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新华社一篇刊载山西考察南非矿产管理的内刊直呈国务院领导案头，国务院主要领导就建议借鉴南非经验减少煤炭安全事故做出批示，时任国家安监总局局长的王君要求安监总局启动南非经验课题组，下设法规、体制、培训、技术装备、应急救援、综合等六个小组。

　　晋城市的官员也在今年8月向国家安监总局汇报了考察经过。以前局限于各个矿务局的学习国外煤矿管理，一夜之间上升到国家层面。

　　问责压力

　　之所以晋城市热衷引进南非技术，关键原因是矿难频生之后，问责压力不断加大。

　　按照山西省的规定，一旦发生事故，除了给死亡职工给予每人不低于20万元的赔偿外，每死亡1人由县级以上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处以100万元的罚款。死亡3人关闭煤矿。

　　这种硬性的规定并未起到作用，很多矿主不堪重负，发生事故后选择的途径就是“瞒报”。

　　与处罚煤矿、“瞒报”相伴随的则是官员问责。

　　山西一位基层煤炭局领导向南方周末记者抱怨道，现在的煤炭系统上下级之间根本没有信任感——每一级部门都互不信任。“他们认为基层煤炭局和矿主就是沆瀣一气。”

　　山西曾经胎死腹中的一项政策规定，凡是发生一起3人以上的事故，免除县里分管领导职务。之所以难以推行，一位基层官员说出了苦衷：即使把我的脑袋和工作联系起来，也保证不了不出事故。“如果确实推行这项政策，那么我们县里的五个副县长，大家轮流当分管煤炭副县长，落在谁的头上算谁的。”上述官员说。“问责”制导致山西的官员、煤炭局的总工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问题：事故发生后，知道属于渎职，不知道则是失职。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细节是，当南非官员问晋城方面，夏振贵市长去了哪里的时候，当地人只能告诉南非官员他“生病休假了”。夏在临汾主政期间因“9·8”襄汾溃坝事故停职检查。“不是累死，就是吓死。”山西的一位煤炭系统的官员说。

　　长期参与山西煤矿事故调查的一位专家开玩笑说，即使让自己开煤矿同样避免不了事故。关键是发生事故后，政府应该进行调查，明晰责任人。

　　南非经验

　　矿难依旧不断发生，寻求解摆脱困局的问题再次让官员们愁眉不展。

　　当南非煤炭生产管理经验出现在山西官员们面前之时，他们如获至宝，争相前往南非考察。

　　到了南非之后，晋城的官员发现在南非的矿区“看不到口号”，连个标语都没有。起初只是考察技术的官员开始细心观察这个陌生的国度。

　　南非目前有100个煤矿，产量达到了2.5亿吨，机械化水平达到了100%。“要知道，晋城市2005年机械化采煤才达到了17%。”晋城安监局总工牛德文说。

　　让这些官员感兴趣的是南非的煤矿管理。时任晋城市副市长郭长青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南非的矿工健康与安全管理有着比较完备的法律；要求强化职工培训，硬性规定矿主必须拿出矿工薪金的1.5%统一出资到技术院校培训；要求建立瓦斯治理实验室；强制矿主设立紧急疏散图；提高矿工死亡补偿标准，一个矿工死亡赔偿45万元南非币。“你知道吗？南非在进行矿工培训的时候，最后一项任务就是让他们观摩瓦斯爆炸的测试现场。”晋城参与考察的一位官员面带不可思议的表情说。这种“杀鸡给猴看”的方法，让这些矿工在此后数年内都会记忆犹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