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创新国资经营载体
新载体的火速成立显然是后奥运时期北京经济发展所面临压力与企业国资法出台所提供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上海国资》记者 王铮
事情比预期的来得更快。
1月5日，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挂牌。业界认为，北京市此举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将其作为市属国资经营管理的新载体。
2月4日，北京市国资委迅速对旗下上市公司资源进行整合，将9家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划转至资本管理中心。当日，华夏银行、首钢股份、双鹤药业等均发布公告披露了这一划转情况。
此时，距离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表态将积极探索国资委直接持有整体上市中央企业股权的时间仅隔1个月。
新载体
据公开资料，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初始注册资本为300亿元，北京市国资委以其持有北京能源投资有限公司的全部国有资产、北京首都公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74.24%股权、北京医药集团有限公司20%的股权，以及500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作为初始出资。
“区别于传统的国有资产管理公司的性质，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并不从事具体的生产经营活动，而是通过直接持有市属国资企业的股权、管理股权，体现出资人的意志。”当日在挂牌仪式上，北京市国资委相关人士介绍。
“2008年下半年的时候北京市国资委就有这个想法，但是没想到成立这么快，运作这么迅速。”一位接近北京市国资委的人士对《上海国资》表示。
除直接持股外，该中心一反此前众多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都是根据公司法成立有限责任公司的传统，依据《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注册。
更引人注意的是，该管理委员会成员由市国资委领导班子成员兼任且不取薪，管理委员会主任亦由市国资委主任兼任。
显然，该中心有两大身份，一是将成为北京市众多国有企业的老板，二是作为北京市国资委的另一个化身。对此，北京市国资委亦不讳言。
“确实是国资委的另外一个身份，级别也与国资委平级，所以我们特地说明，国资委领导兼任中心领导，不另外领薪水。”北京市国资委相关部门负责人对《上海国资》介绍。
“从某种程度上，该中心无论是企业性质还是运作模式，在国内都是第一家，或可从中看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或者国有资产管理的政策方向。”长期从事国企改制研究的上海天强顾问管理公司总经理祝波善如是评价。
不过，据《上海国资》了解，目前，北京市国资委对今后该中心如何设立处室，各处室之间与国资委相关部门关系如何平衡，今后如何运营和操作还尚无具体规划。
基于其成立之迅急、身份之特殊以及目前工作规划的缺失，《上海国资》采访众多业内研究人士，对该中心前景看法均颇为谨慎。
“由国资委变身直接持有企业股权，可以从整体上去推动国资经营，确为国资管理体系一大突破，但其将面临一系列矛盾和风险，操作效果如何，很难定论。”上海国盛集团副总裁林益彬对《上海国资》谨慎地表示。
事实上，北京市国资委如此迅疾动作,其用心可谓良苦。既出于对宏观政策背景的应对，亦基于其对自身状况的现实考量，但不管怎样，此番探索极具标本意义。
压力与动力
新载体的火速成立,显然是后奥运时期北京经济发展所面临压力与《企业国资法》出台所提供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
自奥运会后，北京市一些国有企业已经透支了后几年的产量和产能，国企的经营境况颇为不乐观。未来几年怎么过？
“尤其是一些建设企业，可能把未来5—6年的活在奥运期间一次性做完了，北京市国资委急着要把资源进行统一调配，优势资源补充进来，剥离不良资产。”一位接近北京市国资委的相关人士对《上海国资》表示。
众多专家亦认为，北京现存的国资管理体系已无法维持既有局面。
更加上前几年北京市国有企业改革进程比较缓慢，落后于一些沿海地区。“有技术方面的原因。比如在2007年时，一家企业要改制，先把主业拿出来成立了一家公司，母体还在。后来又因为土地等所属权不清楚，划拨土地根本没办法做，结果原来只监管一家企业，后来反倒变成2家，土地的所属问题没能解决，还多了一个尾巴。诸如此类情况很多。”祝波善介绍。
宏观和微观环境均在对北京市国资委施压，它们急欲突围。
不过，据《上海国资》了解，之所以选择在今年1月迅疾成立管理中心，《企业国有资产法》的出台是又最为主要推手。北京市国资委对该项法律十分重视，出台后即邀请国务院国资委专家讲课，并遍访同业共同研究。
“中心成立是依照国资法来的，在该项法律的指导下构造管理中心的职能。国资法规定国资委是干净的出资人，必须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如果我们不直接持股经营，不去实践，不去运作资本，怎么能保证国资投资可以保值增值？仅仅是监督和管理终究是隔了一层。”北京市国资委相关人士介绍。
业内认为此种说法极为诚恳。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徐菲对《上海国资》表示，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负有重大责任，国有资产的布局是否合理和国企经营是否成功,最终都要问责于国资委,因此,国资委当然希望强化自身职能。
她解释，以前国资委的决策要通过企业的董事会，再到经营层，其旨意的传达要经过几个层级，效力递减已是不可避免。而且,一些大型国企早于国资委成立就已在市场上呼风唤雨,并形成一定功能和定位,其董事会和经营层主要成员的任免也并非完全由国资委决定,因此这些国企有其自身利益衡量，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实现出资人意图。事实上,这种出资人意图不能通过企业实现的现象在公司治理中是常见的，需要通过各方的博弈加以平衡。
既然《企业国资法》已将国资经营的责任以立法的形式赋予国资委，为实现权责一致，成立由自身掌控的投融资平台以实现意图便成了北京市国资委率先走出的第一步。
“国资委已经定位为出资人，它有出资人经营业绩的考核压力，只能强化自己对企业的干预能力，今后企业上市、主辅分离、买进卖出股权都必须由它操作，目前的国资委身份在法律上存在障碍，那么必然要化身为一个企业。”祝波善亦表示认同。
然而这并不是全部。
该部国资法一大突破是，理顺了政府、国资委和企业这3者之间全部的权力义务关系，国资委作为出资人必须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接受本级政府的监督和考核。
“如今由国资委成立强大的投融资平台，政府无疑可以更直接操控企业。这可能是成立管理中心最大的突破。”徐菲表示。
据《上海国资》了解，由北京市国资委化身北京国资经营管理中心确不乏北京市政府的授意。
“可以说，它是政府打得最好的一个擦边球。”祝波善表示。
不过，擦边球的高水准并不完全体现于此。
新浪声明：此消息系转载自新浪合作媒体，新浪网登载此文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描述。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