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民企担保劫

　　以血缘和友情纽带结成的融资担保圈，一直是浙商的商业传统和依赖的融资手段，盘根错节的连环担保在为无数浙江民企提供创业创富资金保障的同时，也在每家企业前进的路上埋下了定时炸弹

　　文 本刊记者  王磊磊

　　“倒下一个，就意味着倒下一片。”八月杭州的一间茶馆，赵程秉面色凝重的望着窗外，手里的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已经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20多年的他，头一次感觉自己是如此无力，曾经抱团取暖的伙伴们破产、跑路的消息接二连三传来，面对接踵而至的追债，一走了之的想法越来越强烈。

　　一个月前，杭州地区600家民营企业联名上书，恳请政府帮助他们渡过因银行催贷、抽贷而面临的难关，一场由担保引发的风波沿着浙江民企之间庞大的联保互保网络迅速蔓延，引发了更大面积的企业资金链风险。

　　赵程秉的公司便是这一大串担保危机骨牌中的一张。

　　除了来自银行的压力，曾经托起了浙江民企辉煌，成就了浙商无数传奇的民间融资和高利贷同样是浙江众多民企不堪承受之重。伴随着传统产业进入困局，利润日渐稀薄，民间金融掀起的巨浪，成为推翻担保危机多米诺骨牌的另一股力量。

　　担保，这个曾经为抱团取暖的浙江民企提供温暖的火花，正以燎原之势演变成危及生存的连营大火。“静下心来想，做企业是有多难。”老赵的一声叹息，无疑道出了众多企业主的苦恼，对于他们而言，深陷担保泥潭的诱因多种多样，有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的迫切，有融资无门的被逼无奈，当然，由于法制环境的不健全和资本的嗜血本性，圈套和骗局也从未缺席。

　　杭州民企互保圈与银行催贷风波

　　2012年7月末，一份由600家民企共同签字的请求信搁在了浙江省金融办的办公桌上，这封请求信向浙江省政府提出两点恳求：一是希望浙江省政府联合省经信委、省金融办、省银监局以及各级政府维稳办成立协调小组，对这次因银行催贷引发的民企资金链危机尽快进行集中和系统性的处置。二是希望浙江省政府出面与银行协调，暂时停止收贷，并尽快将近期所收贷款暂时发放给相关企业，给企业以喘息和处理危机的时间，争取今后3年之内，不要削减相关企业的贷款额度。

　　联保又称“互保”，是指互相担保，也就是企业之间对等为对方保证贷款，当对方还不出钱时需承担还款连带责任。浙江企业之间互保非常普遍，还有更多的采用“联保”，就是三家或三家以上企业组成担保联合体，所有成员为其中任何一家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

　　导致这场杭州民企资金链危机的有两大原因，一是中江控股董事长俞中江因无力偿还高利贷，资金链断裂，6月14日被杭州警方以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拘。旗下数十家实体企业和相关资产、债权、债务被全面核查。二是天煜建设有限公司旗下分公司涉非法集资案发，天煜建设全部账户和房产陆续被法院冻结查封。

　　作为天煜建设的互保企业，杭州家具行业龙头嘉逸集团首当其冲，它旗下的新洲家具为天煜建设的1亿元银行贷款提供担保，压力瞬间而至，8家银行开始向嘉逸集团集中收贷1.15亿元。

　　此后，沿着企业间阡陌相连的互保圈，催贷风暴逐级扩延。仅嘉逸集团的互保圈就有6家大集团卷入，涉及企业超过30家，互保金额总计4.18亿元，总资产为55.17亿元。因天煜建设引发的信贷危机，涉及到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23家金融机构，关联债务超过100亿元，关联企业近100家。

　　形势更不容乐观的是，此次600家民企的联名上书，并非有组织的行为。而是对今年上半年以来，600家民企向杭州各级政府递交的求助汇总。这600家民企中，甚至不乏行业龙头和中国民企500强企业。

　　民间借贷担保的司法难题

　　与向市政府上书的600家企业相比，严成忠的遭遇则为浙江民企担保风险提供了另一样本，对此，严成忠用了一句时髦的网络用语形容自己的处境——“躺着也能中枪”。

　　2012年5月，杭州中院的几纸判决交到了他的手上，驳回严成忠和美特钢结构公司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这意味着我公司对莫须有的1350万元的高利贷借款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问题在于，这一千多万元跟我完全没有关系。”严成忠一脸无奈的说道。

　　事情要从2011年3月说起，美特公司收到一份来自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的传票，一位名叫罗书一的原告向杭州上城区法院起诉称，美特公司销售人员王祖伟欠其1350万元欠款，并有五份《借款协议》为证，让严成忠没法理解的是，在每份协议的保证人(即担保人)一栏，均盖有美特公司的公章。

　　后经公安机关调查，王祖伟前后多次向罗书一借高利贷款，后因赌博和股票亏损无法偿还，后与罗书一补签五份《借款协议》，并以未经公司许可而使用美特公司公章的方式，在协议担保人一栏偷盖公章。

　　根据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和一审期间的庭审笔录显示，王祖伟承认美特公司的公章系其盗盖，并证实罗书一向王祖伟的借款均为滚动式，金额不等，且十分频繁，平均月息为六至七分，根据双方的交易明细，罗书一向王祖伟共计借款2623.4万元，而王祖伟向罗书一通过汇款方式交付给罗书一的所有金额为2451.25万元。“这1350万元可以说全部是高利贷利息，且五份借款协议双方均承认为事后补签且没有实际履行，这样的情况下，居然得到了两审法院的认可。”严成忠愤愤不平的表示。

　　严成忠指着判决书告诉《法人》记者，如果案件进入执行阶段，便意味着美特公司要承担起莫须有的巨额债务，“目前市场形势并不好，公司能维持现状已然很不容易，如果一下子被执行掉这么多资金，后果只有一个，那便是公司破产，数百职工面临失业，不堪设想。”

　　据浙江省高院经济庭一位法官介绍，今年以来，浙江省内类似美特钢结构公司“受骗担保”的案例就有近60起，涉及企业200多家，他们或者碍于情面，糊里糊涂的为别人的高利贷签字担保；或者受到亲戚朋友的蒙蔽，不知不觉陷入连环担保骗局；或者出于对法律法规的无知，贸然为高利贷担保。一旦跳进这样的担保圈套，往往导致多家企业倒闭。

　　浙江大学李忠教授在接受《法人》记者采访时表示，司法机关的裁判也正在成为企业面临担保风险的原因之一，民间借贷作为“草根金融”，在实际操作中，民间借贷存在正常的民间借贷和高利贷、非法集资等刑事犯罪活动交织的特点，如何正确区分担保资金的合法与非法，不仅关系到地方企业的资金链问题，更关系到社会稳定。《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理应在各级法院审理中得到认真对待和执行。

　　担保危机如何解套

　　7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7.8%，其中，第二季度GDP同比增长7.6%，12个季度以来经济增速首次跌破8%。7月22日，浙江省统计局发布了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上半年生产总值15790.4亿元，同比增长7.4%，增速低于全国水平，在已公布数据的24个省市当中位列倒数第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浙江担保危机来临便不难理解。

　　2008年金融风暴期间，国内民企就曾遭遇到一波联保互保危机。部分企业因急于扩张，导致资金链陷阱，以至于公司倒闭潮的发生，进而波及大批联保企业和供应链企业，浙江作为民企大省自然首当其冲。

　　造成担保危机的原因是多面的，从外部环境来看，尽管这些年国家对民营企业融资推出了一系列的鼓励政策，但民营企业“融资难”仍是老生常谈，高度垄断的金融体制使资金供给与需求结构存在严重的偏差，在民营企业融资过程中，信息的缺乏与服务民营企业金融机构的缺乏都是当前的重要弊端，缺乏能为中小企业提供有效金融服务的中小金融机构。

　　一位长期研究浙江民企生存状况的专家表示，浙江地区虽然民营经济发达，民营企业数量众多，但是规模小、财务状况不佳、信用条件差等问题却是浙江很多民营企业的共性弊端。很多民营企业缺少土地使用权、房屋权等银行普遍愿意接受抵押的物权。也就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在为民营企业提供贷款的同时承担了更大的风险，在这样的环境下，抱团取暖的作法便注定成为了众多中小企业的最佳选择。

　　在正常情况下，互保与联保是一种行之有效的风险控制体系，而这样的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方式也埋下了隐患，在极端情况下，风险关联性会将大大小小的企业全部拖入破产泥潭。而更为严重的是，当经济下行，企业资金链断裂，风险便像瘟疫般跨产业、跨区域大面积传染，并最终酝酿为金融危机。

　　救还是不救？

　　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政府和银行。

　　有关专家表示，解决目前蔓延的担保危机问题的关键在于让银行将联保互保网络解锁，暂时搁置联保互保企业的连带保证责任，让倒闭企业进入破产还债程序；或者延缓借款人的贷款期限，给企业创造自救机会。而从长远来看，如何打破金融垄断格局，放开金融限制，给民间资本开办银行的机会，通过竞争改变民企贷款难的问题则是问题的关键。

　　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吴晓波(微博)则认为，在化解危机方面政府的决策不可简单粗暴，政府可以做的是建立金融新杠杆，寻求新的抵押和担保机制，发挥政府的杠杆作用，立足长远，让好的企业得到保护，使坏的企业被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