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苗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允许更多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允许非国有资本参股。一时间，混合所有制被视为新一轮国企改革的方向，并且从各个地方版本的国企改革方案来看，也很好地佐证了这一判断。

　　从各方态度来看，先有中石化同意对中国石化油品销售业务板块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后又有全国政协委员、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等民营企业家坦言对入股国资“不感冒”。国企和民企在对于发展混合所有制的问题上，似乎各有看法。

　　民企期待什么样的改革？它们的担忧何在？混合所有制该向何处去？“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宏达集团董事局主席刘沧龙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

　　同曹德旺等企业家一样，刘沧龙对于混合所有制的态度也是较为平淡的。“我对混合所有制也有期待，关键看力度有多大。比如说纯资源放开，不去限制百分比，这是民营企业非常渴求的。”他说。

　　为什么“混合所有制”这么火？

　　《21世纪》：你如何评价当前民营经济的地位？

　　刘沧龙：从体制机制障碍上来讲，确实是在逐步消除，但如果说从待遇上是否完全公平了，还需要一个过程。比如大家都知道这两年小微企非常困难，这不完全是体制的问题，跟全球经济形势是有关的。中央有针对性地出台了很多措施，包括税收方面的支持，金融业要倾斜支持中小微企业等，但真的要落到实处是比较困难的。金融业不可能明知道小微企业风险大，还去支持它。银行还是会主动选择风险小的项目，这是市场行为。

　　所以说纯粹的公平还需要过程，比如民营商业银行，既然有《商业银行法》，已经规定了达到什么条件就审批，不达到就不审批，为什么还要提民营和国有呢？这些问题都需要一步一步解决，但首先要解决的，还是放开金融、铁路、电力、电信等行业的准入。

　　《21世纪》：刚才说的金融、电力、电信等行业，“非禁即入”和“非禁即准”早就提出了，为什么民企还是进不去？

　　刘沧龙：进去是可以进去的，现在关键是两种体制和文化能不能融合在一起。国有企业占了国家80%的资源，贡献的GDP就30%左右，解决剩余劳动力也是极少份额；而民营企业占了国家20%的资源，贡献的GDP有70%，实现的税收也近70%，解决剩余劳动力90%以上。

　　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任何一个商店都是国营，现在为什么这些竞争性行业他们大部分都退出去了，因为在这些领域上完全竞争不过民营。前面提到的几个行业，现在是国企占了国家一块资源，他们存在的最大的问题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这种文化已经形成之后，如果一些行业拿出30%让民企参股，那么民企参与进去能做什么呢？这种情况下，肯定会有文化的碰撞，首先国企在观念上要转变，国企还有政治地位的追求，而民企追求的就是效益，两种完全不同的理念。

　　《21世纪》：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混合所有制概念很火，很多民营企业家既期待又担心，你怎么看？

　　刘沧龙：总体来讲，中央提出混合所有制的思路和出发点是对的。总体思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符合中国经济规律。精细化管理后，民营企业也可以为国家和社会做更大贡献。如果说国有企业现在一年能实现10%-20%的利润回报，那么民营企业至少翻一番。

　　但是，瓶颈还是刚才说的两种文化不同。为什么“混合所有制”这么火，因为很多人在呼吁。但这种呼吁要变成现实，还需要时间。

　　关键看力度有多大

　　《21世纪》：你个人对混合所有制有什么期待吗？

　　刘沧龙：也有期待，关键看力度有多大。如果说纯资源的放开，不限制参股百分比，这是民营企业非常渴求的。

　　作为我个人来讲，和国企合作会有文化碰撞。一件事情八个人管，出问题之后大家都不管，效率非常低。上世纪80年代我们尝试过引进国有参股，比例很少，但是你要做一个决策的话，国有企业哪怕就投了一块钱，你的股东大会董事会说了不能算，他回去要开党委会，还要跟国资委汇报。一个决策很长时间都做不下来，这对企业发展是不利的。

　　《21世纪》：新一届政府将改革放在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从民营企业角度来说感觉到这些改革带来的变化吗？

　　刘沧龙：这个是切实感受到的。比如审批上，过去一个房地产项目，可能要一两年跑下来，现在可能一两个月就能办好。总的来讲这一届新政府改革力度很大，而且不是说在口头的，是落实在行动上的。这样的改革无论对于一个企业还是一个公民，受的益处都是非常大的。

　　这次深化改革从中央的思路和决心上我们百分百有信心，但是在推进过程中必然涉及到各种纵横交错的部门利益，这些人的观念能不能跟中央保持一致很重要。比如现在中央允许民企进入垄断行业，但是下面国资部门可能认为维持现状没有风险，放开进入了反而有风险，在这些方面上下都要有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