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贿赂和录像带

　　本报记者 黄烨

　　“女主人公安果断离开了她的丈夫约翰，来到格雷厄姆门前。他们并排坐在台阶上，放松等待着一场大雨的到来。”这是当年年仅26岁的导演斯蒂文·索德伯格执导的影片《性、谎言和录像带》中最后一个镜头。

　　谈及此片，部分影评人认为，影片在紧抓“性”、“谎言”和“录像带”3个要素、连贯剧情的同时，更穿插着对“人生真实与信任”及对生活态度的深层次思考。

　　影评人和斯蒂文·索德伯格或许没有料到，20多年后的中国，上演了一部与之相似的“商业大片”，只不过，标题可能要稍稍变动一下，即“谎言”或要替换为“贿赂”。

　　从“结构”上看，这部“商业大片”正接近尾声，内幕也被进一步挖掘——7月14日，据新华社报道，备受境内外关注的摄连咨询(上海)有限公司(下称“摄连咨询”)开展非法调查案有了最新进展：该公司总经理汉弗莱(Peter William Hamphrey，又译“韩飞龙”)、法定代表人虞英曾因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按照新华社的说法，这是在中国提起公诉的首起外国人在华注册公司开展非法调查案件。

　　然而，该案件远非“开展非法调查案”这么简单。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7月8日透露，去年因在中国为英国药品和保健品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下称“GSK”)所做的工作而被捕的“一对夫妇”将被“依法审判”。这对夫妇就是摄连咨询的汉弗莱和虞英曾。也就是说，他们和去年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的GSK涉嫌行贿丑闻产生了联系。

　　更多的信息是，据英国《金融时报》6月30日报道，有关葛兰素史克中国行贿丑闻已进一步发酵。该公司表示，其高管层收到秘密拍摄的性爱录像带，录像的主角是该公司前中国区主管马克锐(Mark Reilly)。

　　对此，知情人士透露，正是葛兰素史克授权马克锐雇佣了当时在华工作的英国私家侦探汉弗莱调查录像来源。葛兰素史克认为，录像事件是严重的安全漏洞。此前，媒体已普遍报道汉弗莱曾受雇于GSK，且去年同样遭到了上海警方的拘留。但直到最近，他受雇于GSK的原因以及性爱录像带事件才由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首次曝出。

　　事实上，关注汉弗莱、虞英曾和葛兰素史克事件的远不止中国的“旁观者”和检方等，由于汉弗莱和虞英曾分别是英国和美国公民，这件事不可避免地受到英国和美国的官方部门关注，中国亦要对外展示本国的司法公正性及审判过程中不会掺杂的非政治因素。

　　最危险的“小偷”

　　两眼无神，面容颓废。当汉弗莱身穿橙色囚服出现在电视里时，熟悉他的人有些吃惊，这样的形象与他过去显赫的经历极不相称。

　　据披露，汉弗莱早年曾任英国路透社的记者，后才进入商业调查行业。在他的履历中，汉弗莱担任过美国一家著名商业调查公司的中国区经理，又曾是普华永道中国区调查业务主管。后来，他和他的美国籍妻子虞英曾自立门户，开设了一家在香港注册、名为“香港中慧咨询公司(ChinaWhys)”(下称“中慧咨询”)的“风险咨询”(实为调查)公司。

　　“有着37年和中国与东欧打交道的经验，20年路透社亚洲、东欧、巴尔干半岛记者经历。过去14年，致力于跨国公司的白领犯罪防控、欺诈调查和危机处理。”据报道，汉弗莱在中慧咨询官网上这样往自己脸上“贴金”。

　　如今，“无实体办公场所，也未聘用工作人员”的中慧咨询被上海检方确认为“空壳公司”，ChinaWhys的中文官网也早已无法打开，亦无法求证上述“贴金”说法的真实性，但可查到的“蛛丝马迹”是，汉弗莱和他的中文名“韩飞龙”，曾多次出现在中国媒体的报道中。

　　“最危险的小偷都是‘博士盗版者’。他们都是高端人才，在外国公司的科研部门，或像化工制药公司这类科研企业中的重要职位工作多年，掌握核心技术。接着，反水。”在2013年的一篇报道中，汉弗莱就称，中国活跃着“一个偷盗的知识产权交易黑市”，“中国的专利增长很快，但大部分专利内容来源都值得怀疑”。

　　2011年，中国《财经》杂志也曾援引汉弗莱的话称，“很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规模较小，也没什么名气，但他们在中国有许多本地资源和关系，在伪造财务账目时容易得到相关资源和关系的协助，比如，拿到的虚假存款证明单等。”

　　颇为讽刺是，按中国司法部门的认定，汉弗莱如今成了他口中的“小偷”。

　　据官方披露，2013年7月，汉弗莱与虞英曾因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上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8月被批准逮捕。2014年1月，上海市公安局将此案移送至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

　　对此，新华社报道，经依法查明，2004年，汉弗莱、虞英曾在上海注册成立摄连咨询，先后招聘10余名员工开展公司业务。虞英曾同样出生名门，《金融时报》去年透露，“她的父亲是中国知名科学家，曾参与中国的核武计划。”

　　“2009年4月至2013年7月，两人通过摄连咨询接受境内外客户委托，对近千家公司和大量公民进行所谓‘调查’，非法获取公民的户籍信息、家庭成员背景、房产车辆信息、出入境记录、通话记录及企业的工商档案等信息资料多达数百条，并据此制作‘调查报告’高价卖给委托客户，每年获利数百万元。”检方披露，“这些信息资料或是他们以每条800至数千元不等的价格非法购买，或是以跟踪、偷拍、冒充、潜入等手段获得。”

　　办理该案的检察官介绍，汉弗莱、虞英曾对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违法性“都是明知的”，“2013年之前，两人向北京的刘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其后，刘某因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被北京警方立案侦查。两人在知晓此事的情况下，转而向上海的蔡某购买公民个人信息”。

　　虞英曾则供述，2004年以来，其公司受客户委托做过700余个调查，每个调查收费几万至数十万元不等，需要购买调查对象个人信息资料的约占30%。“为了不让员工知道这些贩卖信息人员的情况，他们都有英文代号。从做生意的角度讲，这些都是我们所掌握的资源，不会让员工接触”。

　　GSK的“案中案”

　　就像电影剧情的推动总要有“爆点”或“利益冲突点”一样，在外媒看来，汉弗莱最大的新闻点实际上在于他和GSK，及与2013年沸沸扬扬的GSK中国行贿丑闻之间的关系。因为，去年7月，他和他妻子出事时，GSK的中国丑闻正处于不断发酵的状态。

　　综合之前的信息，至少一开始，当汉弗莱、虞英曾被上海警方拘留时，外界可能还没想到他们与GSK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截至目前，中国官方也从未承认是以汉弗莱为突破口，获得了当初GSK在中国行贿的有关信息。

　　中国有关部门去年发布的官方信息是，“2013年初，公安机关对旅行社行业经营异常情况进行分析调查，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警方发现上海临江国际旅行社等相关旅行社存在重大经济犯罪嫌疑，GSK中国公司也牵涉其中，同样存在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因此，去年6月，公安部才部署上海、长沙、郑州等地警方负责侦办此案。

　　然而，通过近期外媒和中国官方披露的公开信息，汉弗莱与GSK之间还是扯上了关系。

　　据了解，委托汉弗莱公司进行调查的客户主要是在华大型跨国公司，包括制造业企业、金融机构、律师事务所及其他机构，他们要求调查的对象包括中国、德国、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在内的16个国家和地区。“对于客户委托调查的对象，我们不仅要调查其自身的背景信息，还注重调查他们的关系网。”汉弗莱坦言。

　　这其中，GSK确实是汉弗莱的“客户”。

　　“2013年4月，经一家投资公司介绍，药业巨头GSK中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找到我，希望我的公司为他们提供帮助。会面时，GSK中国前业务总经理马克锐及GSK中国原法务部总监赵虹燕告诉我，几个月来，有些人不断写匿名信给中国政府机构，指控公司内部存在严重的商业贿赂行为。”汉弗莱说，“他们希望我确定谁是这些匿名举报者，且调查他或她的背景、社交及家庭情况等信息。”

　　匿名者不得而知，但已婚、有两个孩子和英国妻子的马克锐确定“出了大事”。

　　“蝎子计划”

　　一座上海的公寓、一名中国的女性，隐约出现在一段有些模糊的录像中。除了来自中国的“女主角”，另一位外籍“男主角”亦“闪烁”其中。他就是马克锐。

　　葛兰素史克6月底对外证实，这段录像是在马克锐位于上海的公寓卧室里拍摄的，主角是马克锐及其中国女友。同时，马克锐对卧室里有秘密摄像头毫不知情。除此之外，GSK拒绝解释该录像如何牵涉到公司的行贿丑闻。

　　6月29日，英国《每日电讯报》补充了其他细节：除了这段性爱录像，去年1月，GSK公司13位高管和其独立审计机构的雇员还曾接到自称“GSK告密者”发来的邮件，指控该公司在中国开展行贿活动。

　　“GSK去年年初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贿赂丑闻，这一桃色新闻使得该丑闻更加扑朔迷离。”《每日电讯报》这样报道。

　　对此，《华尔街日报》解释，GSK公司认为匿名人士发送录像和邮件是为了敲诈，遂拨款两万英镑，允许马克锐雇佣中慧咨询公司展开代号为“蝎子行动”的调查，以找出幕后黑手。

　　题外话是，长期担任GSK高管的马克锐今年5月被中国警方列为嫌疑人。报道补充称，中国警方经过10个月的调查，向检察机关移送有关GSK“大规模系统性行贿”的证据，并列出了46名犯罪嫌疑人。

　　然而，与GSK及马克锐扯上关系的汉弗莱认为，他自己当初受到了GSK的欺骗。

　　“我告诉他们，我要看到这些匿名举报信，因为我必须分析这些信件，但这个要求被当场回绝了。”汉弗莱说，“马克锐告诉我，匿名信里的事都是子虚乌有，是对公司的一种污蔑。他们拒绝提供关于匿名信的更多细节，只让我抓紧调查。”

　　随后，汉弗莱展开了上述名为“蝎子行动”的计划。据中国媒体报道，在向GSK中国提交的一份长达35页的“蝎子计划”报告中，汉弗莱提醒：“GSK中国应警惕可能存在的经营漏洞，公司可能因此易于受到攻击。这类漏洞包括公司雇员或者商业伙伴的违法违规行为等。”

　　如果上述报告属实，即意味着在汉弗莱看来，给这家药业巨头带来最大风险的并非匿名举报者，而是公司内部本身存在的经营漏洞。

　　但随后，汉弗莱震惊了。汉弗莱曾对媒体表示，在他千辛万苦完成了调查后，GSK中国才将内部举报信的细节透露给他。“这些举报信中，有的篇幅很长，更像是完整的调查报告，内容非常翔实，作者英文功底很好，行文流畅，很可能不是一个人所为。”汉弗莱说，根据多年的经验，他认为，举报者对于GSK中国商业贿赂行为的指控“肯定不是没有来由”，GSK中国对所谓举报者的怀疑“也毫无根据”。

　　《金融时报》6月30日同样称，汉弗莱在笔录中说，GSK当时称已对上述指控进行了调查，发现它们“并不属实”。“当我们完成了对举报人的背景调查后，GSK才向我们透露了细节。我意识到我们被骗了，因为，相关腐败指控并非是无凭无据的。”

　　“GSK中国利用了我们。”汉弗莱称。

　　更让汉弗莱愤怒的是，GSK中国公司第一次找到他洽谈调查业务前，警方实际上已对葛兰素史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GSKCI)涉嫌严重商业贿赂的行为展开调查，“但马克锐等高管却对如此重要的信息只字未提”。

　　汉弗莱说，“如果早知道警方已开始调查，我绝不可能接受这个业务。”当然，汉弗莱也承认，在完成这项调查的过程中，他使用了非法购买以及跟踪、偷拍等手段，以获取多名调查对象的户籍等公民个人信息。

　　“出来混，迟早要还”

　　对于汉弗莱的说法，GSK没有发表最新的观点。稍早前，该公司只是强调，之所以聘用他，“是为了调查马克锐隐私和安全所受到的严重侵犯”。

　　目前，知情人士对外透露的信息是，马克锐目前仍在中国境内，“虽然他未遭拘留，但被禁止离境”。同时，他仍是GSK的工作人员，“但已被取缔中国区主管一职”。

　　“出来混，迟早要还”，虽然这是句电影台词，但适用于“涉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汉弗莱夫妇，更适用于在中国闹出丑闻的GSK公司。

　　7月初，两名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证实，汉弗莱夫妇将于8月7日以不公开的方式出庭受审。但由于汉弗莱夫妇分属英国国籍和美国国籍，对他们的审判不可避免地会被人抹上一层政治色彩。

　　据悉，美国领事官员此前被告知，汉弗莱夫妇受审时，美国领事馆人员不能旁听。对此，美国驻华大使馆表示，美国担心其外交官不被允许参加虞英曾的审判程序，从而加重本案的政治色彩，变成中美两个经济强国间“一桩棘手的事件”。英国大使馆也表示，正在就审判的透明性和公平性问题与中国当局进行交涉。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7月8日称，中国政府在如何处理此问题上拥有“充分的立法基础”。“中国的司法机关正在依法处理相关案件。”洪磊强调，“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目前，尚不知道汉弗莱夫妇的具体量刑。但正如相关评论所述，一封离奇的举报信、一盘性爱录像带、两名锒铛入狱的商业侦探，GSK在华受贿案将商业调查师这一神秘职业推到镁光灯下——他们既要耐得住寂寞，又要在“刀剑”上跳舞，游弋于交织钱、权、情的骗局和陷阱之间，比拼对人性的把握。

　　与此同时，分析人士预计，对GSK有关人员的审判同样将稳步推进。

　　今年5月15日，官方确认，经历多个月的侦办，GSK中国涉嫌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对单位行贿等案已侦查终结，并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路透社早前称，GSK在中国被指控通过旅行社等机构转移资金30亿元，向医生提供演讲费、现金、宴请以及免费旅游，用以换取他们在处方中开葛兰素史克的药品。

　　6月29日，GSK公司发表声明称，该公司“中国业务的相关事务非常棘手和复杂”，有关的行贿指控“非常令人不安”。

　　可以预见的是，GSK遇到的麻烦远不止中国市场。继今年4月在波兰市场曝出行贿丑闻后，英国严重欺诈罪行办公室(SFO)5月底宣布对GSK“发起刑事调查”。

　　“由于海外市场的贿赂行为属于英国贿赂法的规管，GSK被SFO纳入调查范围并不意外。”华尔街见闻网称，SFO属于独立的政府部门，为英国总检察长所领导，负责调查涉嫌欺诈、贿赂和腐败案件。

　　而GSK及GSK相关人士会受到怎样的处罚，目前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GSK的相关丑闻将成为跨国公司商业贿赂史上的标杆性案件之一。同时，抛开“偏方”，只有遵纪守法、贴近并了解消费者的真正需求，才会在市场中成为真正的王者。（来源：国际金融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