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越多越尖锐 越要求通过改革来加以解决

　　赵晓/文

　　按照发展经济学的考察，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将处于快速变动时期，与此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开始集中凸现。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不同的是，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相比一般发展中国家更显尖锐、复杂。

　　在社会矛盾的重围中，学界和政策界对于改革的态度出现了很大的分歧。

　　有人说，需要将改革搁置，或者干脆将改革停下来，因为改革可能引发更多的矛盾。有人说，这正是需要加快改革的时期，矛盾越多，越尖锐，越要求通过改革来加以解决。

　　我赞成后一种观点。

　　但即令赞成改革，我们很快会发现：改革谈何容易。事实上，目前改革已经陷于尴尬局面。一方面，能改的、好改的都早已改完，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是越来越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谁敢说改革的收益一定大于风险，而不能证明这一点，就没法证明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加速分化，社会分层已经出现，不同阶层的利益和主张分歧重重，在这种情况下，你改谁，怎么改，你又依靠谁来改？

　　所以，中国现在有许多需要研究的重大改革课题。然而这些课题似乎并没有得到重视。原因很简单，专司体改的体改委撤销了，谁还来思考中国改革？

　　政府更多的关注是在改革的内容。2005年被定为“改革攻坚年”。改革之年改什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列举了六大重点：一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二是财税体制改革；三是金融体制改革；四是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五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六是完善现代市场体系的改革。在最近召开的发展和改革会议上，主管改革的权威部门

国家发改委又增加了四项改革：一是垄断行业的改革；二是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的改革；三是投资体制改革；四是价格改革。

　　以上6项＋4项，可以认为是改革的全部吗？不可以。因为改革有着更加重要的内容，那就是改革的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改革的动力、改革的方式等等。

　　当前困扰改革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并不在于改什么，而在于如何改，怎么改。如果不解决改革动力和改革方式等问题，无论改什么恐怕都改不好。

　　那么究竟怎么改呢？很显然，改革需要再出发，已经20多岁了的改革着实太老了些，需要“升级换代”，甚至改革本身也要改革(对过去的改革进行纠偏)。不过，这是一个大课题，我这里只能说紧要的部分。

　　当前迫在眉睫者，是改革要从“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转向“社会参与型改革”。这将是决定中国改革能否继续推进并取得成功的关键。

　　回顾中国20多年的改革，已经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1980年代至1990年代小平南巡时期的“自上而下推动”的阶段，是一代政治家以个人魅力和权威推进中国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变革，绝大多数人享受到了这一时期的改革成果。二是小平南巡至胡温新一届班子上台之前，这一时期“内部人主导的改革”在中国成为主流，改革的成果分配不均，中国社会加速两极分化趋势，改革的合法性资源伴随国有资产的流失一同快快流失。

　　“胡温新政”让我们看到中国改革现在有可能进入到以“社会参与型改革”为特征的第三阶段。

　　“内部人主导型改革”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它排斥了多方利益主体的公平博弈，某些手握大权者说了算，赢家通吃，这样一来，作为对旧体制的革命的改革就蜕变成某些人掠夺财富的“宫廷政变”，社会矛盾激发，改革无法再顺利推进。

　　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例。以往国有企业怎么改基本上是内部人说了算，怎么能不出事呢？现在组建国资委，内部人开始受到出资人的制衡，改革的公平性比过去大大改善。将来如果再进一步，国企改革能够让企业职工更多的参与，甚至让相关利益者以听证会式的形式参与。改革的面目岂不是完全不同？

　　新近，

股权分置的改革要求非流通股东提出的股改方案一定要经过流通股东的同意，这也是改革由“内部人主导型”转向“社会参与型”的一个范例。既然股权分置改革可以让小股东以网上投票的方式参与进来，为什么中国其他的改革不可以采取类似的制度方式和技术方式呢？

　　我们还在垄断部门的改革、土地改革、金融改革，上海浦东综合改革等许多改革领域看到了“社会参与型改革”的影像，也由此看到中国改革的新的希望。

　　在矛盾的重围中，通过“社会参与”的办法寻求“和谐改革”之路不仅可以拯救中国改革，而且可以为中国崛起打造新的

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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