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牟其中：我就是个刺儿头 谁惹我都不行

　　文_本刊记者 赵大伟 编辑_萧三匝

　　与在湖北洪山监狱服刑的其他800多名犯人相比，牟其中已经在狱中等待了太长时间——16年。

　　临近中秋，大批家属赶赴监狱，参加进监帮教活动。早晨八点半，关山大道一如既往的拥堵，以至于有外地家属错过了会面时间。夏宗伟已疲乏至极，她无意参与此次帮教，她着急的是，要尽快将9月22日的庭审情况与牟其中沟通。

　　牟其中其实清楚外界的变化，他每天阅读十余份报纸杂志，把重要的消息剪下来。他还坚持常年写作，阐述他的商业理念。前天晚上，他在《新闻联播》中看到中国企业家跟随政要访美的消息，但令他兴奋的不是这个，而是深化经济改革方面的动态。他能从新闻中发现不一样的政策动向，并能准确地背出相关新闻发布的日期和对应的文章题目。

　　你很难把牟其中和一个75岁的老者形象联系在一起，某种英雄气质似乎还在指引着他。牟其中穿着灰褐色的囚服，相比之前照片上的他，已经消瘦了许多。他曾经标志性的大背头早已不在，板寸苍白，短发使他饱满的额头更显突出。

1998年末，牟其中在长城(被捕前的最后一张照片)

　　透过隔离的铁丝网，夏宗伟看到牟其中脸上泛起的红润色泽。他说起话来仍是中气十足，讲到兴奋处，眼神透着某种光亮，并且伴随着挥舞的手势。因为年龄的原因，他不需要和别的犯人一样劳动，所以他的双手看上去很细腻。

　　“我有意训练自己的反应速度”，牟其中说，他对自己的身体情况十分自信，探视时每当旁边有人经过，他都会迅速发现。在这十多年时间里，他丝毫没有放松体育锻炼，他活在希望里。

　　夏宗伟把庭审焦点一一讲给牟其中听，“该说的，我都说了”，牟其中耐心地点头。“我根本不关心实体，我只关注程序。”牟其中说。

　　探视结束的时候，牟其中起身往回走。走得稍微有些左右摇摆，但速度并不慢。除了深陷的眼袋和皱纹，他没有任何疲态。他依旧充满男人的血性，“我就是个刺儿头，谁惹我都不行”，在等待会见的时候，他毫不客气地催促前面耗时过多的公职人员。

　　他依旧气定神闲，依旧滔滔不绝、辩才无碍。

　　一

　　9月22日，在湖北省高院，夏宗伟作为南德集团代理人坐在了“原审被告”席上，代理律师是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龙翼飞。被申诉方是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行、湖北省轻工业品进出口公司，而申诉方则是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州省分行(原中国交通银行贵阳分行)。

1 9 9 7年春节，牟在峨眉山

牟与哲学家张岱年在一起

1996年初的南德集团工作会议

　　这是一起十八年没有结案的民事审判，夏宗伟准备了足足两个旅行箱的文字材料。

　　牟其中没有到庭，他委托夏宗伟宣读了一份《最后陈述》。在这份陈述中，牟其中直接喊出“南德的名义被盗用了”。“审理清楚湖北中行信用证垫款及担保纠纷的关键是抓住一个关键的时间点：即1996年元旦——大量证据证明，在此之前南德集团的名义已被盗用了；在此之后，南德被挟持了。因此，信用证担保纠纷是审理清楚南德是否向贵阳交行申请过担保的问题，还是南德的名义被盗用了的问题的关键。”

　　“在法庭上，湖北中行的代理律师明确表示，此案不涉及南德集团，与南德集团无关。那么18年前湖北中行为何把南德集团列为被告？”龙翼飞律师问。

　　牟其中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是2000年5月30日的公开宣判。彼时场面盛大，庭审旁听席位上满满当当坐了500多人，其中不少记者。在那次庭审中，牟其中当庭说，“那些证据是假的”。

　　当年庭审中他也说到，“南德集团是一家民营企业，没有进出口权，也就没有资格和能力从事进出口贸易。”历史的戏剧性在于，就在他被捕前三天，1999年1月4日，国内首批20家民营企业获得进出口权。

　　夏宗伟一直在奔走申诉，“以前我们一直要求重审，18年了(民事审理1997年8月18日第一次开庭)，现在我们要求尽快结案(民事再审)，希望尽快审理查清事实真相”。

　　在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已经没有多少人关心牟案的尾声，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当下时代的弄潮儿。陪同夏宗伟出庭的，只有前南德集团办公厅主任刘建和与一位南德多年的老友及几位年轻的朋友，其余各方人士寥寥。

　　二

　　作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民营企业家，牟其中有着那代人特有的政治情结。“因为爱国，而不是发财，促使我走上了企业家的道路。”牟其中曾对《中国企业家》杂志说。

　　在他的描述中，1975年因为反对文革，他第一次入狱，而在1979年最后一天他之所以能出狱，是由于中央办公厅派人去万县监狱传达了胡耀邦的指示，“希望四川那几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年青人在新长征中再立新功。”牟其中说，“当场我表示辞去公职，充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试验田。43天后，我建立起了改革开放后第一家形态完善的私人股份制企业。”至今，他都不认为1984年是中国民营企业元年。

　　牟其中没有变过，“天下、国家、改革”这些话题，从70年代末以来他就一直热衷。身处高墙之中，他也寄希望于平反。2007年，牟其中对朋友说，等到十七大召开，“班子调整了，阻力自然就消失了。”

　　最高人民法院原法官宣东曾以最高法院指导办案员的身份参与处理南德案。2001年，宣东加入了京都律师事务所，这家律所以刑事辩护闻名，曾为黄光裕、吴英等人辩护。

　　在2011年《中国企业家》杂志组织的“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研讨会”中，宣东曾表示，牟其中案有着“公权力对司法的干预”。宣东提到，牟其中当时被抓，原本有关方面是要给定死罪的，后来他上书提出两条意见：一是牟其中通过信用证融资是“非法占用”，而不是“非法占有”；二是应认定为“单位犯罪”，而不是“个人犯罪”。意见后来被采纳，免去牟其中一死，判处无期，但牟一直进行“无罪申诉”。但宣东认为，这种戴帽下来的案子，“要翻案是很难很难的”。

　　后来，狱中的牟其中知道了这个消息，他觉得“宣东夸大了自己的作用”，牟其中把他之所以能三次大难不死的原因解释为“高层领导的保护”。

　　“东方的希望在中国。”牟其中说，他一生只在做一件事：探索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相信“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他把新五百年的起点确定在1992年，因为这一年中央提出了“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新秩序”。

　　他已经不在乎钱了，“我挣那么多钱有什么用呢？我已经过了那个阶段，我想让别人挣钱。”在他的设想里，他以后不会挣很多钱，而他企业里的每个人都会富有，他自己真正要做的，是致力于完善自己的商业体系，内容涵盖“从政治经济学理论，到经济学操作，到企业管理这一套东西”。

　　“人为什么活着？其实我十六七岁就开始思考了”。促使他思考的是当时他读了一本《马克思的青年时代》，“马克思中学时就提出了什么是幸福的问题，幸福是一种过程和体验”。

　　上世纪80年代，跳高运动员朱建华先后打破亚洲纪录和世界纪录，这是当年牟其中反复援引的例子。今年8月份，苏炳添闯进世锦赛百米飞人大战，牟其中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这些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民族是能打赢的。所以我要证明我们能超过美国，发明超过资本主义的理论。”

　　“我出去以后，要不了二十年，十年之内就会重建一套商业体系。”牟其中说，他觉得自己优于经济学家和其他理论家的地方在于，“我自己发现了一套理论，我还可以自己做出来，证明出来。”

　　牟其中说自己其实是个“杂家”。1940年出生的他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但他喜欢读书，“抓起什么书读什么书，三教九流、红黑两道我都看过”。要说起理论来，他承认自己谈不过一些专业的知识分子，但他并不逊于他们，“他们是一群专门教育小鸭子怎么游泳的母鸡”。

　　他也曾用这一形象的比喻来嘲笑点评企业的记者，“自己又干不来，却偏偏喜欢去指手画脚。”90年代南德风波初始，媒体用“空手道’能救牟其中？”“牟其中：还能走多远？”“牟其中又一次死里逃生？”这样的标题质疑他，牟其中气愤地回应说，“他们有一个人懂得什么是空手道吗？空手道本是武术最高境界。可是，一群无知的庸人偏偏去崇拜刀、枪、剑、戟。这是一种资本拜物教。”

　　三

　　牟其中三次入狱，从1975年至今的40多年时间里，他在监狱里的时光超过21年。第一次入狱是因为他与刘忠智等人合写文章，反对文革；第二次是1983年因为“投机倒把罪”入狱；第三次因南德集团信用证诈骗案入狱至今。

　　没有人知道牟其中靠什么支撑下来。风流云散，牟其中曾带出一批企业家，王功权、冯仑等都出身南德。“最早的一代民营企业当中，牟其中是最有创造力、想象力的。”冯仑说。

　　“牟其中是我尊敬的企业家。”作家野夫说。当年野夫是想当作家的青年，却戏剧性的给首富牟其中当了秘书，在他的描述里，牟其中当年可以随时出入中南海，八面威风。当年的南德集团也是如日中天，“许多中南海的人下海直奔牟其中而去”。

　　但给人开车门、拎包这种活显然不适合敏感的文学青年野夫，他“时常会感到一种屈辱”。这份工作他只干了一个多月，以至于当年南德办公厅主任刘建和现在已不记得野夫的原名。

　　在野夫离开南德三年后，牟其中从中国首富变成了中国首骗。“他的所谓诈骗罪其实就是贷了银行的款，资金链断了还不起。在国外可能就不会被判刑了，在中国就可能判刑。”荒诞在于，野夫当年服刑时的干警恰好又接管了牟其中。“生活在许多时候不仅仅是悲剧，而是荒诞剧。荒诞其实是我们生活中的主角，荒诞有时比痛苦还要残酷。”野夫说。

　　“人发明了思想，但往往反被思想占有。”牟其中说。

　　牟其中信佛学，他的智慧经济学也是从台湾证严法师那里得到启悟的结果，“知识和智慧的唯一区别是，知识可以传授，而智慧不能传授，要体悟，所以佛教讲修行正心。”

　　命运的吊诡之处在于：当牟其中走投无路，一筹莫展，非得想出新主意开辟新业务时，奇迹一定出现；而当他赚得钵满盆满，希望洗刷“空手道大师”恶名，按照传统经营思路开展业务的时候，“没有一次成功的记录”。

　　商业江湖风起云涌，潮起潮落。前瞻是一个优秀企业家的必备品质，马云曾说，工业革命、能源革命都释放了人的体能，而第三次信息革命，则是释放人脑，“让世界变得更加智慧”，“未来十年，商业结构依然会发生大的变化”。

　　早在上世纪90年代，牟其中在《智慧经济南德宣言》中就下了判断：“当今时代正是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生产力向信息时代生产力大规模转轨的关键时期。”智慧文明这一说法，牟其中在90年代就已经提出。“什么是智慧？是找到解决新问题的方法的能力。”如今，牟其中还在坚持他的观点。

　　牟其中把企业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卖劳动力，依靠来料加工，类似台湾富士康；第二类是卖产品；第三类是卖标准，比如微软；“第四类是我发明的，卖方法”，牟其中说。他会搞一个示范点，“我不收钱，不投资，用我的方法做就行了”。他自信十足，因为“真理以其必然性会开辟道路”。“以智慧为中心的生产方式，必然取代以资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式。”

　　他希望中国是最好的“智慧革命”发生地，“中国应该理直气壮地来领导这个”。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说，“精神运动正好遵循与物质运动相反的规律，它与它出发点距离的平方成正比”，这段话被牟其中奉为圭臬。

　　在牟其中看来，西方经济学建立在对物质的研究之上，而现在的信息革命则是精神运动，“互联网是观念的技术”。在这个基础上，“物质运动是抛物线式的，而精神运动则是向上的”。“我跳出了西方经济学的框架，我要回到劳动价值论的源头，我要写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牟其中相信他终将证明自己，因为他兼具演说家和实干家的能力。“我一讲话很多人都不信，反对，说我胡说八道，没关系，我做啊。我最多几年干起来，所有人都闭嘴了。”在他的设想里，他会培训一个讲师班，然后给企业家和官员讲课，“你听进去了就照着做，听不进就不要浪费，如果有百分之一的人做起来就是效果。第二次就是百分之三，越滚越快，这件事就不是理论了，而是模型。”

　　有人问过牟其中如何评价自己，他引用老乡郭沫若的话来回答：“这样的时代，有这样的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人，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