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诞生记
《传媒》诞生记
1999年7月5日，当刚刚从印刷厂取回散发着油墨味的《报刊管理》(《传媒》杂志前身)拿到我们手上时，大家的心情格外兴奋。因为这本刊物是经过一个多月、两个杂志社领导兼编辑、在原先“三无”(无资金、无设备、无场所)的条件下诞生的。
1998年，我受命牵头组建新闻出版署的一个事业单位报刊服务中心(因故未建成)。9月25日，我向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梁衡请示，报刊服务中心创办一份报刊管理方面的期刊。9月28日，署长于友先圈阅同意。年底，经履行有关程序后新闻出版署下文批准报刊服务中心创办《报刊管理》杂志。
筹办杂志、办理手续，那是1999年春天的事。我和李晓燕招聘了几个人开始商量如何办这个杂志。当时杂志社没有分文，大家决心白手起家、因陋就简，一点一滴着手干起。没有场所，是李晓燕通过《中国新闻出版报》的李晓晔介绍，然后选定了中国工运学院内的几间旧房子；没有租房资金，几次借款碰壁后，是时任英语辅导报社社长包天仁慷慨捐助，派人送来43000元的租房支票；没有设备，是李晓燕从自己家搬来一台电脑和装杂志的口袋，又是她把《中国消费者》杂志淘汰下来的旧桌椅书柜拉过来。“三无”终于变成了“三有”。
5月中旬，我到中国工运学院去看杂志社的办公室，李晓燕正带着四五个人打扫和整理刚刚装修过的办公室。
办理出版手续也是一项很繁琐的工作。杂志社几个人分工负责、各司其职，比如我负责刻各种印章，李晓燕负责内部事务等。因人手不够，我们还从《中国消费者》杂志暂借了又泼辣又能干的年轻女编辑吴杰最后办妥了又复杂又唆的法人代码证和广告经营许可证。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当时分管报刊工作的副署长梁衡，对创办《报刊管理》投入了大量心血，许多具体的事情他都出主意并具体指导。当时的报刊司司长刘波、副司长李宝中、王国庆都对《报刊管理》付出了很多辛劳。
杂志社刚成立不久的1999年5月24日至29日，由梁衡副署长和刘波司长研究决定的新闻出版署第六期报纸总编辑上岗培训班在京举行，有130多人参加，该培训班的工作安排和具体事务都交由《报刊管理》杂志承办，为杂志筹集了部分资金。
1999年6月13日至14日，梁衡副署长在山东淄博举办《99特邀报纸改革与发展论坛》上，着重介绍了《报刊管理》的宗旨和策划。在这次会议上，《天津日报》总编辑张建星表示全力支持《报刊管理》杂志的工作，并第一个作杂志封面照。接着《哈尔滨日报》总编辑王建男表示紧随其后作第二个封面照。
时任副司长的李宝中利用分管期刊的条件及时为杂志撰写卷首语，并出主意帮助搞经营，王国庆副司长在杂志上开辟《管理法规》栏目，每期一篇。由此，使《报刊管理》从经营到内容不断有了较好的优势和条件。特别是在创刊号上，梁衡还动手撰写了《为了管理，为了繁荣》的发刊词，大大提升了杂志的号召力和影响力。
当时社会上一些网络和各种媒体日渐兴起，如果刊物只是固守在报纸和期刊上，受众和报道面会越来越窄，这样不仅影响刊物的发行，而且会影响今后的发展。如果刊名改为“传媒”，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路子会更广阔。经与梁衡副署长商量，他很同意把刊名改为“传媒”。经过更名程序后，2001年1月，更名又扩成大16开的《传媒》正式以新面貌问世。从中国和世界蓬勃发展的势头来看，《传媒》的更名无疑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报刊管理》原来由报刊服务中心筹备组和《中国产经新闻》主办，因报刊服务中心未予批准，加之《中国产经新闻》主办工作不大顺畅。在梁衡和刘波两人提议下，杂志决定交由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主办，便随后办理了变更手续。从2001年1月开始，《传媒》杂志正式由中国科学出版研究所主办。
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实施对《传媒》的主办后，在组织、思想和业务建设方面，都予以适时的领导、指导和引导，在两者不在一处办公的条件下，出版科学所领导经常到杂志社听取汇报、部署工作，和我们一起策划运作。
2002年下半年，杂志社研究认为，在办公场所问题上，与其每年用十几万元租房办公，不如用银行按揭的方式购置一套自己的办公用房，而且杂志社当时也有了尽管不多也够首付的资金。经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领导同意，在李晓燕的主持下，杂志社在方庄龙珠公寓购置了一套176平米的二手房。2002年底，杂志社从中国工运学院的租房中迁到了龙珠公寓，《传媒》杂志从此有了自己的办公场所。
2005年1月，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在三路居有了自己的办公楼，《传媒》杂志不仅在编制而且在办公地点也被及时收拢其麾下。从此，以郝振省为社长、魏玉山为主编的《传媒》杂志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的直接领导下，不断得到繁荣和发展。
作者系传媒杂志社第一任社长，现为传媒杂志社名誉社长
剪烛西窗
忆《传媒》小事
友人约稿，意将当年创刊《传媒》时的经历、感悟、反思写成文章，留下些见证，为《传媒》杂志创刊十周年添点色彩。我不敢偷懒，只得懒汉也提当年“勇”了！但当我真的坐在电脑前，对着键盘回忆起当年创刊时的点点碎片时，心情却十分复杂，甜酸苦辣、一言难尽，化作一声长叹！我懂文字忌繁、忌重复，况且原《传媒》杂志社的社长史占旗老师，正在长篇回忆着当年的创业历程、工作片断，我就简而言之说个当年的小故事，亦庄亦谐，权当交卷吧。
创刊号出了个大错误
那是10年前的事情了。
1999年四五月间，经过两个多月的创刊筹备，其中包括确定宗旨、规划专栏、邀约重稿、设计封面、布局版式、寻找办公地点、银行开户、工商登记、申请条码、联系广告等等，一系列环环相扣、必不可少的紧张准备之后，7月初，名为《报刊管理》(《传媒》杂志前身)的第一期刊物，即创刊号，终于向全国的传媒大众立正，敬礼，报到了！
天大的喜事！创刊号运到的当天，杂志社的全体人员欢呼雀跃。大家看着这本付出了自己百日心血、沁着阵阵油墨清香的印刷品，终于堂而皇之地张扬问世了，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此刻，人人手捧着一本创刊号，像看亲儿子一般地翻来覆去，百看不厌，爱不释手。
很快，当大家把那本48页、小16开《报刊管理》杂志中的8万多字，像看情书似地从头到尾专注地亲热了一番之后，突然有人大声惊叫：糟糕，出错了！咱们的创刊号出了一个大错误！顿时，现场所有的人都傻了！原来，在创刊号的第45页，《中国部分名刊大刊6月份期发量》的刊名中，《家庭》杂志的刊名出现了重复，而《少男少女》的大名却被漏掉了。当时，五月底的天气已经急速升温，刊社里的空气也十分躁热，但这个失误还是让我惊出了一身冷汗！
6000册的刊物摆在地上，因为一个重要的失误，他们将是一堆废刊，将是一个让圈内人贻笑大方的“业内”创刊号，作为主编，虽然有种种客观原因，但我责无旁贷、追悔莫及。对着眼前小丘般堆砌的《报刊管理》创刊号，我无语、无助，火红的期刊封面将我的脸几乎羞成了一块大红布。
还是曾经的新闻出版署报纸司副司长、当时的报刊管理杂志社社长史占旗老师见多识广，禁得住事。他说：“错了四个字有什么了不得？刊物没有发出去就没有造成不良影响，我们只要把有错字的地方贴字改正就行了。需要注意的是：纸张的颜色、修正的字型字号要尽量与原刊物保持一致，问题完全可以轻松解决！”
几句话说得我茅塞顿开，终于长出了一口闷气。于是乎，我不敢怠慢，立刻向大家布置任务：当天下班之前，相关人员必须要打印好足够修改错字用的、印有《少男少女》字型的纸页；明天全体人员(就三四个人)提前上班，抓紧时间贴字改错；下班之前必须把纠错后的“创刊号”全部送到邮局，发往全国各地。
不是我性急，不是我非要生逼着大家争分夺秒地干活儿，全因为新闻出版署的相管领导早有指示，必须要让业内同行在月初见到这本新创刊的管理杂志，以利主管部门对全国报刊的工作指导。由于我们的失误已经耽误了一天宝贵的时间，而此刻，时间紧、责任重，我怎么敢掉以轻心？！杂志社的员工全是通性达理、善解人意的，大家一致表示，一定会在明天下班之前把修正的杂志邮发出去！我明白大家的心思，谁也不愿意让自己刚出生的“孩子”带着“伤残”去见人，就是我不说，大家也都会本能地“护犊子”。
半夜纠错当了剪贴工
出了大错，我心里搁不住事，这一晚几乎彻夜未眠，《少男少女》几个字净在眼前晃。夜里三点，我索性爬起来，反正也睡不着，不如先到杂志社去贴字改错吧。主要责任在我，多干点活儿心里踏实，良心上也是必要的。这么想着我就出了门。
虽然我家离杂志社很近，但是半夜三更走下早没电梯了的10层楼，穿过黑黢黢的排满参天大树的校园，到空无一人的杂志社里去干活儿，心里还是有点儿害怕、有点儿紧张。但当时也顾不上那么多了，早点把错刊改完、早点发出去是我心里唯一的念头。一路上，我三步并作两步、碎步紧捣，像身后有个鬼追着似地快步如飞。一进杂志社的大门，我迅速反手锁上了大门，又把几间办公室的顶灯全部打开，借以壮胆。
这一夜，我剪、我贴，我再剪、我再贴，手脚麻利得像是回到了当知青时在印刷厂当装订工时的状态。看着眼前纠错后的《报刊管理》杂志，一本本地改正、一摞摞地堆高，成就感和兴奋感使我很快就忘掉了身边的一切。什么窗外的黑暗、什么室内的寂静，仿佛都离我而去，留下的只有快乐和满足。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待黑暗逝去、迎来黎明，待天色大亮、8点多钟同事们上班时，我已经粘贴修正好了1000多本杂志。同事们惊讶、兴奋，即而携手奋战。常言道，“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天下午下班之前，我们及时地把一包包、一袋袋的杂志纠正了错误，写好了全国各地主要传媒用户地址的近4000份《报刊管理“创刊号”》，如期装上了邮局的绿色邮车，看着邮车缓缓离去，大家的心情别提多高兴了。
此时，虽然已经到了下班时间，为了日后不使一份错刊流出编辑部，造成负面影响，大家齐心协力，一鼓作气把剩下的近2000本刊物也都全部纠错完毕。当最后一本错刊被纠正完时，已经到晚上7点多了，天又黑了下来。此时，我经历了20多个小时，大家也都整整苦干了一个白天。尽管疲惫，但人人的脸上都露出欣慰的笑。
这是一件当年的《传媒》小事，其中的甜酸苦辣今天想起来都会让我哑然失笑，想必读者也能从中体会点什么，悟出点什么，至此就算我交卷了吧！
作者系《传媒》杂志第一任主编
有一种爱叫絮叨
我的《传媒》情缘
我曾经用过一个网名，叫“我本复杂”。 我是很复杂，不是心理，是经历——编过报，办过刊，做过盘，出过书，拍过电视，搞过内参，可谓传媒界的老江湖了。但多老的江湖也都船过泛波，多老的江湖也都风急起浪。因为，在江湖的冷风激浪背后，总有一些记忆历久弥新，总有一些名字备感温馨，总有一些情愫萦绕不去，总有一些遗憾缭绕于心。《传媒》就是一个使我什么时候听到都倍感温馨的名字，就是一段使我什么时候想起心里总会升腾起无限感慨的记忆。
今年是《传媒》杂志创刊十周年，编辑约我写上一篇。我推辞再三，实在不想写，因为我知道，感觉里的东西，写出来已经满不是那么回事了。因为我还知道，絮叨几句我与《传媒》的往事，再说上几句赞扬和期许，这样的文章是没啥价值的，也是没人爱看的。但最后还是写了，因为我找到了个可以写的理由：有一种爱叫絮叨。
结缘
初见《传媒》，是8年前，在亚运村的一个邮局。该期是以一位传媒业的领军人物为封面，黑色调，庄重，沉稳。那时我刚从偏远的黑龙江来到北京的报社工作，正是看什么都新奇的时候。毕业后一直在传媒行业混，第一次见到传媒行业专业性杂志，感到很新奇，很喜欢。再看内容，可读性很强，于是成了《传媒》的忠实读者。只是每期得之不易，周围的报亭没有，只好每月到亚运村的那家邮局去买。后来就订了一本，每期读得都很认真、很虔诚。
没多久，《传媒》“变脸”了，不再用人物为封面，主编也换了。这一时期不长，也就一年多，2003年到2004年底，前后出版了15期，特色是主打文章有气度、有深度，《时尚模式》、《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新京报一周年》、《英雄——2003，他们创造历史》等文章，现在还能记起那些精彩的语言和内容。这更加深了我对《传媒》的喜爱，有一天我读后掩卷，忽发奇想：如果有机会去编这份杂志，应该是很有趣的工作。听说美国航天中心有这样一条标语：只要我们敢于梦想的，都能够实现。这话没错。没想到，很快，实现我梦想的机会来了——2004年8月，《传媒》招聘副主编。
应聘的时候，负责招聘的领导问我：如果《传媒》没机会，你是否考虑其它岗位——同时招聘的还有《传媒》主办单位所属的另外两个杂志和一个出版社。我回答是不考虑。我只喜欢《传媒》，我断定《传媒》有更好的市场潜力和发展前景。
驾辕
《传媒》副主编的岗位竞争是很激烈的，为了竞聘这一岗位，我特意把和《传媒》相近的几本杂志如《今传媒》、《传媒观察》、《中国记者》等杂志找来研读，与《传媒》对照研究，很有收获。最后，2005年1月，我如愿以偿成为《传媒》副主编，主抓内容。
当时《传媒》人手很紧，主要编辑工作都由我带着两个刚毕业的女孩来负责。如果说《传媒》是一驾马车，内容是车辕，我就是那驾辕的马。策划、采访、编辑、校对、合片，甚至封面设计、录音整理，都要亲历亲为。刚到岗不久，常务副主编带我和另一位编辑去采访石峰。石峰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对这次采访很重视，谈了很多重要内容。采访回来，整理录音，常务副主编不可能亲自动手，那位编辑说没弄过，整理不了。那时我刚患感冒，流着鼻涕，连续两天加班到深夜，整理出了录音，又根据录音写好了稿子。后来这篇稿子被《新华文摘》人民网转发，影响很大。
在《传媒》“驾辕”的时间仅有半年，6期。这半年，是我工作以来最累的一段时期，但当我看到一篇篇稿子、一本本杂志印刷出来摆在桌上，内心快乐无比。我就这样累并快乐着度过了我的半年《传媒》生涯。朱学东在他的博文《十年一觉传媒梦》里写道：“(在《传媒》的一年多)从杂志选题到印刷完成之后上市，每一个环节，我都是如此清晰，这是唯一一个给我这样锻炼机会的杂志，他为我后来的杂志生涯做了最重要的铺垫——虽然说这违背了社会分工，但一年之内，我的成长，跨越了他人多年需要跨越的职业岗位历练。”《传媒》的半年也是我办杂志收获最大的半年，这点我与朱学东有同感。从这点上说，我永远感谢《传媒》。
离歌
离别如歌，人生几何？
离开《传媒》，仍然心系《传媒》；离开《传媒》，仍然与《传媒》有不解之缘。离开《传媒》去一家报社应聘，在那家报社社长的办公室，见他的桌上放着《传媒》，拿过杂志，我指了指自己的名字，其他的语言就基本省略了。有一次去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办一本杂志的年检，因涉嫌违规，工作人员态度明显严肃，当我看到他的桌子上摆着《传媒》，就和他聊起了《传媒》。听说我曾经是《传媒》副主编，再聊起我策划和写的文章，我们马上成了熟人。秉公办事的原则没变，对我的态度却马上变了。2007年传媒创新年会会场上，我是观众，在领奖嘉宾里我发现了一个特别熟悉的身影，那是我在新华社时的老领导，他现在在新华社的一个著名报纸当老总他问我你怎么也来参会？我说，我曾经是《传媒》的一员。《传媒》时期认识的一些朋友，还常聚会，聊天时山南海北之后，总会聊到《传媒》。
只因曾经为《传媒》填过砖、加过瓦、出过力、流过汗，只因为有一段刻骨的爱。
作者系《传媒》杂志原副主编
守住那段岁月
刚刚才结束金秋九月的第一场大型商业活动，睡眼惺忪之际，接到《传媒》编辑部的电话，这份与我命运息息相关的杂志竟然已经十年了。刷牙的时候，看看镜中的自己，有种时光荏苒却矢志不渝的感觉。《传媒》还在为行业鼓与呼，我还在这个行业中磨砺自己的职业生涯，一切都行走于变与不变之间。
回武汉的这三年间，每每出差到北京，总是会带上武汉的同事去簋街的金山城火锅店宵夜。在《传媒》工作的时候，夜间加班是常事，除了在家里通宵赶稿外，编完版制完版也在转钟之后，簋街的火锅就成为了慰籍心情的地方。两瓶啤酒下肚，侃侃行业中的家长里短，不知不觉天都放亮了。那时候我被很多业内的老总们笑称是个超级写手，而我对他们则以师辈相称。每每与他们交谈时，他们身上洒落的江湖意气影响了这以后数年间我的职业生涯。我以与他们相识为荣、与他们相知为幸，以他们为自己的榜样。
本应是《传媒》杂志十周年的一篇激昂文字，但是信手写来时却还是觉得落笔稍显沉重。前几天北京的朋友来汉，酒席间他们谈起时尚教父吴泓去世的消息，当时我就一下子蒙了。我竟然拿出手机，脱口而出“我给他发条短信去”，席间众人都笑了——他们以为我在玩黑色幽默。我没笑，耳边仿佛听到吴泓又在畅谈《时尚》版图的扩张，仿佛这位儒雅的杂志之父就在席间与众人共饮。
回到家，翻看当年《传媒》所做的“时尚模式——10年打造一个期刊品牌”，想起时尚集团的投资人IDG亚洲区总裁熊晓鸽先生曾对我说：“在名誉与财富的背后，我们也只是常人，我们都只是生活在一天24小时的同一刻度之下。时间是金钱不可买回的，失去了就失去了。”心里总想做点什么，于是跑到时尚官网上看到了吴泓先生的网上追悼页面，只见悼词缀缀，献花者近二十万人，我也挑选了一枚白莲花祭上。
都说在媒体做职业经理人难，其实在媒体奔波这么多年来，识人无数，深切感受到，最难的不是职业经理人，而是媒体老总们。他们通常是一家之主，有着行政级别，又是法人。他们不可能像职业经理人那样来去自由，他们也不能说干得不如意就换一家媒体再干。他们要知人善用，用人之长而无视其短，他们要代表媒体应付客户的酒局饭局，甚至忍受客户的议价搔扰。他们很累，但是为了大局永远也不能说累。
在《传媒》的日子，于我是一段成长的岁月，是一段听说与见识的历程。虽然现在仍然是一种飘泊的状态，但是对于那些师辈们所说的话，已颇能领悟。我想守住那段时光，因为那是我职业生涯里最美的风景。
作者系《传媒》杂志原采编主任
我对《传媒》杂志的几点印象
在举国迎接新中国60年华诞之际，《传媒》杂志也迎来了10岁的生日，我作为一名新媒体的代表和杂志的忠实读者，对《传媒》杂志创刊10周年表示热烈的祝贺，《传媒》杂志作为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主管的唯一一家行业旗舰刊物，十年来时刻审视着业界前进的轨迹，指引并推动着整个行业的发展，成为行业内不可或缺的声音。基于对《传媒》杂志的粗浅认识，我用几个关键词来谈谈我对《传媒》杂志的印象。
与时俱进 宽大视野 《传媒》杂志经历的这10年，也是我在这个行业发展中最重要的10年。从《人民日报》、《京华时报》、上海《青年报》到世通华纳，每个阶段都能从这本杂志中汲取最有益的营养，同时每取得的一点进步也为《传媒》杂志所肯定和推广。我也切实感受到《传媒》杂志总能与时俱进，从对报刊平面媒体的关注到对广电媒体以及新媒体的关注，不断放大传媒的视野，拓宽了行业的眼界。信手拈来一本《传媒》杂志，既能看到报刊、广电也能看到开心网、SNS和YouTube。
立于潮头 深入行业 近几年传媒杂志社打造了一批名记者，他们能够与业界充分沟通融合，把握行业发展的脉搏、突出行业重点、关注传媒大事件，一批重头稿件在业内引起广泛关注。今年第九期的《昆明报战十年志》把昆明的报业竞争分析得淋漓尽致。包括当期的《时尚期刊进入“他”时代》等，内容都是关注行业新动态，现代传播邵忠老师的访谈也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月我在香港亲眼目睹了现代传播的上市敲钟，可见《传媒》杂志总能把握最新动态知晓大家关心的话题。
政策指引 时效权威 中国传媒的巨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变革，《传媒》杂志能够快捷透彻地解析最新产业政策、指明行业发展方向。在杂志上经常看到新闻出版总署领导对政策的解读，甚至是独家专访。同时《传媒》杂志又能切合行业实际做深入浅出的报道，比如今年第八期关于《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与省市报整合这两个报道，把中央的重要的政策以生动的案例进行了深入的解剖，引人入胜。
关注人物 体悟心声 正是因为《传媒》杂志能够深深扎根于传媒行业，所以对传媒人物给予了空前的关注和尊重，对成功者的歌颂、对失败者惋惜，从来都是《传媒》杂志不惜笔墨的重头，对于很多传媒风云人物史诗般的描述，常常令人动情。中国传媒业巨变的这10年正是传媒人动荡与机遇并存的10年，这里很多荡气回肠的故事令人动容。《传媒》杂志对传媒人的这种关注也为杂志赢得了业内人士的尊敬，很多人成为《传媒》杂志的铁杆读者。
打造平台 互动沟通 《传媒》杂志并不满足于办好杂志，同时也打造了数个极具影响力的活动，为业内提供了很好的交流沟通的平台。比如中国传媒创新年会、中国传媒产业经营管理论坛等。这些活动有效地加强了业内信息的互通，加强了媒体融合，也为传媒人创造了一个很好的交往平台，提升了杂志的影响力。
以上是作为一个读者也作为一个作者以及合作伙伴的一点认识。可以说，《传媒》杂志的十年，是披肝沥胆、硕果累累的十年，衷心祝贺《传媒》过去十年取得的成绩，希望《传媒》杂志越办越好。
作者系世通华纳移动电视传媒集团常务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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