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权”

　　本报记者 原春琳

　　今天下午，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最后一场小组讨论中，经济37组的委员不约而同地把话题指向了政府职能的转变上。

　　全国政协委员、招商局集团董事长傅育宁感慨最深的是，香港的政府审批真强。他在香港工作十几年，没有一次需要去找政府。你办个公司，可以。只要法律没有说no，随便办。哪怕你花10元注册一个公司，第二天关门，只要你交税了，政府就不管你。唯一需要找政府是交税。

　　反过来倒是香港特首偶尔会有事找他们：我们要干一件事情，你们有什么意见？

　　回到内地做事，他还有些不习惯：求得多，管得多，办事难。幸运的是，顶着大国企的牌子，招商局办事还算是顺利。

　　与其相比，全国政协委员、云南华联锌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蒋政江就没那么“顺利”了。就拿企业最常遇到的验资问题为例，让他最痛苦的是工商局一个普通办事员，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他们去指定的银行存款，去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

　　“一个正规的合法企业，账户多了不好管理，不愿意开那么多账户。”蒋政江说，“这分明是刁难企业。”

　　文件上的要求未必能落到实处。以前的文件规定不要企业的可行性报告，但是根据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张小济的调查，发改委还要求企业自己找中介机构做可行性研究报告。按照程序，不管是审批、核准还是备案，银行一向是看到政府的公章，才能放贷款。在实际执行中，企业过不了这一关。

　　所以，他对此次报告中提出的“最大限度地减少”审批权有点儿担心。“什么是最大限度，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到底要怎么履行职能，这给政府留了很大的裁量余地。”他说。

　　“这次改革就是把该由市场主体管的事情归于市场，该由政府管的事情，归于政府。”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周伯华说。

　　这次的改革并非无的放矢。他以工商登记为例，说明改革是在已有试点基础上进行的。以往，北京人到深圳去办公司，必须拿着北京与深圳两地的证明，现在，只要有身份证，就可以发营业执照。这项新政已经在深圳、珠海等地试行一年了。“降低创业成本，简化创业手续。”他说。

　　更重要的是，过去，公司与项目之间存在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周伯华举例，过去卖药，开一个门市部要办执照，要先去相关部门申请，证明你是卖药的。但是人家会问，你公司都没有，怎么证明你卖药？一些人不得不去找市长或区长签字，同意卖药，才可以办理营业执照。

　　“这次改革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请吃饭请招待的问题。现在再也不用蛋请鸡吃饭了。”周伯华说。

　　在全国政协委员、招商银行行长马蔚华看来，机构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减少行政审批权。“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只有减少了，市场的基础作用才能相应地发挥。”

　　实际上，这些年行政审批权也减了近70%，但是剩下的这些可能是难度比较大的，需要攻坚的。“必须有一系列细化的措施跟上。”比如，减少资质资格许可和认定，也有前提，到底排除什么情况，必须有明确规定。如果不写清楚，谁都有可能搭车。

　　而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钟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数字：尽管这几年行政审批权少了很多，但是数字并能说明问题。我们并没有列出来是哪些东西少了。减少的审批权，可能是没有关系、甚至早就作废了的。关键是现在还有哪些审批权？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做好的改革。

　　本报北京3月10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