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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突围或者转型:温州和苏南变局(4)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2月02日 17:30  《法人》

  苏南在危机中寻求变革

  一种寻求变革的新生力量,正在书写苏南的另一段传奇

  文 本刊记者 阮加文

  在过去的30年中,苏南一直以高歌猛进的经济增长而独步中国,但一直缺少的仍然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型公司。

  在这个与上海近在咫尺的地区,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的问题早就与漂浮在太湖的船只一样显而易见,这一点显然让苏南的地方官员如坐针毡。“经济发展为什么?区域领先争什么?小康达标后干什么?”中共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在两年前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

  江阴作为苏南最有活力的县域之一,在权威的中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行榜中,连续5年高居榜首。但如何实现政府转型、如何改变增长方式依然是江阴政府和企业必须共同面对的难题。

  事实上,对于已经共同致富、步入小康的苏南而言,它仍需向世人证明,自己的经济发展目标不仅仅是以急行军的速度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这么简单,同时还需要塑造出一个具有远见和负责任的企业家群体,他们能够超越眼前的利益,建设一种创新文化,从而成就一批真正卓越的企业。

  从控制者到服务者

  太湖周边地区的政府官员尽管针对具体环境问题的言论屈指可数,一些污染事件本身却依然折射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政府效率、发展路径、企业形象和文化,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影响,都在这些令人担忧的生态事件中暴露无遗。然而,有目共睹的这些问题丝毫不妨碍它们同这个地区短时间创造的惊人财富一道,成为苏南传奇无法分割的一部分。

  无锡市经贸委副主任崔健敏把苏南面临的这种复杂局面归结为:“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新型工业化、经济国际化和城市现代化这三大任务浓缩于同一发展阶段,面临着极其难得的机遇和挑战。”

  对苏南经济了如指掌的崔健敏告诉《法人》记者,拿无锡来说,当前开始实施的战略目标就是实现“三大转变”: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生产制造向设计创造转变,资源依赖向科技依托转变,这是无锡未来发展的唯一出路和必然选择。“只有实现这三大转变,才能突破土地、能源、环境等发展瓶颈的硬约束,形成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发展优势。”崔健敏说。

  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曾经被视为苏南模式的灵魂,但江阴市委政研室副主任郭诚却并不这么看:“要完成当前经济转型的战略目标,企业应该是主角,政府需要的是迅速的转型,政府发挥作用的方式也会与以往不尽相同—政府须从控制者角度转换为服务者角度,建立以顾客为导向、以服务为本的服务型政府。”

  对于发生在苏南的这场政府转型,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洪银兴将其概括为“市场管经济发展、政府管社会发展的调节结构”。在新的发展阶段上,地方政府的作用正在发生两个明显的转变:一是政府作用的着力点由经济发展转向社会发展,至于经济发展则完全交给市场去调节,由此产生的后果是强势政府作用与较为发达的市场作用并行不悖;二是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面,为顺应人们对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要求日渐提高的趋势,苏南地区各级政府依靠其雄厚的政府财力,加大了公共财政的投入,力图为城乡提供足够数量的优质公共产品。

  江阴市提出的“幸福纲要”可能是对这种转型的一个具体阐释。“幸福不是无源之水,它需要经济实力做支撑”。江阴市委书记朱民阳的“蛋糕论”认为,做大蛋糕体现的是干部群众的智慧和能力,分好蛋糕体现的是社会公平和领导干部的使命与责任。“我现在把更多的思考放在了分好蛋糕上。”朱民阳说。

  同样实施政府转型的张家港市选择的路径似乎更为直接:建设一个法治政府和法治城市。这个最早成为全国文明城市的县级城市显然不再满足一尘不染的街道和熠熠生辉的新式楼群,他们渴望打造一个依法行政、高效清廉的政府形象。

  中共张家港市委书记黄钦说:“建设法治政府更多的是强调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政务、执法、司法活动能够严格依法办事。”

  张家港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李汉忠告诉《法制日报》记者,政府退出直接的经济活动之后,人们对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就有了更高的期待。张家港首先从执法质量评估考核入手,将原有的文明示范机关评议体系扩展到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过错追究和执法公开等法治建设方面,并通过建立政务信息公开机制,充分接受社会监督,以表明党委政府依法办事的坚定决心。

  张家港市杨舍镇党委书记曹国才说,现在基层干部既要考核GDP,也要考核COD(化学需氧量,通常作为衡量水中有机物质含量的指标),严格依法治理已经成为张家港市环境整治、改造和长效管理的法宝。

  企业改变增长路径

  改变从地方政府通过直接参与企业决策而发展本地经济,到地方政府仅仅担当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功能,这无疑标志着苏南地区正在经历中国沿海发展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经济和社会转型。苏南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能继续以迅猛的速度增长,而在于它能否换一种方式增长。在这一艰难的进程中,除了政府的推手作用,企业仍然是创造苏南新奇迹的主角。

  “规模经济、民营经济和外向经济‘三足鼎立’的混合型经济发展格局,在苏南已逐步形成。”张家港市工商联会长陶建民说,在张家港市,销售额超亿元的企业就超过200家,其中超100亿元的企业有7家,拥有上市企业9家,民营经济对财政的贡献率达三分之二。

  江阴市委政研室副主任郭诚认为,“规模经济”正在成为整个苏南地区的一个企业发展战略,选择的路径就是鼓励企业实施资本经营以支撑产品经营,达到企业上市的目的。也就是说,通过培育上市公司,用全国、全世界的钱来推动江阴传统产业高新化、主导产业品牌化、新兴产业规模化,特别是重点发展新材料、新能源、新医药等新兴产业,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发展。“企业上市有可能成为苏南地区迅速转变增长方式的一条捷径。”郭诚对此充满信心。

  被称为“中国A股第一县”的江阴市迄今已拥有22家上市公司,可募集资本超过170亿元,形成赫赫有名的“江阴板块”。事实上,在整个苏南地区,类似的资本经营不仅推动了产业结构、资源配置的优化调整,也给为数众多的企业带来了巨大成功。经历短短的几年时间,法尔胜公司已然成为国内唯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光纤预制棒企业,并且是中国光纤产业无可争辩的领军公司;无锡尚德则几乎是一个神话,2001年企业低调挂牌,至07年其销售收入就一路攀升至12亿美元,而公司掌门人施正荣的个人财富在6年时间暴增至29亿美元。如今的尚德不只是跻身于世界上最大的太阳能设备制造商行列,老板施正荣的财富故事也正在不断的激励着苏南新一代创业者。其间不少观察家相信,由此引发的创业精神必将推动这个地区的新一轮经济增长。

  对于法尔胜、尚德、红豆、澳洋这样的苏南巨人,人们看重的可能是他们惊人的增长速度、丰厚的利润或者神奇的产品,但真正使这些公司卓尔不群的是其企业领袖在资本经营上的独具匠心。苏南研究专家谢林认为,这些上市企业在苏南转型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他们的资本经营推动了企业可持续发展,实现了产权主体的多元化、企业制度的现代化、政府管理的市场化。

  一个群体的成长烦恼

  把成千上万家乡镇集体企业转变为产权清晰的股份制公司,这个过程一度被看作是苏南改革中最剧烈的蜕变。但是,当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时间的改制工作完成后,如此众多的企业领导人从依附于政权和土地的农民,转化为拥有独立人格的职业商人,这一转变显然比前者更加深刻,更加艰难。

  整整四年前,聪明俊朗、知书达礼的周海江接过红豆帅印的时侯,人们曾经怀疑这个行事低调的管理者是否能像他的传奇父亲周耀庭一样具有那种朴素的执著和开拓精神。如今,这些质疑声音早已随着红豆集团的出色业绩而烟消云散了。相对于那个年代有些异乎寻常的父辈,周海江代表的是一个全新的红豆—他年轻、自信,但对不计其数的红豆员工来说,文质彬彬的周海江代表的是更清晰的权利义务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周海江的一位助手至今仍然记得周在几乎全票当选红豆董事长时说的一句话:“我很高兴我能成为红豆集团的董事长,更高兴的是我能以完全选举的方式坐上董事长的位置。”

  在周海江看来,自己当选为红豆掌门人意味着建立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在苏南已蹒跚起步。设置开放的股权可谓是周海江的又一大创新,他说:“企业不是我一个人的,所有的财富都是工厂的每一位员工努力创造的。”迄至目前,红豆集团的股东竟达800多名,集团麾下的每个工厂也建立了明晰的股份产权制度,每个工厂约有50%的股份由管理层共同持有。

  毫无疑问,苏南的十年改制摧毁了市场屏障,也使大部分集体财富以各种方式转移到私人手中,这一点肯定让老调重弹的共同致富支持者大失所望。但是,温暖的集体主义思想并没有在这片土地上消失。大名鼎鼎的张家港永联村的永联集团,至今仍然保留着25%的集体股份,以至于在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中能够一掷千金—村集体轻轻松松的拿出15亿元人民币,使整个村子焕然一新。本已腰缠万贯的上万村民无不笑逐颜开。

  以坚持集体福祉闻名于世的华西村则是更为执著的集体经济的守望者。当这个“天下第一村”的当家人吴仁宝决定退出经济事务并把权杖交给自己40岁的儿子吴协恩的时侯,外界就有人批评华西村错失了将非家族成员推上领导职位的机会。然而,这样的人事安排很可能是唯一令大多数华西村民满意的解决方案。因为在苏南的集体经济大多已分崩离析的时期,只有这个家族才能带来歌舞升平的华西村所需要的凝聚力。娇生惯养的新一代华西人也许不再把年迈的吴仁宝当作心中的偶像,但这位80岁老人无私和清廉的名声依然在维系着华西企业集团的繁荣。

  华西村每天都会迎来数以百计的参观者,其中不乏来自中国政界那些最有声望的客人,这一点无疑让华西人倍感骄傲。“如果华西村能够把某种体系制度化,并且不依赖于某一个人的威望,那么华西村将成为共和国历史上一个真正伟大的成就。”社科院李东教授说。

  显而易见,并不是所有的苏南企业和企业家都已经走出产权模糊的集体窠臼,而这场惊心动魄的转型运动可能带来的困扰、迷惑、徘徊和挫折感,正是苏南要塑造为世界级大企业的温床所必须经历的成长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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