财权，有望改变地方盲目追求投资、生产规模的做法。而事权和财权的配合，将专项性转移支付改变为一般性转移支付，将促进地方政府的执政目标和民生结合起来，对目前的扭曲机制有帮助。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秘书长张大卫表示，打造中国经济的升级版，从经济制度升级入手值得关注。过去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过多，干扰了市场调节经济的作用，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此次会议决定新设两个组织机构，可以视为是实现经济升级将在制度层面超越各方阻力，统筹协调，整体推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对《财经》记者指出，改革需要系统性的“上下互动而成”，“只有底下行动，没有合法性这个改革就是权宜之计，不能变成改革的自动组成部分；只有上头设计，底下没行动，其落地也非常困难”。周其仁提醒，应当吸纳那些从民间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与现行法律制度不相融合的那些成熟经验，将其合法化、普遍化和制度化，这将为未来改革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再推“转变政府职能”
在此次三中全会上，呼吁成立改革领导机构的建议被决策层接纳。这被认为是本轮机构改革的一个补充和加强
在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此次三中全会重点突破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涉及机构改革的取舍和政府职能的调整。
转变政府职能，是本届政府机构改革的重点。此次全会《公报》提出，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
为推进改革，此次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令许多呼吁改革深化的人士颇感振奋。他们认为，这不是简单吸纳有关恢复当年体改委和体改办的建议，而是在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通过更高层次的机构推进改革的制度创新，意在破除各种固化的利益，为全面深化改革保驾护航。
谁将领导这个改革小组，尚无权威消息。比较普遍的推测是，将会由党和国家最高领导牵头，这将有助于在设计改革方案时统筹考虑，而且能够突破部门利益和地方的阻挠。也有分析认为，党决定改革方向和布局，接下来是统筹落实，由中央决策高层牵头即可。
外界更关注的是这个改革小组的具体职能。在上一轮经济体制改革之中，尤其是在上世纪80年代，国家体改委一度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体改委专司改革的理论创新、方案设计、协调各方、组织试点，与其他中央部委的工作存在一些交叉和冲突，加上后来各界对改革的判断存有分歧，国家体改委于1998年撤销，新成立的国家体改办也在五年后撤销，其职能并入新组建的国家发改委。
在今年初“两会”前后，有关政府机构改革的讨论中，成立改革委的呼声甚高。
全国工商联原主席黄孟复此前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曾表示：“我们的失误是撤销了国家体改委，成立了国家发改委。现在发改委主要任务还是审批项目，它继承了计委的衣钵，在改革上还形成了新的阻力。所以(两会期间)有政协委员向总书记、总理提过恢复国家体改委，由国家主要领导亲自来领导。如果这个不现实，是不是能够成立改革委员会，把那些对改革有真知灼见的人通过某种形式组织起来，反正总得有个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的机构。”
今年3月的全国“两会”上，没有出现对发改委职能的重新划分，也没有见到类似改革委这样的新机构。在此次三中全会上，呼吁成立改革领导机构的建议被决策层接纳。这被认为是本轮机构改革的一个补充和加强。巧妙的是，为避免原国家体改委在推进改革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新的改革设计、督导机构并不叫改革委员会，而是一个中央级别的领导小组。如是设计，既可以避免增加机构和人员编制，又能超脱具体的部门局限和利益诉求。
经济学家高尚全曾经三次参与中央经济体制改革文件起草，在今年6月的一次会议上，他提出，要建立一个统筹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层次、权威性改革协调机制和工作机构。为此他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为确保高规格配置，可由中央主要领导人担任组长，中央和国务院相关部委负责人担任小组成员。
具体组织形式上，高尚全建议，考虑到中央新的财经领导小组刚刚成立，为了不增加新机构，建议可采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
按此前经验，各类中央级别的领导小组多属于议事协调机构，例如中央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等等。但这类领导小组往往职能单一，为某一项改革而设。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则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
黄孟复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到一个尽头，必须联动起来，很多事情以前是“摸着石头过河”。现在可能摸不到石头了，所以改革必须联动，政治、社会、经济共同推进。
在进一步的机构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方面，三中全会明确将“精简”和“放权”作为关键词。外界预期，审批制度改革将继续推进，“以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
牵头实施机构改革的李克强曾提出，改革不是简单减少机构数量，而是要职能转变：该由市场做的要多放给市场，社会能办好的就交给社会，政府减少对微观事务的干预。为此，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在方案名称中罕见地并列出现。
从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看，政府职能转变将涉及多个方面，减少干预、增加服务是主旋律。
奠基“现代市场体系”
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改革之外，大规模放松市场准入，亦广受关注
改革方向不可动摇，市场经济必须巩固。多位受访者认为，本次三中全会一大突破，就是明确提出：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2003年举行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提法是“基础性”作用。此次三中全会对市场作用的描述变化，被研究者认为“是对市场作用提法的升级”，意味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将更加明确其市场化取向。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咨询研究部副部长王军表示，这凸显了中央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决心，也会打消外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质疑。
习近平在前述《决定》说明中明确表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这次全会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与此相呼应，全会提出许多具体的改革建议。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明确提出要在更大范围推行类似上海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准入制度，意在鼓励各类市场主体更自由地开展创业、经营、发展和其他社会活动。
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多位研究者对本届政府在价格机制方面将推行的改革充满期待，尤其是尚未市场化的要素价格改革。
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能源、资源、土地等等。改革30多年来，中国大部分商品价格已经市场化，但一些基础性要素价格仍然受到严格管制，水、电、煤气、热力等产品长期由政府定价，成品油和天然气出厂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比较普遍的预期认为，若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中国在能源、资源方面长期的价格管制将逐步放开。
从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看，凡能由市场形成的价格都交给市场，政府都将不进行不当干预，包括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等领域，会逐步实行价格改革，特别是要放开竞争环节价格，政府继续主管的定价范围，应严格限定在比较重要的公用事业、公益服务和一些自然垄断环节，但即使在这些领域，政府定价应当公开成本并接受社会监督。
利率市场化和汇率自由化，亦是资金要素价格改革的重要方面。三中全会的《公报》提出，要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一位不愿具名的投行人士指出，这实际上是指利率管制放开和资本账户开放。
《公报》只提及完善金融市场体系，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则对深化金融领域改革进行了详细布局。一些金融界人士称，利率和汇率放松已经是共识，区别只在于推进时间的快慢和具体步骤的设计，加快放松管制有其现实合理性和紧迫性。
这两年，金融领域的改革深化实际上在持续推进。在利率市场化、汇率管制放松、建立债券市场、扩大期货市场以及金融对外开放等方面，本届政府均将有更多作为。
“资本项目开放是最后一步，所有这些都做完了，整个货币政策的管理体系也提高了。”汪涛指出，未来货币政策将从量的控制转向价格控制，这是成熟市场经济体的常态。
放松管制过程中，中国可能会有更大金融风险，并会诱发各种利用风险进行对冲投资的市场行为。但金融界人士相信，这些风险可以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化解。汪涛说：“这些都能做到之后，再开放资本市场短期资金流动，应该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顺序。”
价格改革之外，大规模放松市场的准入，亦广受各界关注。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亦对此有明确解释，私人资本更大规模介入银行等金融领域，已成必然趋势。
定调“基本经济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民营经济发展充分肯定，使得今后在具体政策制定上，为民营企业进入更广阔领域扫清了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障碍
许多人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改革争议的一个焦点，就是基本经济制度。
从此次三中全会看，决策层的共识明确：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报》接着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
“两个都是”的描述，引发了新的解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李义平认为，这样的表述在中共文件中是首次出现，表明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民营经济发展充分肯定，使得今后在具体政策制定上，为民营企业进入更广阔领域扫清了意识形态和理论上的障碍。
事实上，十八大以后这一年，中央相继出台的多项产业政策，均有意识为民营经济破除垄断壁垒。
2013年10月14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健康领域的“玻璃门”被打破，“非禁即入”的提法首次在医疗卫生行业中出现。
“其思路是以产业政策带动改革，打破垄断。”参与政策前期研究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刘国恩告诉《财经》记者。
医疗行业是对于民资壁垒的典型行业。但长期以来，在医疗卫生系统内，公立医院的垄断格局改变非常困难。2010年，有关部门曾出台《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医疗机构投资掀起一轮热潮，但就在民营资本摩拳擦掌准备进入时，相关部门随即在产业政策、税收、准入、人才瓶颈等方面相继装上“玻璃门”。
国家发改委有关人士告诉《财经》，“非禁即入”意味着，凡是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入的领域，都要向社会资本开放；凡是对本地资本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外地资本开放。
在一些民营企业家看来，本次三中全会试图把少数垄断领域对民资打破壁垒的尝试推向更多行业。他们纷纷呼吁，要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各种不合理规定，消除隐性的壁垒，加快制定非公经济进入某些“特许经营领域”的具体办法。
本次全会对“混合所有制”的新提法也引人注目：“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
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提出了不少具体举措。比如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能否形成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重要实现形式。分析人士预期：未来可能有更多的国有资本主导项目，会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至于国有资本的主要投资方向，许多人主张其重点投向涉及公共服务、重要战略产业、保护生态环境、科技进步以及国家安全的特定产业。
提速财税改革
财税改革涉及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调整。全会公报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涉及财税改革的内容，较业界此前的预期略显保守。但这部分改革的具体内容在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中，被提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其中，“稳定税负”属于新的提法。有人猜测，这或许意味着接下来不会轻易推出增税政策，比如个人住房房产税扩围也许不会迅速扩大。但据此前的相关专题研究和改革建议，完善地方税体系，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已经成为一种决策共识。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表示，营改增试点在地区和范围上有望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扩大，未来包括杭州、深圳、青岛、南京，房产税试点逐步推进是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也认为，稳定税负并不表示不会出台增税政策，只是要有增税有减税，最终表现为整体税负基本稳定，就可算做“稳定税负”。
近年来中国宏观税负偏高，各级政府税收收入的增速远超过同期GDP增速。
施正文认为，此前税负增长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所以中央提出结构性减税。今年以来各级政府的税收增长明显减速，与GDP增速已相差不多，从长远看，必要的增税政策不得不推出，比如个人住房房产税。
若按有增有减原则，哪些税种可能降低税负？一些专家建议，可以考虑将房地产领域各种税费进行整合。从环境保护大局出发，征收环境税很有必要，但这也要考虑将其他税种进行整合，减少重复征税，特别是降低中小企业的实际税负。
此外，在“营改增”改革扩围的同时，一些研究者也呼吁降低增值税17%的基准税率。
财税改革涉及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调整。全会公报提出：“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与此前有关的改革建议并不一致。
据悉，最初的提法是“事权与财权相适应”，有人认为这等于要赋予地方新的财权。其后改为“事权与财力相适应”，不再承诺赋予地方更大财权，只是通过其他举措保证地方财力。最终，三中全会公报的提法，在一些人看来似乎语义重复：事权和支出责任是一回事。
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则对事权进行了三类划分：
第一类是无可争议的中央事权，包括国防、外交、国家安全、全国统一市场的规则等涉及全局的事务。
第二类是中央和地方的共同事权，包括部分社会保障、跨区域重大项目建设维护等。
第三类则是比较明确的地方事权，比如区域性公共服务。
考虑到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相关改革决定还提出，中央可以根据此前经验，通过转移支付等形式，将部分应属于中央事权的支出责任，委托给地方承担。
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对《财经》记者表示，公报中关于财税方面的要求包含丰富的内容，关联一系列中国改革中的攻坚克难与协调配套，是服务和支撑改革全局的重要制度安排，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贾康表示，新组建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促使各有关部门和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各层面，更加注重从全局视野认识理解财税领域势在必行的改革及配套措施，从而协同社会多方主体，优化可行方案，更加注重提高财税信息的透明化，更积极与公众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互动，从而寻求调整利益格局的最大公约数，制定实施最可行的改革方案，并积极实施某些必要的“先行先试”改革。
改革、开放新含义
本次全会提出的“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是一个重要突破，意味着决策者更加重视公平市场竞争和资源自由流动
1978年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改革开放”，当时的含义是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此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仍然并举同提，但被赋予了更多含义。
多位经济学家告诉《财经》记者：本次全会提出的“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是一个重要突破，意味着决策者更加重视公平市场竞争和资源自由流动。
在11月15日公布的《决定》全文中，开放的具体思路更加明确：投资准入有望进一步放宽，对内资外资的法规将逐步统一，上海自贸区建设将持续，且自贸区的设定有望增加，同时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及中国公民的对外投资，明确企业及个人是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内陆沿边地区的开放也将扩大，并利用全球产业调整时机，推动内陆贸易、投资、技术创新协调发展。
在有关研究专家看来，这些新提法表明国内企业不仅要参与国际市场，还要争取引领规则，不仅仅依赖比较优势，还要通过开放，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
坚持“开放”的同时，经济体制改革亦将全面启动。《决定》提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
今年初新一届政府成立后，根据十八大确定的改革部署，陆续推进了7个方面22项重点改革任务。这些改革包括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减少审批事项、创新政府公共服务提供方式、扩大营改增试点范围、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等。此外，涉及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改革、进一步完善行政审批制度、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民营银行等重点改革，也在分头推进中。
中央改革大局确定，接下来就是具体落实。李克强要求各部门“一手抓已确定各项改革任务”，一手抓“重点改革任务的谋划”。对已明确方向的改革任务和已确定的改革项目，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国务院各部门不但要围绕改革“出题目”，更要为推进改革“做答案”。
关于哪些是“重点经济改革任务”，《财经》记者获悉，之前方案设计和试点较为成熟的财税、金融、土地、基础能源、要素价格等领域的改革突破，均有望率先开闸。
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副主任杨伟民看来，要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火车头”牵引作用。
此次三中全会15项改革任务中，6个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因此，“改革的力度只能加强，不能削减”。
【作者：《财经》记者 李其谚 翁仕友 郑猛 】
相关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