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夏欣 北京报道
9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出台。柳传志毫不掩饰内心的激动，脱口而出的感受是“喜出望外”！
作为联想集团创始人、联想控股董事长的柳传志，看似一句简单的“喜出望外”背后，实则蕴含着很深的历史体味。当1978年《人民日报》上刊登出一篇有关养牛的文章时，他便见微知著。之后，联想诞生，柳传志抓住了中国第一拨企业家成长的机遇。同时，联想的发展也是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一路走来。
企业家是经济建设的中坚力量
作为联想集团创始人，40岁开始创业的中关村“老兵”，柳传志这一代企业家很希望能得到党和政府非常明确、在更大范围内的说明，现在的企业家是什么样的人，主流的企业家应该是什么样的人。
《意见》非常明确指出，企业家群体是经济建设和发展的中坚力量。让柳传志感到尤其喜出望外的是，《意见》特别说明，企业家所带领的企业的发展，和中国的富强、中国梦的实现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对企业家们寄予很大的希望，将帮助企业家们更好地发展。
柳传志表示：“中国的企业家阶层主流都是好的、非常健康，我们特别希望能得到政府的支持。《意见》的出台，会让主流企业家们的精神面貌更不一样，会让大家有更强烈的上进追求，更加爱国。人有了精神上的追求，有了精神上的支持，迸发出来的力量就会非常大，《意见》能够使企业家有更积极向上的精神食粮，有更好的凝聚力。”
助力中国经济新变化
柳传志表示，这个时候出台《意见》非常重要，因为现在正是让国家发生变化的一个关键、重要时刻。《意见》出来后，能够更充分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让大家更有信心；《意见》同时对中央部委、地方政府也提出了要求，就是企业家如何配合政府，政府如何更好地为企业家服务，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在柳传志看来，从宏观层面，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就是传统的老路已经很难走下去了，要转型升级。我们国家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充分利用起来能给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空间。国家提出供给侧改革引领经济发展，这就是一个有破有立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会有疼痛的过程。因为破的时候，地方经济、企业本身都会有阵痛，但如果有充分准备，企业家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发挥、民间资本能够充分调动、创业创新能够做得起来，就会很快衔接上。
“所以，在‘十九大’召开之前《意见》的出台，为企业家树立了信心，让大家更加爱国，政府也更好地高效服务。“十九大”之后，各方面的资源配置聚合到一起，可能会在很短时间内就让中国经济面貌发生新变化。”柳传志信心满满。
有破有立，攻艰克难
事实上，本次《意见》的出台，对于企业家而言是一个大利好，因为它是提供了更大、更多机遇的重要文件。
看过《意见》后，柳传志觉得企业家首先想的是环境好了，应该带领企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因此会把企业战略制定得更清楚，把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想得更清楚。把自己的企业做好，按章纳税、扩大就业、诚信经商、带动好的社会风气。在他看来，这本来就是企业家的责任。
全球政经形势现阶段的不确定性、互联网等技术和模式创新的不断迭代，使产品、行业、成本、竞争对手等很多方面都在发生着大的变化。因此绝大多数的企业，包括很多现在创新型企业，都得要绞尽脑汁考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不少企业就面临着要下决心向新领域进军拓展的问题了。
“这其实也是个不破不立的过程，虽然会有痛苦。《意见》的出台，就是大家攻艰克难的重要力量。”柳传志表示。
建言：多方配合形成合力
柳传志相信，《意见》是“十九大”以后诸多顶层设计中的一个子项。《意见》在充分调动起企业家群体的积极性以后，还需要其他方面的配合，从而形成更大的合力。为此，他提出三点建言。
第一，后续要更好地让《意见》落地，变成更为具体的政策法规、条例。
比如，《意见》第8条谈到要用综合执法来代替多头执法。对此，很多中小企业的反映相当热烈。同样一件事情，十几个部门都来管的话，就是多头执法了，面对这种情况，企业真就是不胜其烦，如果极少数部门再用寻租的方式，折腾起来更是没完没了。柳传志提及，上世纪90年代初，联想集团的工厂要搬到广东惠阳，当地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办公室，由一位副市长专门对口处理联想的事情，效率非常高，让企业能专心致志搞生产，发展效果很不错。
再比如，《意见》第22条谈到健全企业家参与涉企政策的制定机制。柳传志觉得这一原则在政府开展实际工作时能积极采用的话，效果也会好很多。前不久，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曾召集企业家和投资人开座谈会，解决“一刀切”的问题。“一刀切”会压制好企业的发展，但如果标准定松了可能会给不良企业钻空子。于是刘士余请企业家一起先提出建议做法，然后证监会再综合考虑，正体现了第22条的意思。
第二，政企之间要多沟通。
每每有创新事物出现时，可能会与既有法律法规、行业传统发生碰撞，比如现在的互联网服务创新。这时，不仅是企业家本人要和政府多沟通，政府人员也要能不断研判新事物，站在一定高度，以管理和服务好经济发展为出发点，实现法律法规等的动态调整和完善。
中央政策是积极鼓励和促进创新，但毕竟政策本身也可能会有较宽的解释空间。对于具体执行的政府人员，怎样让他们的积极性更大，让政策能执行到位，同时中央政策出台后，可能会出现各省市的推进力度、进度大不一样的情况，这需要企业家们不断地和执行政策的政府人员良好沟通。这也是一个过程。
第三，国家做好顶层设计非常重要，所设计的范围也可以再宽些。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所面临的矛盾更加错综复杂，在此背景下，做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非常重要。
“十九大”之后，国家的顶层设计工作，柳传志建议可以考虑涉及的范围再宽些。比如，今天的中国资金充足了，可以充分运用国外优质资源，让我们国家的环境得以休养生息。联想控股旗下的佳沃集团调查过，由于常年使用化肥，中国部分土地的有机质不足1%，而佳沃在智利投资的农场，最差的土地有机质也有12%，好的接近20%。如果让中国这些土地进行轮休，那以什么方式给这些农民创造就业岗位呢？这就需要顶层设计来考虑。还比如，中国本土的牛羊肉资源供不应求，如何在进口国外物美价廉的牛羊肉产品的同时，对国内相应产区农牧民等的利益进行保护，这也需要国家的顶层设计。
（编辑：夏欣 校对：颜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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