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龙一号”的诞生，宣告国核技 AP1000一统中国三代核电技术的战略企图正式破灭。但后进者的前景未必顺畅，中核与中广核的战略分岔，正让其陷入“一个华龙、各自表述”的境地。

　　文 | 本刊记者  张慧

　　福建省福清市三山镇前薛村，中核集团(以下简称“中核”)福清核电站的所在地。这里被规划了6台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机组。

　　进入三月，随着天气逐渐转暖，福清核电站的工作人员的压力也与日渐增。因为电站于2008年开工的一期两台机组，受到设备因素的影响延期。这让中核原本计划“2013年年底投产一台机组”的愿望落空了。

　　但于中核来说，对这里寄予的希望远不仅如此。因为它更期待此地能够成为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的示范试验厂址——福清核电站的5、6号机组被允许采用“华龙一号”技术。

　　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华龙一号”终于被掀开面纱，曝露在公众视野中。今年两会期间，11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加快推动“华龙一号”走出去，早日实现核电“强国梦”》。

　　随后几天，中广核集团(以下简称“中广核”)董事长贺禹和中核董事长孙勤分别接受了多家媒体的密集采访，高调地宣布“华龙一号”已经完成了初步设计，并称其为“中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

　　所谓“华龙一号”核电技术，指的是中核ACP1000和中广核ACPR1000+两种技术的融合，被称为“我国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路线”。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截至目前，我国在运、在建、已核准尚未开工和已获路条的核电机组总计装机容量超过7200万千瓦，其中投入商运的核电机组18台，在建核电机组28台。除正在建设的三门和海阳核电机组(AP1000)，以及引进的台山(EPR)、田湾(俄AESG-91)核电机组外，其余均为二代或二代改进技术。

　　进入2014年，我国核电市场的利好消息就不断传出。1月底，国家能源局发布《2014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提出，今年核电新增装机量将达864万千瓦，相当于2013年实际新增装机容量的4倍。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更是提出要在2014年“开工一批水电、核电项目。”这被外界解读为“2014年将成为核电大发展的一年”。

　　但与此相对应的，则是中国核电格局的暗潮涌动。长期以来，中国核电市场被视为“混乱”的代名词。从两家核电公司的争斗，到国家核电技术公司(以下简称“国核技”)成立后的“三国演义”，关于技术、市场的竞争一直没有停歇。如今，“华龙一号”的诞生，是否能促进中国核电走向融合，还是仅为中核和中广核的市场权宜之计？面对中核和中广核的合作，国核技又该如何应对？

　　折中的方案

　　按照中核和中广核目前达成的协议，“华龙一号”的堆芯选用中核集团ACP1000技术的177堆芯，单堆布置，核燃料采用中核集团开发的CF自主品牌。在具体的项目上，可根据客户需求，配置个性化的专设安全系统。

　　在此之前，中核和中广核都在自主研发各自的三代核电技术。

　　中核ACP1000技术的研制历史可以追至1999年7月。彼时，中核集团启动了百万千瓦级压水堆核电厂(CNP1000)概念设计，并于6年后的2005年完成其初步设计、初步安全分析报告。

　　2007年4月至2010年2月，在前期研发工作基础上，逐步确定了“177堆芯”、“单堆布置”、“双层安全壳”等22项技术改进，型号更名为CP1000。这也是“华龙一号”采用的最核心技术的基础。

　　到2009年年底，中核已经完成了CP1000示范工程福清5、6号初步设计。据说，PSAR报告(初步安全分析报告)已提交国家核安全局，并召开了第一轮评审对话会，原计划2011年12月开工建设，但后来由于福岛核事故而无奈暂停。

　　2010年1月，中核在CP1000的基础上启动ACP1000重点科研专项研发。福岛事故后，按照最新法规要求，对ACP1000进行了改进，完成了顶层方案的设计。2012年12月，中核提交PSAR报告，三个月后，完成示范工程福清5、6号初步设计，并开展施工图设计，启动主设备采购。

　　而中广核自2005年以来，同样在法国引进的百万千瓦级堆型——M310型的基础上，也开展了自主研发的历程，通过多项技术改进，从CPR1000发展到CPR1000+技术，再到最终的ACPR1000+技术。其希望能够在广西防城港核电站2期3、4号机组上完成首堆示范。

　　2013年间，两大核电集团都曾对外宣称，自主研发的三代核电技术完成了初步设计方案。但令他们失望的是，两家都寄予厚望的三代技术落地项目，国家能源局均不予批准。

　　长期以来，中国核电技术路线的不统一，早已被广为诟病。随着我国核电装机的增加，自主核电技术基础的薄弱，研发力量分散的劣势开始显现，核电实现出口被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是遥遥无期。

　　实际上，早在1999年，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就提议两家集团联合研发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但最后没有成行，逐渐演变为今日技术路线混乱的局面。

　　2013年3月18日，吴新雄出任国家能源局局长。上任后的一个月后，他就提出了将中核ACP1000和中广核ACPR1000+技术进行融合的设想。并于2013年4月25号，由国家能源局牵头，召集双方领导专门召开协调会，商议将两家技术进行合并。

　　对于“华龙一号”的技术融合，国家能源局希望可以促进我国三代自主核电技术的标准化生产，结束混乱的核电局面，在资源上减少浪费。

　　“这一提议，在当时均遭到了两家集团的抵触，虽然出发点可能不同。但是迫于国家能源局‘不融合就不批准项目’的压力，两家公司不得已开始合作。”一位不愿具名的核电业内人士对《能源》杂志记者表示。

　　两大核电集团自此开始了另一种方式的博弈。

　　商讨合作方案的进程并不顺利。虽然都在大亚湾核电厂M310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但两种技术的堆芯、汽轮机、专设安全系统等多种技术指标都已存在较大差异。以何种方式合作，融合后的各项技术指标分别采用谁家的技术，成为双方各自争论的焦点。

　　其中最开始的方案之一为，双方成立合资公司，即把两家公司的技术设计人员集中起来，专门研究、开发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对于这个方案，中广核给予了否定。

　　“由于中核的技术比较成熟，ACP1000的总设计师是刑继，经验也很丰富。如果成立合资公司，应该就是刑继来主导。”核电专家张禄庆对记者说。

　　业内也曾传言，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中核集团总经理钱智明曾前往中广核进行谈判，向其提出方案：两家的技术，只选择一家；无论选择谁的，被选上的那家必须支付另一方研发时期所付出的成本，给予一定的补偿；前提条件是，不管采用谁家技术，都要保证2014年底能够在国内开工，如果不能在2014年底开工，就需要另外赔偿对方。

　　据了解，当时进行谈判的中广核负责人，开始时对这个方案有所认可，并声称决定考虑。但最后，这一方案也不了了之。

　　中核工程公司副总经理、ACP1000技术的总设计师邢继向《能源》杂志记者介绍说：“中核和中广核成立了专门的技术团队，从2013年4月份到12月份，集中讨论了8个问题，开了8个技术讨论会，最后看到了现在的方案。”

　　“这是一个折中的方案。”一位核安全专家表示。实际上，中广核最后做了较大的让步，因为堆芯组件是决定一个机型的重要参数指标，他最后放弃了自己的157堆芯。

　　“这其中很大的原因在于，如果想要实现出口，燃料必须也能够实现国内自主。中广核还不具备生产燃料组件的能力，而中核已经具备。”张禄庆告诉记者，“如果中广核一味坚持采用157堆芯，国内不能满足其燃料组件的生产，只能依靠国外。”

　　但对于专设安全系统，中广核则坚持自身的安全方案，采用的是“3系列”，即三套非能动安全装置。而中核还是依然采用原本的“2加1系列”，即2套能动安全装置加一套非能动安全装置。

　　“如果中广核不坚持这一点，那‘华龙一号’技术似乎跟他没什么关系了。”一业内人士评价道。

　　待解后遗症

　　孙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很多专家同意，在保证安全性、先进性的基础上，求大同存小异，既体现了中广核的特点，也体现了中核的特点，在专设安全系统上是允许存在点差异，但必须符合国家的三代安全技术标准。”

　　但事实上，合二为一后的“华龙一号”，对于中核而言，似乎与其研发的ACP1000并无出现较大的差别。

　　也有业内人士对记者表示，“华龙一号”只是中核和中广核技术的表面融合，实际上还是各自为政，更用“貌合神离”一词形容两家关系。

　　暂且不论两家集团的合作到底有多深入，但单从“华龙一号”技术路线的公开方式看，或许能见几分其中的端倪。

　　2013年年底，两大集团公司均未对外透露技术合作事宜，直到2014年1月15日，在中广核的年度对外新闻发布会上，中广核新闻发言人胡光耀透露，与中核合作研发的“华龙一号”已经完成了初步设计，并称该技术结合了ACP1000和ACPR1000+的特点优势。这是“华龙一号”的首次官方公布。

　　而后，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贺禹提出有关“华龙一号”的提案。但并未公布“华龙一号”的具体细节。

　　与此同时，孙勤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明确指出了“华龙一号”技术采用中核177堆芯，专设安全系统有所差异。

　　2014年3月11日，中核专门召开了有关“华龙一号”的新闻发布会，表示“华龙一号”是目前中国唯一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三代核电品牌、中国核电走出去的重要支撑，并展示了中核集团为此付出的背后艰辛。

　　就在当天，《能源》杂志记者曾致电中广核宣传部人士，但其并不知情中核将会举办“华龙一号”新闻发布会的事情。

　　这不仅令人产生疑惑，既然是两种技术的合并，为什么中核和中广核没有统一就“华龙一号”举办新闻发布会，对外进行正式公布，而是各自宣布内容。“如果说因为在不同地方，那起码两家公司可以选择同一时间进行宣布，但这都没有。”一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感叹道。

　　对于“华龙一号”知识产权的问题，孙勤表示，品牌是双方共有，知识产权方面，技术是谁发明的产权归谁。他同时强调：“产权和品牌不是一个概念，比如堆芯是谁发明的，燃料是谁发明的，专设安全系统是谁发明的，这个都是有知识产权的。”

　　也就是说，如果中广核要建设“华龙一号”，品牌上可以与中核共同使用，但中广核如果采用了中核的技术，则需要付一定的技术成本费。

　　对于如今已经确定的方案，中广核放弃了自己ACPR1000+的堆芯技术，采用了中核的方案。如此，中广核想要在国内外建设“华龙一号”，需要向中核缴纳技术专利费用是毋庸置疑的。

　　实际上，对于双方合作的推进，中核一直处于“着急”的态势，其非常希望能够尽快合作成功，实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路线的落地。

　　原因在于，中核之前与巴基斯坦签署ACP1000的出口协议时表示，国内的ACP1000将会与巴方项目一同动工。“如果国内都不建，凭什么要求人家信任你？”中国核能行业协会副理事长赵成昆说，“这是中核当时对巴方的承诺。”

　　但由于国家能源局迟迟未批准中核项目，以至于巴方的外围工作已经动工，但国内的ACP1000项目却仍旧悄无声息。

　　此外，对于阿根廷等国外项目，中核也希望能够有进一步进展。阿根廷核电公司已于2012年6月正式向中核集团颁发了ACP1000技术通过资格预审证书。“如果中核三代技术能够在国内有落地项目，那对促进其出口是非常有利的。”赵成昆表示。

　　据记者了解，中广核对于“华龙一号”的前期合作探讨，则表现得更为“不慌不忙”。先前，中核提出过多项合作方案，其都给予了否定。“这是因为中广核ACPR1000+技术的研发进程落后于中核，在那时还没有完成。一直拖到最后完成了自己技术的设计，才开始正式考虑合作事宜。”张禄庆解释道。

　　两家公司在“华龙一号”合作过程中的微妙关系显而易见。虽然双方最终做了让步与妥协，达成了协议，但也留下了诸多“后遗症”等待解决。融合后将面临的挑战，成为业内人士更为关心的问题。

　　在之前的海外市场上，我国核电企业曾出现相互竞争现象，被称为“窝里斗”。为了避免此种局面，据有关人士透露，国家能源局曾对各家核电企业的海外市场做过初步划分：中广核为英国、东欧以及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国家；中核为阿根廷、非洲以及西亚、南亚国家。但此种方式的效果有限，毕竟这还要取决于各国的自愿选择。

　　“华龙一号”被定位于“出口国外的技术”，那中核和中广核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将“华龙一号”这一品牌推向国际市场？如果两家公司还是单独各走各的市场战略，那与之前的两种技术并行是否并无多大区别？

　　“目前两家集团还是松散的联合方式，只是解决了眼前问题，至于今后该以怎样的方式出去，还需要磨合。”中广核一内部人士对记者说。

　　《能源》杂志记者曾就“华龙一号”出口后的利润分成问题提问刑继。他表示，“双方之前已经考虑，在长远合作方面，围绕组成方式、商业模式来展开。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核电新格局？

　　在这场技术合并的大戏里，国核技作为旁观者，也是最不能避免尴尬的角色。

　　因为，中核和中广核联手合作的“华龙一号”，将是国核技AP1000/CAP1400的直接竞争对手，它们均为三代核电技术。国核技一直向记者强调，其并不想对此发表议论，也不想引起不必要的争议。

　　目前，公众对之前核电“三国演义”的关注，也转化到“华龙一号”和AP1000/CAP1400的关系上。孙勤一直对外声明，“华龙一号”的定位主要是出口，在国内，只是希望建设小批量。贺禹也表示，国内的三代核电技术路线是“一主一辅”，“华龙一号”只是辅线。

　　国核技自然希望“华龙一号”只用作出口，不在国内形成竞争。但在郁祖盛看来，国内四个机组的示范堆并不能满足中核和中广核的胃口。“要想收回前期研究成本，他们必定想要在国内进行批量化生产。”

　　赵成昆告诉记者，AP1000在国内的进程表现，给了“华龙一号”机会。2007年，中国决定从美国西屋公司引进三代核电技术AP1000，同时成立国核技作为引进、消化、吸收AP1000的平台。AP1000技术的引进和国核技的成立，正是基于当时中核和中广核技术路线、标准不统一，争议较大，国家为解决自主化技术进展缓慢的问题。但实际情况，并不如预期的顺利。

　　2009年4月，AP1000依托项目首台机组浙江三门核电站一号机组正式开工。原计划2013年年底完成的项目，目前来看，拖延两年已成定局。“该技术的关键设备，主泵、爆破阀、飞轮等，都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行反复的改进。”赵成昆说。

　　据了解，阻扰AP1000技术进程的最大因素，在于关键设备主泵，其由美国EMD公司制造，多次发货均不合格。

　　至于CAP1400，国核技方面称，各项研究、设计及现场工作正有序进行，并做好了2014开工，2017-2018年建成、投产发电的准备。但未拿到能源局的正式批准文件前，变数仍在。

　　2014年3月26日，中广核阳江核电站1号机组投入商运。这与同时期开工建设的三门核电项目形成了对比。实际上，国家最初希望阳江1期工程作为AP1000示范项目，但最后中广核的坚持，得以采用CPR1000二代改进型技术。

　　正是因为AP1000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多种状况，未能按期投产，国家能源局对新建AP1000机组以及CAP1400的审批工作也变得更难以决定。

　　另一方面，中核和中广核联合开发的“华龙一号”技术，进展也并不乐观。据记者了解，“华龙一号”融合方案上报国家能源局后，能源局委托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进行评审。结果，中咨公司却认为其还存在诸多变动的选项，两种技术并未真正融合为一体。由于国家能源局未对“华龙一号”做出批准，国家核安全局也就无法接受评审。

　　三月中旬，国家发改委召开会议，针对当前核电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专家指出，我国核电发展进入了一个困局，虽然发展了三十多年，但眼下却处于没有合适机型可建的尴尬局面。“AP1000进展不顺利，新融合的‘华龙一号’又未得到认可。”

　　张禄庆坦言，政府有关部门正举棋不定，拿不准何时何地开建何种新核电机组，才能既不折不扣地符合2012年10月24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关于“十二五”时期新建核电机组必须是三代机型，符合全球最高安全要求以确保核电安全，又能实现被拓展了的核电发展规划目标；同时，还要落实核电走出国门的国家战略。

　　目前，中核和中广核都在大力呼吁“华龙一号”能够尽快在国内有落地示范项目。在这份《加快推动“华龙一号”走出去，早日实现核电“强国梦”》的联名提案中，除贺禹外，包含的全国政协委员还有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国资委[微博]副主任金阳、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总经理王寿君、东方电气集团董事长王计、中国核电工程公司总经理刘巍、中国核动力研究院院长罗琦等。

　　委员中既有政府人员，亦有核电业主、设计、建造单位、设备供应商。在他们看来，“华龙一号”如能够落地，对于核电业主实现核电出口，消化国内目前设备产能过剩的问题，都大有益处。

　　“他们希望采取‘以外(出口)压内(国内)’的方式，制造舆论，推动国家能源局的批准。”国核技一位人士对记者表示。

　　但一个不置可否的事实是，中核和中广核关于自主三代技术整合的结果，并没有完全达到国家能源局的满意程度。这成为国家能源局迟迟不批准落地项目的原因之一。

　　据相关人士透露，在国家能源局1月底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对“华龙一号”技术做了严格的规定，提出了四条要求：第一，中核和中广核必须拿出一个统一的融合方案；第二，所有的设计需要通过核安全局的审查，安全技术上确保不存在问题；第三，安全性和经济性指标都不能低于AP1000；第四，融合后的技术只用于出口项目。

　　《能源》杂志记者向能源局相关官员求证，其表示，从目前形式来看，国家高层已经确定，国内一律采用AP1000技术。记者追问：“那意思是华龙一号不可能在国内落地，连示范项目也不可以？”其回答是：“目前可如此理解。”

　　这对于中核和中广核来说，无疑是一道背道而驰的政令，将会使“华龙一号”陷入怪循环——因为不具备出口能力，所以希望在国内建示范项目，但是国内不准建，所以无法出口。

　　赵成昆对于“华龙一号”只能用于出口的说法表示不理解。“按照我国目前核电的发展速度，未来核电需要的装机自不在少。采用两种技术，并不为过，也可以避免风险。”

　　针对这一说法，郁祖盛却认为，为了防止安全建AP1000机型有可能造成所谓的“共模失效”，需要有“备用”方案的理论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关键在于“华龙一号”是否可作为备用。“国家能源局要求‘华龙一号’的安全性和经济性指标都不能低于AP1000，但它要全面达到此安全性指标是十分困难的。”

　　有专家对记者坦言，国家能源局之所以将“华龙一号”定位为出口堆型，很大的考量在于AP1000。AP1000是国家层面花费几百亿美元引进的消化、吸收项目，如果“华龙一号”在国内开建并取得不错成绩，那就是对引进AP1000政策的一种否定。

　　眼下，摆在国家能源局面前的难题有三：是否新批AP1000项目、能否同意开建CAP1400的示范堆、是否要批准“华龙一号”四台示范机组。

　　“华龙一号”引发的更大影响在于，中核和中广核的合作，使国内核电市场变成了两大核电集团和小兄弟国核技的竞争。由于国核技不具有核电运营牌照，无法成为业主单位，AP1000迟迟未能投产，其也在寻找合作伙伴的传闻一直不断。

　　至此，我国更大的核电变局，正在暗中酝酿。“最大的可能性是国核技和中电投合作。中电投有核电运营牌照，但是设计力量薄弱，双方可互通有无。”有关人士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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