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6日至1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对英国进行正式访问并举行两国总理年度会晤。引人瞩目的是，有关高铁合作的内容被写进了两国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这也是李克强第四次在出访中向外国推荐中国高铁。

　　不仅如此，近段时间以来，土耳其安卡拉至伊斯坦布尔高铁二期主体工程完工，全套“中国标准”的埃塞-吉布提铁路正式铺轨。陆续见诸媒体的消息表明，中国高铁走出国门的步伐正在加快。

　　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了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徐飞教授。他认为，中国高铁走出去适逢千载难逢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并将为中国带来一个以“路权”支撑“陆权”的新陆权时代，助力中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

　　中国青年报：中国高铁在对外开放和外交舞台上频频现身，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徐飞：近年来我们越来越重视“海权”，但在向东(太平洋)开放遭遇美国围堵的新安全形势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海权”与“陆权”关系，建立一种对冲海权的新陆权。

　　国家在坚决实施深蓝战略的同时，以高铁为支柱、形成向西进入大西洋和向南进入印度洋的突围之势，这将建立起保障国家总体安全的、以“路权”支撑“陆权”的新陆权时代，助力中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道路。与此同时，在已有且不断增强的基于太平洋的海权基础上，打造基于印度洋、大西洋乃至北冰洋的新海权。

　　因此，高铁走出去维系着中国在欧亚地缘政治和全球格局中的战略地位，承担着国际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国防安全的重大使命。

　　中国青年报：怎样实现以“路权”支撑“陆权”？

　　徐飞：从长远的空间布局来看，应涵盖三个维度。一是继续规划、磋商、加紧施工四条战略线路，即：欧亚高铁，从伦敦出发，经巴黎、柏林、华沙、基辅，过莫斯科进入中国境内乌鲁木齐，最终抵达北京。中亚高铁，从新疆喀什出发，经由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等国，经保加利亚进入欧洲，最终抵达德国。泛亚高铁，从昆明出发，依次经由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抵达新加坡。中巴铁路，从新疆喀什出发，过伊斯兰堡，直达卡拉奇和瓜达尔港，进入印度洋。

　　二是加快推进中非铁路建设。可规划两条线路：从沙特阿拉伯、也门、迪拜，抵达埃塞尔比亚进入非洲；或从科威特、伊拉克、叙利亚(大马士革)、约旦、经埃及苏伊士运河进入非洲。

　　三是加紧研究中俄加美高铁。从东北出发一路向北，经西伯利亚抵达白令海峡，以跨洋隧道穿过太平洋到达阿拉斯加，再从阿拉斯加往加拿大，最终至美国。

　　中国青年报：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是传统的高铁技术强国，历来在国际市场具有强大的竞争力。作为后来者的中国高铁在国际市场有什么优势？

　　徐飞：就外部环境来看，全球经济进一步复苏，北美高铁建设发展起步，欧亚大陆经济走廊作用凸显，非洲铁路现代化需求旺盛。就自身条件来看，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加快，与相关国家产业发展互补性增强；中国交通装备技术完善、运营经验成熟、质量和性价比高，在国际市场享有良好声誉。

　　中国青年报：那么，挑战在哪里？

　　徐飞：中国高铁走向国际市场，面临着资金筹措、技术标准、跨国营运等异常困难与严峻挑战，也深受国际政治、市场、产业、法律、金融和文化等各种环境因素的交错影响。

　　首先，面临着德国、法国、日本、加拿大等已具备高铁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的激烈竞争。而相关国家高度关切国家安全、资源保护、企业利益等自身因素，也导致合作谈判困难重重。如《印度教徒报网站》曾发表文章称“印度对中国高铁说不”。

　　技术标准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在高铁标准已被国外垄断或使用、欧洲标准具有天然排他性等背景下，中国高铁核心技术只有取得国际专利和产权保护，才能畅行世界。

　　另外，投融资和营运模式仍不尽成熟，BT、BOT、EPC、PPP等模式各有利弊，存在盈利风险。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局不稳、宗教冲突、文化相斥，这也是中国高铁走出去的不可控因素。

　　中国青年报：应该怎样应对这些挑战？

　　徐飞：建议国家从统领战略实施、凝聚产业合力、构筑培养培训体系、打造国家智库、创新投融资方式等五个方面进行应对。

　　高铁项目是大买卖，不是单纯的企业对企业就能谈判的，它一定是政府行为，所以国家层面应该有个“指挥部”——高铁走出去国家战略委员会。政府主导、分工协作、组团推进，从政治、经济、产业、装备、投融资、外交、国防和文化等多个维度，协调各方、超前规划、强势推进，为高铁走出去国家战略实施提供时间表、路线图，并以此为平台进一步加强政府间的对话和协商，与进入国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

　　为减少国内企业间过度竞争和不良竞争，消解内耗、一致对外，集团化参与海外竞争，应加快建立中国高铁走出去国际产业联盟，形成覆盖高铁产业全生命周期的组织协同系统。尤其应加快建立和完善中国高铁国际化标准体系，推进中国高铁标准的研制和推介。

　　中国高铁“走出去”仅是我们的意志，“走得进”才是硬道理。中国高铁走出去，还应坚持人才培养培训先行，为持续走出去搭建人才“蓄水池”。

　　中国高铁走出去还需要一个高水平的国家智库。建议筹建高铁走出去世界性发展研究基地，为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提供全方位“智库”服务，建立高铁走出去区域性发展研究中心。作为世界“三个一极”的非洲，将成为中国高铁走出去的重要前哨，可适时成立“非洲高速铁路研发中心”，将为中国高铁登陆非洲大地提供强有力的前瞻性智力支持。

　　高铁走出国门，还应探索稳妥和高效的全新投融资方式，以应对陌生环境带来的风险和挑战。具体路径包括通过加强银企合作、灵活采用投融资模式、提升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能力、研究并推广“资源换高铁”模式、加快推进国际银行建设等。

　　李克强总理这次访问英国，就谈到了英国北方到伦敦的高铁项目。如果中国高铁修到了曾经的日不落帝国英国，那将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因为世界上第一条铁路就诞生在英国。这也将昭告世人，中国不再只有工业链中的低端产品鞋子、袜子、打火机，中国还有高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