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失败于网络？

　　2005年7月，顾雏军被拘。这似乎给历时一年的“郎顾之争”下了一个阶段性结论。有人说，“挺顾派”遭遇滑铁卢，是“人民群众与爱国主义学者”的胜利，以“郎咸平旋风”为代表的东风，最终压倒了“主流经济学家”之西风。

　　何谓“主流经济学家”？这个概念，应该是2004年“国有企业产权

　　那么，与此相对，“非主流”就被定义为“代表弱势群体和国家民族利益”的一方，他们在网络上与民意结合，与“主流”抗争。杨帆先生认为，主流与非主流的争论，真正抓住了中国改革的最核心，准确概括了改革焦点。[全文][评论]

高尚全：可以这么说。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有争论。1979年11月，小平同志刚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就受到“左”的干扰，主管理论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甚至批发了五位同志给他的信。这封信批评一些经济学家关于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把企业办成独立的经济实体、企业的经营活动主要由市场调节的观点，认为这些主张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势必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区别。1982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评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观点是否定计划经济。《红旗》杂志编者的话说，“放弃计划经济，必然导致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破坏”。你看，反对改革的声音多么大，舆论的压力多么大。
经济观察报：这是您经历的最早的观念之争吗？
高尚全：不是。1956年，我在一机部工作，做了一些调查。1956年10月23日

这一天，入住一机部招待所的达1444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企业没有自主权，计划经济就是审批经济，企业需要设备，要找部里，企业需要原材料也要找到部里。企业没有自主权，没有积极性，一切行动听上级指挥。政府则忙于发文件，靠行政的手段来维持运转，所以，一机部二局一年的文件就发了八吨纸。当时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企业要有一定的自主权”，发表在1956年12月6日《人民日报》第二版，迄今已49年了。当时有一个画家配了一个漫画，说企业买一个打字机要坐着火车跑到部里审批。当时计划经济的弊病已经暴露出来了，但是人们不敢说计划经济不行，为什么？因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我那篇文章发表后，有人就贴大字报，说这怎么行呢？企业有了自主权那还了得，那不是南斯拉夫吗？那不是修正主义吗？我差一点被打成右派了。[全文][评论]

    我认为，新自由主义也好，古典自由主义也好，都可以在学术上讨论、争论，但不能借此否定中国的改革实践。我们要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排除干扰，千万不能因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而否定改革，千万不要上当，否则会有灾难性后果。

时间：2005年9月26号下午
地点：西安门大街22号
人物：高尚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
采访人：仲伟志

经济观察报：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有

高尚全：从历史经验看，对改革有不同的看法，有争论，有反复，并不奇怪。不仅过去有，现在有，将来也会有。中国的改革就是在不断反复中前进的。问题不在于有没有争论，有没有反复，而在于我们能不能排除干扰，能不能坚持改革。
经济观察报：这是您个人经验的规律性总结吗？

    在今年上半年于上海举办的“观察家论坛”上，我就表达过一个看法，我说中国的经济改革现在发展到了一个与早期不同的阶段。在改革的早期，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几乎都有两者必择其一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当时归根到底是要市场经济还是要计划经济的问题。而且根据当时的经济学的研究水平和知识，应该说对这个问题基本是有答案的，但问题是，这样的选择需要有政治胆略和远见卓识 的政治家们来拍板。这

　　的确，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的增长和发展。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和高速增长也带来了很多具体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和挑战一方面带有我们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阶段性和过渡性特征，也来自于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之间利益摩擦。经济的市场化过程是一个复杂系统工程，它需要制度之间匹配和协调，需要政府有效治理，法律有效执行，人口素质的 提升。[全文][评论]

　　在社会矛盾的重围中，学界和政策界对于改革的态度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有人说，需要将改革搁置，或者干脆将改革停下来，因为改革可能引发更多的矛盾。有人说，这正是需要加快改革的时期，矛盾越多，越尖锐，越要求通过改革来加以解决。

　　我赞成后一种观点。

　　但即令赞成改革，我们很快会发现：改革谈何容易。事实上，目前改革已经陷于尴尬局面。一方面，能改的、好改的都早已改完，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是越来越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谁敢说改革的收益一定大于风险，而不能证明这一点，就没法证明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加速分化，社会分层已经出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主张分歧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你改谁，怎么改，你又依靠谁来改？

　　所以，中国现在有许多需要研究的重大改革课题。然而这些课题似乎并没有得到重视。原因很简单，专司体改的体改委撤销了，谁还来思考中国改革？[全文][评论]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考察，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将处于快速变动时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相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显尖锐、复杂。

    “内部人主导型改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排斥了多方利益主体的公平博弈，某些手握大权者说了算，赢家通吃，这样一来，作为对旧体制的革命的改革就蜕变成某些人掠夺财富的“宫廷政变”，社会矛盾激发，改革无法再顺利推进。

向，特别是报告对改革前医疗体制给予了相当的肯定，这更引起了人们的敏感。关于医疗体制改革的这场讨论，也许是一个契机，因为讨论和反思已经不仅限于医疗体制改革，甚至也涉及对其他一些领域的改革甚至整个改革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经济观察报：您怎样看待目前的改革以及近年来在思想理论界一直存在着的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观点？
孙立平：中国的改革已经有了27年的时间。纯粹以时间的意义说，27年相当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一直到文革结束的时间。27年改革最大的意义是使中国脱离了旧的体制，而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开始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正常的成员。正因为如此， 由中国、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国家汇聚而成的这次转型过程，成第二次大转变。[全文][评论]

    27年改革最大的意义是使中国脱离了旧的体制，而逐步汇入世界主流文明，开始成为国际大家庭一个正常的成员。

时间：2005年9月20日下午
地点：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人物：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采访人：殷练

经济观察报：近段时间，在各种媒体上特别是网络上，有关改革评价的讨论越来越多。您如何看待这些讨论甚至争论？

孙立平：实际上，这个讨论在去年郎咸平引起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