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领域革新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革新，从而也能够极大地促进消费的升级。不仅如此，中国移动副总李正茂认为，信息化作为新一届政府的重要经济策略，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技术支撑，信息化能够提高全社会生产的效率，“以节能减排为例，通信与信息技术行业占全社会的能耗在2%,但是却能在2020年减少全社会16.5%的能耗”。

　　新金融记者 盛长琳 大连报道

　　非常巧合的是，在今年的夏季达沃斯召开期间，苹果发布了新一代产品iPhone 5S和iPhone 5C，虽然没有给消费者带来多少惊喜，这种失望情绪也可以从资本市场的反应看出来，不过，毋庸置疑的是，苹果手机的出现代表着从工业革命向消费革命的转变，以苹果为代表的技术变革改变了人们生活的各个维度，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是撬动创新的支点。

　　中国消费革命的出现从那些在巴黎、纽约的奢侈品店里出现的中文服务员可见一斑，中产阶层和新贵的崛起带来消费观念和方式的转变，在更宏观的维度上，消费革命被赋予了经济结构转型的使命。

　　不过，要完成这项革命，中国要做的准备还有很多。无论是保护知识产权和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从而鼓励创新，还是建立完善安全网，缩小收入差距，从而驱动消费，中国都有很多功课需要补。

　　“信”创新：撬动消费

　　“扩大内需是最大的结构调整，促进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是主要任务。实现工业化、信息化、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是基本途径，发展服务业才是重要的战略支撑。我们积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推动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在2013夏季达沃斯开幕仪式上，在谈及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时，“消费”、“工业化、信息化”和“宽带中国”这些词汇出现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演讲致辞中。

　　如果提及创新，在当下，似乎没有比信息和通信领域的创新更具有代表性。“大数据”、“云服务”、“移动互联”等未来创新趋势榜单上的热门词多来自于这个领域，同时，它也极大地促进了市场的需求。

　　中国移动[微博]副总李正茂认为，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可以观察消费趋势在近年来的变化。从最底层的衣食住行等生存需求来看，目前中国百姓的衣食消费基本已经解决，现在住行是消费的热点，这一点可以从10年房地产行业、汽车、高铁、地铁等行业的繁荣看得出，“在这基础之上，未来消费的趋势是‘信’的消费，也就是信息和通信的消费，这也是更高层次、精神层面的消费”。

　　从苹果发布会所受到的全球关注便可以看到，信息技术领域革新是最具有普遍意义的革新，从而也能够极大地促进消费的升级。不仅如此，李正茂认为，信息化作为新一届政府的重要经济策略，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技术支撑，信息化能够提高全社会生产的效率，“以节能减排为例，通信与信息技术行业占全社会的能耗在2%,但是却能在2020年减少全社会16.5%的能耗”。

　　在通信和信息技术领域，尤其是互联网领域，市场的门槛往往比较低，这也更容易促进创新，从而实现消费革命。以智能手机为例，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的最新预测指出，全球手机市场2013年成长率预期可达到7.3%，较2012年相对平淡的1.2%成长率大幅反弹，各区域市场对智慧型手机的强劲需求，是驱动该成长的主要助力，估计今年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将首度突破10亿大关。

　　提及智能手机，就不得不提及在这场战争中落败的诺基亚[微博]。芬兰总理于尔基?卡泰宁在分论坛讨论上表示，作为芬兰最知名产品，诺基亚手机被卖给微软[微博]，让人伤感，他在口袋里掏出一个诺基亚手机说：这是非常好的手机。

　　但是实际上，诺基亚的设计师早于苹果7年在内部推出过一款仅配置了一个按键的触摸屏智能手机，然而，诺基亚当时并不认为消费者对于触屏手机感兴趣。“市场不仅仅应该满足需求，还要挖掘新的需求。”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张维迎认为。

　　在这场战争中，诺基亚并非输给了创新，而是输给了需求的挖掘上。

　　回归亚当-斯密

　　不过，需求的挖掘并不等同于需求刺激。前者需要市场的创新来驱动，而后者，在张维迎看来，则是一种凯恩斯主义的政府思维。因此，他认为，政府需要反思当下的消费刺激政策，“如果仅仅是刺激消费，而没有从根本上做好市场的创新，并不能真正带动消费的增长。因此，我们需要回归亚当-斯密，告别凯恩斯主义”。

　　张维迎认为，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创新就越容易涌现，从而刺激更多消费，消费的自然增长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进一步促进市场规模增长，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在循环链条中，市场规模的扩大需要降低准入门槛。在通信和信息技术的产业链的不同环节，存在着高度垄断和高度竞争并存的局面。例如，在终端的智能手机领域，国产品牌和国际品牌分别占领不同的消费群体，在互联网领域，竞争更加激烈。然而在运营商环节，却存在高度垄断。

　　“在资源分配先天不平等的情况下，企业没有办法进行公平竞争。比如中国移动，我们就无法与之竞争。但是在一些市场，比如果汁行业，则是非常开放的市场，无论在原材料还是消费市场上，都非常开放，企业可以充分地竞争。”熙可集团首席执行官朱演铭抱怨中国移动通信运营领域的垄断把企业拦在了门外。

　　在场的李正茂则随机应变，表示“但是我们可以合作”。不过，关于垄断与竞争的争论却在随后成为全场的焦点。张维迎坚持认为，要合作，就需要首先打破垄断。李正茂则非常“委屈”地表示，移动运营并非是垄断行业。“很多人给我们扣垄断的帽子，其实三大运营商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这点可以从每年大学新生入学时三大运营商的激烈争夺看出。尽管中国移动在移动用户的市场份额占据三分之二，但并不意味着这个行业是垄断的。”

　　李正茂接着将矛头指向了微信，认为腾讯在这个领域处于垄断地位。不过，张维迎则认为，尽管腾讯在微信领域市场份额一家独大，但是这一市场的竞争，并不存在进入门槛。而尽管已经有三家移动运营商，但是外来参与者无法进入，“垄断是政府以某种行政命令禁止市场的进入，所以移动运营行业仍然是垄断的”。

　　与自然的市场竞争所形成的垄断不同，行政门槛所带来的垄断往往让市场参与者失去创新的动力。尽管在桌面操作系统里面占据垄断地位，但是根据数据显示，微软2013财年第一季度的研发支出仍然达到惊人的24.6亿美元。

　　保障：安全感

　　尽管这场争论并没有结果，但是李张之争在达沃斯论坛的不同角落都可以听得到，尤其是政府在创新中的作用。在“建造创新生态”分论坛中，美国未来学院执行董事Marina Gorbis认为，当前的创新生态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边界也不断拓宽，政府作为其中的一个参与者，需要变得更加“轻量化”，更加有效率和活力。瑞士联邦国务秘书Mauro Dell'Ambrogio表示，国家的任务就是要让自己简单创新，而不要让它成为一个庞大的体积。

　　朱演铭同样呼吁，平等和公平的市场环境对于唤醒中国企业家对中国经济投资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这能为企业家的创新提供一种安全感。在这一点上，政府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林宇也呼吁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应该得到保护。“首先，我们希望知识产权得到更全面的保护，创新的成本很高，而剽窃的代价却很低，这不利于创新；其次，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创业公司和巨头公司公平竞争的环境。”

　　而张维迎则从另一个维度解读企业家的安全感来源：企业家最大的不安全感不是来自于相互的竞争，而是来自政府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约束，这是制约企业家精神的最大障碍。因此，他希望政府能够简政放权。甚至连前任国资委主任李荣融都表示，现在对政府最大的期望是政企分开，最担心走回头路，管得又多了。“干预的人不负责，所以搞不好。”

　　事实上，简政放权在李克强的演讲词中也多次体现。“本届政府开门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大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今年以来，我们已取消和下放了200多项行政审批事项，目的就是通过简政放权，把该放的权放开、放到位，把政府该管的事情管好、管到位，为各类企业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以激发市场主体的创造活力。”

　　潜力：缩小收入差距

　　事实上，不光企业家需要安全感来驱动创新，从而带动消费革命。作为消费主力，消费者也需要安全感。林宇认为，站在个体的角度上看消费的各个环节，消费的前提是要有消费意愿，如果消费者对未来没有安全感，那么消费就没有动力。

　　在当下，对于未来消费预期的不确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有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近日来，一些专家建议为应对社保体系不堪重负，应该延长退休年龄，引起很大争议。在历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都被多次提及，今年也不例外，德意志银行亚洲区投资银行部主席蔡洪平甚至建议，国企完全可以用30%来控制国民经济命脉，拿出20万亿元修复中国的社保体系。

　　当然，社保体系的不完善仅仅是消费动力不足的一个方面，收入差距的拉大也阻止了消费潜力的进一步挖掘，事实上，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印孚瑟斯技术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S.D.Shibulal指出， 比如在美国，最富的1%人群占有20%的财富，美国的基尼系数为3，南非的基尼系数则高达6.3%。

　　当然，中国也在面临收入差距拉大的考验。事实上，早在2009年的夏季达沃斯上，福耀玻璃董事局主席曹德旺就曾认为，对于中国替代美国进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持保留态度。原因在于“中国的消费是不平衡的。美国大多数人因为经济比较平衡，中国和其他国家出口美国的东西是广大的美国的工薪阶层消费的。”

　　金融危机过去5年，尽管中国正在涌现出大量的中产阶层和消费新贵，然而收入差距的拉大仍是论坛上被频频提及的话题。

　　在“调整收入差距”的分论坛上，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提出，城镇化尽管已经把30%-40%的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到了城镇，但是绝大部分的人仍然生活在农村。

　　“在下一个阶段我们有可能看到收入不均等会进一步拉大。30%-35%的劳动力依然还是被锁在农业上。所以，我觉得中国还需要至少20年的时间才能真正地逆转这个趋势，然后才能让各种各样的要素确保到位，彻底解决这个问题。”樊纲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