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球财经记者  刘艳涛

　　谁才是人参的宗主国？围绕这个话题中韩争论了30年，这也是中国人参产业纠结的30年。

　　上世纪80年代，人参尚属稀缺商品，中国人参出口平均价格曾经达到每公斤40~50美元左右。但好景不长，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参出口价格大幅下跌，平均价格基本维持在10美元/公斤的水平，“人参萝卜价”成为那个时期鲜明的代名词。2007年后，以水参为代表的参价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至2010年时基本恢复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价格。

　　30年的光阴，参价走了一个悲喜交加的轮回。不过价格虽有回升，但整个产业链仍不容乐观。有关数据显示，全球人参市场每年总产量约10000吨，其中我国年产量在7000吨左右，占全球的70%~80%。但与此不成比例的是世界人参总产值约500亿元，我国却只占其中16亿元，不到世界总产值的4%，产量与产值相差20多倍。

　　期间有一个说法：因为1997年、2001年和2005年，国外参企巨头通过国内代理商与参农大量签订长期收购合同，并支付了少量定金，广大参农大量种植人参，而在人参大量收购的年份，其代理商以重金属超标、关税调整等种种借口毁约，并将储备人参面向市场低价抛售，制造人参大量过剩的假象。其后，外国资本不断低价收购中国质优价廉的人参，经过深加工后销往世界各地。甚至在网络上有帖子称，部分参农被迫破产，甚至出现因偿还不了种参欠下的债务而自杀的事件。至此人参产业的话语权旁落，我国沦为简单的原料出口国。

　　是否有外资资本从中作梗的真伪有待考证，但纵观过去的30年，参业现状不容忽视，“产量大国、产业小国”；产业话语权丢失；以及“参贱伤农”的悲哀。如今围绕着人参产业的“战争”仍在继续，但如何平衡产量大国、产业小国的悖论？采取何种方式重振我国参业的地位？中国参业路在何方？成为政策导向和整个产业思考的问题。

　　伙伴VS对手

　　人参主要出产于中国的东北地区、朝鲜半岛、日本以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地区。产于中国东北的叫“长白山人参”；产于朝鲜、韩国的叫“高丽参”。

　　目前，日本没有专门的人参科研机构，只有长野县蔬菜花卉试验场北御牧试验地和福岛县果树试验场会津试验地(注：试验地相当于我国惯称的试验站)两单位从事部分的人参试验研究工作。日本山人参虽然已经进入市场多年，但受产量的限制未能形成气候。同日本山人参一样，西伯利亚地区的野山参由于受地质环境和生长地条件所限，产量也不足以支撑大规模产业化。

　　“目前在中国市场上有国内的人参、高丽参和西洋参，国内的人参主要是药用为主。只有少量人参成分的西洋参作为保健品虽然进入中国市场较早，但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人参。韩国高丽参占据的是高端市场，而我国人参仅占据低端市场。”北京金马甲产权网络交易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慧明向《环球财经》记者分析道，由于人参在韩国代表了国家形象，因此韩国在人参管理机制、品牌认知度和产品深度挖掘上，相较于其他国家具有明显的优势。

　　市场可以证实这一点。韩国高丽参主要出口地区与我国人参相似，以亚洲为主，如香港、台湾和日本。我国与人参有关的企业约5000多家，其总资产超过了韩国最大生产商“正官庄”，但效益却不足“正官庄”的1/10。

　　日前，基于中国人参的产量和广阔市场，韩国和中国人参产地吉林开始了深度的合作。

　　3月30日，吉林省农委副主任刘丰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说，韩国烟草人参公社计划投资10亿元，在吉林省成立人参加工独资企业，引进韩国加工技术和产品，在中国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

　　“这应该是个双赢的合作。韩国人参烟草公社投资吉林人参产业，看中的是吉林省的土地、人力资源以及广大的市场。而对于吉林省而言，也可以利用韩国先进的人参种植、加工技术，提升吉林人参的品质和国际竞争力。”吉林省政府参茸办公室主任张辉如是说。

　　不过，最匹配的合作伙伴也常常会成为最直接的竞争对手。

　　有业内人士认为，韩国人参烟草公社此举就是出于对“吉林人参振兴工程”的担心。而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抢滩”中国市场。能否实现中韩人参业的“双赢”还有待观察。

　　这种担心不无道理，其实有关人参的“战争”很早之前就已打响。为争夺人参的国际市场，利用人参发展史争夺人参发源地和“宗主国”的地位首先成为争夺的领域。

　　20世纪60年代中期，韩国出版的《高丽参》和日本日立出版社出版的《药用人参研究进展》两本书均涉及“人参史”的问题。其上记述“中国古代的人参都是桔梗科的党参”，“中国潞州人参是党参”。言外之意惟高丽参是五加科人参(野山参)。事过20年后，国人才发现这是个大是大非的问题，遂展开了一场国际争论。但为时已晚，该观点的影响力已波及世界各地。直到1991年日本人荣田先生在《植物研究杂志》上报道中国1260年前产的五加科人参仍储藏在日本奈良“正仓院”中，才暂时平息了这场争论。

　　2000年，吉林省政府提出振兴中国人参产业战略，随后就引起了韩国的警觉与反击。韩国联合通讯社曾报道称：“中国试图通过推出‘长白山人参’，成为人参宗主国。对此，韩国以高丽参的品牌对中国市场进行反击。”韩国《朝鲜日报》也报道称：“随着中国推出‘长白山人参’来挑战人参宗主国的地位，著名的‘韩国人参公社’开始通过高丽人参品牌战略，在全球最大的人参消费市场中国市场发起反攻。”

　　如果“宗主国”之争还限于理论层面并未见真刀真枪，参源的争夺和参企业之间的较量更为直观。

　　吉林省是中国人参的主产地，抚松县万良镇是亚洲最大的人参集散地。有世界最大的人参交易市场，俗有“人参鬼市”之称，目前国内一半甚至半数以上的人参通过贸易由此发出。万良镇人口2200人左右，几乎全员都参与和从事人参运营和制作。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人参产业的国外贸易就在此发端。每年有2000吨以上被以海关出口、转口贸易甚至走私等方式运到韩国，再由韩国进行精细加工，制成保健品、药品、食品销往世界各地。包括国内人参贸易商和国外从事人参的个人和企业频繁出入万良镇，“其实大多买家都是外国人，主要是韩国人。他们大多雇用当地人代他们来买。”一位当地的参农告诉记者，在万良镇人参交易大厅里，大多数买家都是穿棉军大衣、戴口罩的打扮，以至于都不知道买家长了张什么脸，更不知道姓甚名谁来自何方。

　　除了对参源的渗透，人参企业之间的竞争也随着中国大药企的加入而进入白热化。2010年以吉林当地的紫鑫药业(002118.SZ)为代表的国内药企纷纷渗入人参产业，人参暗战从参源战场转入参企战场。同年10月，韩国正官庄在北京设立了中国子公司，11月在上海设立了中国第一家直销公司模式的旗舰店。据有关人士透露，正官庄已制定未来5年在中国的销售渠道和拓展计划，到2015年，正官庄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将达到1.5亿美元，直营店发展到65家，经销店达到150家。      

　　除了在贸易和市场上的行动，目前也延伸到政策领域。3月9日，卫生部在其网站发布征求意见函，称“根据《食品安全法》和《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的规定，经新资源食品评审专家委员会审核，拟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资源食品”。但因问题胶囊事件被推后，有可能在8月份正式批准该事项。

　　而6月27日，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农林食品部的一位负责人表示：29日将向中国提交相关资料，希望中方把高丽人参分类为食品。韩国打算向中国市场出口低价产品，从而大幅扩大出口。“药食同源”对国内人参产业的利好自不必说，韩国此举的个中原委不说自明。

　　产业之困

　　除了国外企业的渗透布局对中国人参产业的打压，其实严格说来我国人参产业自身的壁垒也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

　　“产量大国、产业小国”是需要首先正视的问题。有统计显示，我国近2万家企业和数万家参农从事人参种植、加工和贸易。“小而散”成为最明显的特征。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人参出口价格为36770美元/吨，虽然较上年同期上涨84%，但韩国高丽参出口价格高达179603美元/吨。即使是在创下历史新高的一季度，我国人参出口价依然只有43000美元/吨。

　　但另外一组数据正好与之相反：吉林2010年人参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产量为7700吨，出口加走私2650吨。全省人参出口占了世界的60%，但贸易额却只有5180万美元，仅占世界的18%。

　　“中国人参的产量和产值严重不匹配，产值规模只有产量规模的10%。虽然有众多的公司和以家庭为主的个人在运营，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品牌的缺失就决定了定价权的丢失。”北京金马甲公司总裁樊东平如此向记者分析道。

　　樊东平说的是实情。据了解，在“药食不同源”的前提下，国内对人参的界定是只能作为药用。而中国对人参的采购也仅仅是为数不多的药企，其中国内大量采购人参的企业主要有紫鑫药业、康美药业(600518.SH)、修正药业、同仁堂(600085.SH)等，每年国内参企消耗约3000 吨，占总量的40%。而受到“人参收购大战”的影响，人参企业和中医药企业面临“断参”的危急局面也时有发生。

　　“同韩国不同，目前中国人参产业中还没有一个响亮的企业或者品牌在专营人参。中国人参在世界的地位与其身份严重不符，一方面是受到‘药食不同源’的限制，而更大的问题是还没有形成产业化。”樊东平说，在品牌方面，尽管吉林长白山区的人参名声响当当，但是却没有一个可以和正官庄高丽参抗衡的大品牌，在加工、包装等方面均落后于韩国。

　　除了品牌的缺失，粗放的种植模式也成为制约中国人参产业发展的阻碍。“成本高、风险大”是人参种植的特点，而“伐林栽参”的模式几百年来未曾改观。人参自身具有“忌地连作”的特性，即6年后才能完成收割，采收后的15年内不能重茬栽参，过度追求产量造成参地资源锐减成为制约人参产业的又一诱因。

　　“目前国内还没有人参立法，产业标准不一也是制衡产业的发展的因素。特别是野山参，有国际的标准、国家的标准还有各地方的标准。评判体系和标准体系不统一，对人参质量的把控就很难形成共识。”樊东平认为。

　　在此之前，我国《食品法》中规定：“药物不得加入食品”的提法把人参排除在食品之外。我国自行研制的“人参可乐”、“人参花饮露”等尽管通过科技部门的鉴定，但行至地方被当地主管部门以执行《食品法》为由取缔。企业不得已以“统装”方式运抵广州、香港让利于当地厂商分装销售，由于成本过高厂家无利可图，最后自生自灭，人参饮料市场全部让给了韩国。

　　创新求变

　　至此，如何打破我国人参产业的困境，如何找到一种合理的方式打通阻碍人参产业发展的渠道，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近几年，人参产业发展不仅仅涉及中药种植、加工发展，还涉及到整个中药产业发展。所以我们首先要把好人参的质量关，从种植环节抓起，解决人参种植的品种问题，以及人参种植过程中农药残留问题，同时还包括人参的良种培育、种植技术等等方面。加强人参的研发，政府要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持。”吉林省振兴人参产业推进领导小组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吉林省将在加强“人参文化”方面下工夫，在进一步发展中通过施行产业机械化来提高人参的加工能力和加工水平。

　　“就我了解的情况，目前进展很不错。吉林省在主打‘长白山人参’品牌的同时，通过加强人参产品质量监管、帮助人参企业融资、培育参农合作社等方式，推动人参产业做大做强，这符合国际规范。”吉林农林大学中药材学院张连学教授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如是说，“我们要从政策上给予这些企业以保护和扶持。一方面要扶植有实力、有基础的企业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引入国外在人参产业发展方面的领先技术，激发我国涉参企业的优势资源。”

　　除了政策和地方政府对人参产业的倾斜和扶持，目前在交易市场也有探索。

　　日前，“天桥沟”野山参正式挂牌北京金马甲产权网络交易有限公司，发售总金额28亿元，此举被视为开创了中国人参产业交易新模式。

　　“农业产业化成果的价值只有通过市场化的交易流通才能实现，要打破我国人参产业的困境，就必须从规模化生产和交易模式创新方面大做文章。”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微博)认为。

　　“首先市场决定价格。之前韩国围绕人参产业为主导的营养、化妆等相关衍生产业的定价权，是因为他们占有市场。目前我们对市场把控能力相对薄弱，只能作为原料出口国。”樊东平向记者表示，此次推出野山参类农产品交易，主要是着眼于帮助中国人参产业完成从“原料生产国”到“产业大国”的转变。而完成这一转变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通过公开和规模化的交易市场确立中国人参自己的高端品牌和定价体系。

　　“园参的市场现在被韩国把控，而要打破这个格局我们应该从高端的人参产品入手。”陈慧明告诉记者，野山参在中国的产量是最大的，我们要恢复我国在野山参市场上的江湖地位，不能因为“柔道”或者“东洋武士”进来，就把我们的“少林武术”给埋汰掉了。 

　　网上交易的方式对人参产业的振兴的作用有多大，目前尚不可知。但不可否认，借助交易流通模式创新，积极争取人参国际定价权，从而把野山参打造成“尖兵”，对于我国农业产业化的未来发展具有借鉴意义，而中国人参产业的探索仍然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