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

　　财政支出一直是“两会”上关注的热点之一，尤其有关“三公经费”阳光化的呼声由来已久。

　　昨日的记者见面会上，李克强总理在回答有关反腐问题时说，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就要过紧日子。今年1~2月份，中央财政的收入增幅只有1.6%，未来财政再保持高速增长的收入态势不大可能了，但是民生支出是刚性的，不能减，只能增，那就需要削减政府的开支。

　　“这里我们也约法三章，本届政府内，一是政府性的楼堂馆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财政供养的人员只减不增；三是公费接待、公费出国、公费购车只减不增。这三条中央政府要带头做起，一级做给一级看。”李克强说。

　　瞄准财政管理上的软肋

　　对于李克强的此次表态，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财政研究室主任杨志勇和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都持认可态度。

　　王雍君认为，这次表态切中要害，也瞄准了财政管理上的软肋，比较薄弱的环节。“钱不够花背后是机构的膨胀，浪费型的支出行为，如豪华的办公场所，浪费、低效率、腐败，都是伴随支出失控而来，还令政府背负赤字，特别是背负了债务。财政支出的控制和管理，形严实松。”

　　据他分析，财政支出控制松散的背景主要是1996年我国高速财政收入增长，财政支出压力减小。去年以来财政收入增幅放缓，财政支出还一直保持过去的水平，矛盾因此突出了。

　　如何解决？王雍君分析说，支出控制是财政最优先的命题也是公共财政最基本和首要的功能，没有有效的控制就没有一个安全的政府。控制开支首先应该加强预算功能，如果预算控制不住，政府的支出就控制不住。

　　财政支出总量控制还很薄弱

　　就在刚刚闭幕的人大会议上，新一年的财政预算报告也通过了审议。民众是否能够通过预算报告来监督政府的财政支出？

　　对此，杨志勇和王雍君都持审慎态度。杨志勇表示，这具体取决于预算报告能编制多细致。通过决算预算报告能否监督政府，如果足够具体是可以看清的，如果不太具体，就看不出了。

　　王雍君则认为，预算报告里没有表达控制的意图，而支出控制更多表现在微观层面。“也就是每一类型的开支都有一套标准支出定额。这在预算报告里没有那么琐碎，没有这样表达出来。比如差旅费一年是多少，公车如何配备，电脑配置的标准，办公楼装修的标准。这方面的报告应该是基础，但是预算报告一般呈现不出来。”

　　有关“三公经费”问题，李克强此次表态“只减不增”，杨志勇对此持乐观态度，他认为从十八大以来风气已经发生改变，这一块的改变在未来会比较明显。

　　王雍君表示，“三公”没有在预算中得到体现，其标准一般都体现在相关的法规中，比如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制定一些资产配置的标准，车辆、办公楼的配置，中编办负责人员的配置，财政部也制定了公款招待的标准。形式上是有标准的，但很多都执行不了。“比如出差的标准，一夜补贴多少，按这个补贴在一二线城市很多都只能住地下室，所以很多部门也干脆不执行。所以财政支出控制才那么松散，有了那么多后果，特别是浪费性的支出行为。”

　　他建议，政府的主要支出标准可以在预算报告后的附件上体现。人员标准和资产标准一定要表达，其中资产标准还包括数量标准和价格标准。“不一定要表达在主报告里面，但是预算报告要经得起考验，现在的报告没有这些细节，只公布一个总额数据，没有办法核实。”

　　王雍君称，我国在支出控制宏观方面的总量控制，机制还非常薄弱，还有一些规则没有建立。“比如政府的债务不能用于消费，只能用于投资，这都是国际上通行的规则，用于消费用于服务则政府的支出如何控制得住？这些都应该写入法律。我们都没有。各部门的支出限额应该公布，我们还差得很远。”

　　而在微观层面的控制还不到位，他说，应该立刻着手梳理标准支出定额体系，全国要统一，执行标准要合理，还要考虑地区差价，每年要适当调整，特别重要的是要有监督机制，要与问责制结合起来，这才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