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3月13日电 题：人口问题专家：户籍改革可解经济两难

　　中新社记者 周锐 蒋涛

　　一面是亟待提升的农民工工资，一面是因成本上升而不堪重负的企业，如何化解这一中国经济当下面临的“两难”问题？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给出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建议。

　　蔡昉在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指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相当于用公共政策对农民工进行激励。他强调，给农民工户口和基本公共服务、让他们成为市民所产生的激励效果远比工资涨几个百分点来得更为明显。

　　去年11月，“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首度被写入中共党代会报告。中国总理温家宝本次两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加快推进户籍制度、社会管理体制和相关制度改革，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常住人口。

　　蔡昉回忆说，改革开放之初，农民被允许去城市做生意，但需自带口粮；90年代初，粮票取消，农民工开始大规模进城；中国加入WTO后，伴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中国更是逐渐出现了2.53亿的农民工。

　　不过，他表示，在无法享受和城市居民一样待遇的情况下，农民工的就业并不稳定。而一些地方，因为财力等问题，不愿将农民工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在这种情况下，蔡昉呼吁各方“两条腿走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一方面是放宽农民工落户条件，另一方面是让还没有得到户籍的农民工也尽可能多的享受到基本公共服务”。

　　在诸多公共服务中，蔡昉重点提到了教育问题。他表示，而首先要解决孩子入学，“这部分人口是中国未来的人口红利，是中国长期可持续增长的保证”。

　　蔡昉强调，户籍制度改革将可以从三方面释放出改革红利，推进经济增长。

　　首先，可以根据产业调整的需要，进行人口资源的配置。通过劳动力工资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其次，蔡昉分析说，近年来，中国农民工工资的涨幅接近10%，如果继续涨下去，企业可能承受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可以减缓工资上涨放缓的负面效果。

　　第三，户籍制度改革的推进，将让农民工在城市的就业更加稳定，这相当于提高了劳动参与率。蔡昉分析说，2020年前，中国劳动参与率如果能提高1%，经济潜在增长率就可提升0.88%，“这是改革红利的最好注释”。

　　不过，城市病的蔓延和对自身承载力的担忧，让一些城市，尤其是“北上广”等大都市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心存担忧。对此蔡昉表示，在户籍制度改革上，“北上广”可能有一些特殊情况，但也要开始有计划推进，逐步缩小差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