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渔民诉康菲案美国代理律师Thomas Bilek：

　　康菲母公司才是真正的责任方

　　“我们不是不能起诉(康菲中国)，而是选择不去起诉，因为我们认为母公司更应该负责，而且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赔偿。”

　　叶慧珏

　　在向美国联邦休斯敦法院正式递交了起诉书后，代理中国渔民诉康菲公司的美国律师托马斯·比莱克(Thomas Bilek)终于松了口气。

　　“我们的责任是帮助这些渔民获得应有的赔偿。”7月16日，比莱克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我们等待今年10月1日法院第一次预备听证以决定是否受理此案，在此之前事情不会有什么新变化。”

　　此时，他为了30名受到康菲溢油事故影响的中国渔民追索赔偿，已经工作了半年多。

　　2011年6月4日和6月11日，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与中海油合作的蓬莱19-3油田相继发生两起溢油事故，造成附近养殖基地损失严重。

　　尽管远在美国休斯顿的康菲石油公司总部承诺承担责任，并通过行政赔偿向中国政府支付了10亿元人民币，这些钱款至今还没有完全发放到个人手里，也没有覆盖所有受害的渔民和养殖户。与此同时，渔民们在青岛等地的立案申请迟迟得不到批复。

　　此时美国律师伸出了橄榄枝。他们跳过康菲中国，直接起诉康菲美国总部。尽管比莱克坦承，这不是法律援助，却给了中国渔民一个希望。

　　作为有着25年环境诉讼经验的律师，比莱克认为：“如果在美国审理这个案子，我们应该会赢。”

　　跨国取证

　　比莱克是从工作伙伴——律师斯图亚特·史密斯(Stuart Smith)处了解到这个案子的。此时距离康菲溢油事故，已经整整过去一年。

　　早在事故发生后的3个月内，国家海洋局就拿出事故评估报告，美国康菲公司同意出资10亿元人民币作为行政赔偿，用于解决河北、辽宁省部分区县养殖生物和渤海天然渔业资源损害赔偿补偿问题；同时，康菲和中海油分别从海洋环境与生态保护基金中提取1亿元和2.5亿元人民币，用于天然渔业资源修复和养护等工作。

　　但此后，直接遭受经济损失的河北、辽宁渔民并没有及时拿到赔款，与此同时，同样认为受到直接损失的山东渔民，被排除在赔款范围之外。此后，山东渔民在青岛海事法庭上诉，但诉讼请求至今未获回复。

　　知悉这些情况，史密斯与比莱克决定接下这个烫手山芋。史密斯的经验更丰富，在环境诉讼方面有30年的从业历史。比莱克和史密斯两人在环境诉讼领域合作超过10年，曾经和多个石油巨头打过交道，最近一次是在英国BP墨西哥湾溢油事故中出任代理律师。比莱克还曾经参与过安然案件。

　　“我接下这个案子，主要是因为事实很清楚：母公司美国康菲已经表示要承担责任，而那些导致溢油事故的决策是由母公司发出的，因此我们选择在美国康菲总部所在地发起诉讼。”比莱克表示。

　　他的律所就在康菲总部所在地的休斯敦，谙熟德州法律，这是史密斯找到比莱克合作的原因。而后，他们找来精通中文的同事帮忙，并且聘请了研究中国法律的法律教授克拉克(Donald Clarke)担任团队顾问。

　　在过去的10个月中，比莱克和史密斯和中国方面的律师合作，实地取证，几次来到渤海事故发生地。在做了充分准备后，才选择向休斯敦法院递交诉状。

　　同时，比莱克和史密斯已经按照规定给美国康菲公司发去函件，但至今没有听到对方任何回应。

　　比莱克表示，预期在今年冬天早些时候，会有一些结果出现：“现在我们首先要看法院是否决定受理此案。”

　　这30人的诉讼案只是第一步，根据中方律师消息，有超过500名渔民已经和比莱克等签署了代理协议。对此，比莱克不愿置评，只是表示，如果这个案子被法院成功立案，同时其他的受害者有足够理由和证据，到时候才能判断如何继续提起后续诉讼。

　　直面母公司

　　有消息称这次案件的起诉金额是8.7亿元人民币，但比莱克称还未最后确定。

　　他们决定不起诉康菲中国，而是直接起诉其在美国的母公司。“我们不是不能起诉(康菲中国)，而是选择不去起诉，因为我们认为母公司更应该负责，而且他们有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赔偿。”

　　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只有起诉康菲在休斯敦的总部，他们才能够在美国获得该案件的代理权。因为一旦起诉康菲中国，案件可能会因为管辖权异议导致被驳回。

　　司法管辖权的争论，在10月1日之前，注定会持续成为中美司法界的争论议题。

　　一些法学专家在美国律师接下渔民代理权后曾表示，不看好美国法院受理此案。因为一般侵权案件，应按照受害者所在地以及事故发生地来决定法院的管辖权，而在这个案件中，所有涉及的对象似乎都在中国。

　　但比莱克并不这么认为，“母公司——总部在休斯敦的美国康菲公司才是真正的责任方，他们在与中国政府协商的时候已经表示，他们对此应该承担责任。”

　　比莱克雄心勃勃地盯着康菲总部，他觉得目前最大的挑战，就是康菲公司如何做出实质性的赔偿：“通常情况下，许多跨国企业通过子公司来保护其整体资产，子公司本身没有什么资产。而如果一旦母公司承认责任，那么这一责任就是完全的。”

　　但他拒绝对案件代理花费置评。此前有消息称，美国律师团代理此案采取风险诉讼代理模式，即前期由美国律所支付诉讼、取证和相关人员赴美交通和住宿花销等所有费用。

　　比莱克向记者坦承，他此前也接过很多非盈利的环境诉讼案件，但他们当然希望此次的案件有利可图。

　　成功先例

　　“为什么在中国没有能立案的案子，你确信在美国就可以？”同样问题问过比莱克多次。

　　2011年11月18日，30个山东渔民到青岛海事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由于搜集证据等原因，法院一直没有立案。

　　“这是非正式的拒绝立案的方式。”比莱克表示，“我不想评价中国司法管辖问题，我只是想说，这些受害者必须在某个地方得到切实的赔偿。”

　　比莱克的自信不是没有道理。

　　在英国BP墨西哥湾溢油事故后，尽管BP总部在英国，是其美国子公司出现了溢油问题，但美国政府要求母公司承担侵权责任。

　　“在这个案件中，美国政府非常强势。”比莱克说。

　　“不仅是政府机构，还有非政府的社会组织，他们会积极行动起来，组织受害人向法院提出上诉。”

　　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最著名的案件，莫过于1979年优胜美地(Yosemite)国家公园内莫诺湖(Mono Lake)因城市发展大量引水大面积干涸问题，斯坦福大学学生组织了莫诺湖委员会，与其他环保组织联手向洛杉矶提起法律诉讼。经过15年努力，加州终于在1994年裁决：制止洛杉矶引水截流，稳定莫诺湖平均水位。

　　“如今随着经济格局变化，我发现大多数环境诉讼案的受害者，来自于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国家，许多时候无法对于赔偿做强制执行，同时非政府组织的参与还不成熟。”比莱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