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蕴彰

　　关于延迟退休争议的声音近期又热烈起来。上月末，人社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在谈到延迟退休政策时，用了“稳慎推进”四个字，同时还表示，“各国在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的时候，都是采取逐步延迟的具体操作办法”。

　　在尹成基透露上述政策信息之前，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对外称，延迟退休是社保改革的唯一途径，与此同时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原所长何平也提出，需要通过增加个人缴费的办法来解决养老金缺口问题。

　　对此，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对本报分析说，所谓延迟退休年龄、提高养老缴费标准，其实是把社会保险当作“商业保险”来看待了，纯粹的“商业保险”只涉及保险者和被保险者也即缴费者两个角色，而社会保险除了企业和个人缴费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角色”是政府。“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政府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应考虑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

　　本报从民盟中央人士处获悉，在民盟中央提交至中央高层的一份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建议中，已经提出应该将占财政支出的30%左右投入社会保障。

　　“延退”争议

　　国内对延迟退休的争议由来已久。早在2008年11月，何平在任人社部社保所所长时就公开称，正酝酿条件成熟时延长退休年龄，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提高至65岁，引发当时舆论热议。

　　今年再度引发延迟退休热潮的直接诱因是6月5日人社部一位官员“相应推迟退休年龄已是一种必然趋势”的表态。在随后人民网[微博]进行的“你怎样看待弹性延迟领养老金年龄”调查中，仅仅10多天的时间，就有232万名网民参与投票，而投了反对票的竟高达94.8%。

　　在普通网民激烈反对延迟退休政策的同时，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于风政等人也公开表示，国内实施延缓退休政策并不可行。

　　于风政分析说，有关部门在讨论社保基本建构制度时，完全听不到工人的声音，甚至没有人想起农民这个最大的群体，这已经是要不要有基本的公平正义的问题。

　　此后，对延迟退休的争论就一直持续不断。唐钧是一直坚持反对推进延迟退休政策的专家之一，对于上个月郑秉文表态所持“延迟退休是社保改革唯一途径”的观点，他认为，郑秉文在得出这一结论之前，事先就人为地划定了一个框框，说目前社保改革只有三种选择，一是进一步提高缴费标准，二是通过投资运营实现增值，三是推迟退休年龄。因为现阶段前两种选择都不可行，所以就只能走推迟退休年龄的改革路子。

　　唐钧认为，所谓对延迟退休是社保改革唯一途径的判断，是撇开了政府的责任，不考虑长期以来国家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一直偏低，而推进延迟退休政策不仅与中国国情不符，也与以往国企改革中的政策有所违背。

　　对于何平提出需要通过增加个人缴费弥补养老金缺口的办法，唐钧分析表示，以常说的社保“五险”计算，目前单位缴费包括养老20%，医疗6%，失业2%，工伤1%，生育1%，共计30%；个人缴费包括养老8%，医疗2%，失业1%，共计11%。如果再加上目前高达10%以上的住房公积金，对企业职工实施的社保缴费就超过51%了，“这样的社保缴费率在全世界最高”。

　　改革建议

　　今年下半年世界银行[微博]发布了一个报告，专门讨论中国的劳动所得偏低的问题，其中特别提到政府的税收过高。世行报告认为，政府税收就像嵌入需求和供给之间的一个楔子，会使供求关系出现异化。就劳动力市场而言，中国政府税收过高既减少了劳动者的实际所得，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人工成本。中国社保缴费的快速增长是税收楔子增长的“主推手”。

　　世行调查数据显示，从1998年到2008年，中国社保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增长了一倍多，而同期被认为“超高速增长”的税收只增长了七成。为此，世行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大幅度降低劳动者的税率，尤其是降低居民收入中用于社保的缴费，这其中包括住房公积金、失业保险和养老保险等。

　　在唐钧看来，社保、养老等问题，其本质是社会收入分配，主张延迟退休、提高养老缴费都是局限在用纯粹的“技术眼光”寻找改革出路，而撇开了政府的责任。

　　与唐钧同样主张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的还有多位国内知名的社保专家。在11月初，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就对外表示，以2008年为例，我国社保总投入仅占财政的7.5%，远低于德国的55.5%，加拿大的45.6%，美国的30.2%。

　　任玉岭认为，我国每年以20%以上速度增长的国家财政，其使用重点应该逐步转移至社会保障上。建议国家应将财政收入的30%以上用于社会保障和福利。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也在近期提出了相同的建议。

　　建议加大财政对社会保障投入的还有一些中央政策部门。本报从民盟中央内部人士处获悉，在国家发改委将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上报国务院之前，民盟中央在提交至中央高层的一份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建议中提出，国家应将关系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公共资源投向比重，在现有基础上再增加一倍以上；将民生福利投入增长高于财政收入增长列为刚性约束指标，争取到2020年达到占财政支出的3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