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伟沈阳飞龙保健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执业药师。曾荣获“全国杰出青年企业家”、“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劳动模范”等称号。1982年2月毕业于辽宁中医学院，1982年2月至1987年10月在辽宁中药研究所工作，1986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90年组建沈阳飞龙保健品有限公司，1993年5月组建沈阳飞龙医药保健品集团。

　　“开泰事件”：一千个伤心的理由

　　2001年5月1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在1101室就“美国辉瑞公司告飞龙公司‘伟哥开泰’为名称的外包装专利无效”一案进行口头审理。法庭告知原告被告双方：希望一个月内达到和解。请你们重视和认真地研究我们的建议，我们会依法审理……2001年5月12日，为解决企业发展所需资金，飞龙公司在北京昆仑饭店拿出了“热毒平”等三种当家产品进行拍卖。2001年5月14日，记者在沈阳采访了姜伟。

　　记者：为什么美国辉瑞在“开泰胶囊”上不依不饶。难道仅仅是“恶意抢注”？深层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姜伟：1999年年初，美国辉瑞在纽约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它的新闻发言人指出：第一、中国飞龙集团生产的“伟哥”与美国辉瑞生产的Viagra没有任何关系；第二、美国辉瑞正组织律师团准备诉讼；第三、飞龙生产的“伟哥开泰胶囊”仅仅是草药而已。

　　1999年6月至8月，飞龙公司的“开泰胶囊”和美国“Viagra”的12项实验报告在香港和内地的一些报刊上全文刊登，美国辉瑞公司并没有提出异议。2001年1月，我在答复美国辉瑞公司的时候，又把实验报告出示给美国公司。最起码它认可了中国的天然药物“开泰胶襄”超过了美国伟哥这个事实。

　　我的专利是在1999年8月20日生效，但为什么辉瑞公司在2000年11月7日，国家药品监督局败诉以后才提出起诉？所以我认为美国辉瑞掩盖了事情的本质。实际上是中国的飞龙公司生产的天然药物“开泰胶囊”占领了大量的市场，影响了美国公司巨额利润。因为“万艾可”在中国的销售形势并不乐观，他们是想占用“伟哥”的名称，本质是赤裸裸的——市场、利润、金钱。

　　记者：“开泰事件”给您和企业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您是如何摆脱困境的？

　　姜伟：1999年4月12日，我们花20万块钱在中国保健品公司租了一个展位，花30万元做了装修。我们把很多客人约在了广交会见面，我们派了9人的代表团参加签约。头两天签了6000元人民币的合同，我们预定签5个亿。结果14号“劣药”的事出来，我们被强行驱逐出广交会，牌子都给砸了。我们据理力争说，所谓“劣药”不是药品质量问题，而是包装问题和名称问题。人家根本不听，动了保安，动了锤子。

　　论讲实话，中国企业家排名中我能属第一。这一阵子人们对我有些误解。但和国家药品监督局的官司我必须打。这件事如果不打成公案我死定了，这是我唯一的选择。我一旦跪下，就等于承认了我是骗子、劣药制造者。我要想活着就得打成公案，不打就没有未来。

　　“开泰事件”后，我将近一年半没上班，没有工作环境了，成天是法院的人在单位里转。2000年1月，我到美国，周围的人给我灌输了一大堆因特网的概念。我老婆开车带着我和儿子到书店买了三本网络方面的书。回来在飞机上的18个小时，我都在看书。后来建了一个“天然药物网络医院”。

　　两年间我弄得满头白发，心灵身体受到摧残。“开泰胶囊”不是劣药，说明书不过是多印了“男女性冷漠”5个字。人生有不同选择，我对我的选择无怨无悔。

　　记者：众所周知，“飞龙公司”对“药监局”的官司赢了，您目前的状态如何？

　　姜伟：2000年11月17日，飞龙公司把“劣药”的帽子摘掉了。但它只解决了一个问题：把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3倍罚款的决定取消了。我没得到道歉，没得到任何赔偿。我还得承担由于“劣药”而带来的后果，我得挺着。挺着就很艰难嘛！

　　我们遇到的是一个特殊的事件，我们是一个弱小的民营企业。我找法院，法院告诉我已经“胜诉”了，这个时候我又能找谁去？

　　“开泰事件”的后遗症很严重。两年的停滞，造成内部环境的破坏，人员流失，银行利息卡死，企业现有资金无偿消耗。飞龙胜诉后，我们面临着由于环境被破坏所造成的长时间企业破产性停滞。这两年舆论的导向使得社会环境、消费层面、销售通路都遭到破坏。

　　中华民族培养了我这样一个企业家，我认为我交出的答卷是优秀的。第一，我没有向国家药品监督局纠缠于事件；第二，我没向法院提出巨额的索赔；第三，我没向市政府和省政府提出苛刻的要求。而是凭着我的智慧和原有资源完成企业艰难的转折。

　　记者：“开泰胶囊”事件中，您是不是也有不当之处？

　　姜伟：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清楚：第一、我们不犯那些常识性错误；第二、我们不犯低等的法律错误。我们不是没有错误，比如这次“开泰胶囊”事件，我们有错误但没有违法；第三、我们也为了钱，但绝不为小利而塌腰；第四、我们要钱来做什么呢？不是为了享受豪华生活，而是要用钱做更大的事儿。这就是我们这批民营企业家的普遍心态。我们可能有自身的缺点毛病，有些空想、幻想，有些不切合实际的地方。我们是不是焦虑了？烦躁了？是不是有些“赌”性？是不是有挺而走险的行为？人们也在研究我们。但在这些行为之初我们会想三个问题：法律所在，道德所在，社会的接受能力。

　　记者：您怎样评价“飞龙”公司和美国“辉瑞”的这场竞争？

　　姜伟：首先我觉得竞争是不公平的。辉瑞是世界上第三大制药公司，市值3500亿美金，而飞龙是个中国民营企业，也就值一两个亿人民币，辉瑞拔个汗毛也比飞龙的腰粗；其次我觉得竞争是有益的。飞龙公司生产的“开泰胶囊”是天然药品，美国辉瑞的“万艾可”是合成药品，这两种产品会相得益彰，互相间不会有伤害。正如饭店不怕多，多了才会产生氛围；第三我认为合成药品由于副作用迟早要被人们淘汰，天然药品由于没毒副作用是有希望的。

　　不过，中国的民营企业也好，美国的大公司也好，都要遵守法制和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飞龙公司虽然把“劣药”帽子摘了，但产品也在市场中消失了。美国的“万艾可”销售情况也不看好。2001年5月10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在1101室开庭审理了美国辉瑞公司告飞龙公司的“伟哥开泰”为名称的外包装专利无效，结果对任何一方都不重要。“伟哥开泰”的专利是1999年8月17日获得批准生效的，即然是批准的专利，就是有效的。你说“无效”是不行的。美国辉瑞走到这步田地，给它一个“伟哥”名称又能怎样呢？美国公司所确定的战略目标和竞争对手的核心是中药，美国“万艾可”摧毁的是中医的补肾体系。

　　中科风波：一场游戏一场梦

　　2001年1月，姜伟卷入“中科风波”。但这条他通往“资本市场”的“捷径”很快就被堵死了。在辽宁省政协会议期间，姜伟对记者谈起了这件事儿——

　　记者：您觉不觉得参与“中科事件”是“搅局”，是“趟混水”？

　　姜伟：你说我参与“中科”是“搅局”，这“局”肯定要“搅”。没路就“搅局”吧，“搅局”中找路啊。搅“中科”我把中国资本市场最深的水给趟了，不然我怎么知道资本市场是怎么回事儿呀？我1月4日一脚趟进了“中科”，“趟”明白了很多事情。

　　我不能依靠社会的怜悯，我不能等待未来历史的确认。我又不想做小企业，我又不甘心为五斗米折腰。我现在即使把企业卖了，也会过一辈子豪华的生活。我还没有到史玉柱[微博]那种破产的边缘，我也不欠1.5亿元的债务，我不甘心所谓的“从头开始”。我就这样破破烂烂地往前走，而且目标还挺高，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我想的是冲上去，冲不上去我也不干了，退出江湖。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有很多清高的地方，否则我们不会下海。1986年我也算是副处级，有车也有钱，吃饭请客也能报销。我们下海的初衷就是要创造财富，分享自身创造的财富。这是我们的理念，这个理念是不会改变的。比如“中科事件”，就有人说“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不会掉馅饼”等等。“免费的午餐”我也不会去吃，“天上掉馅饼”我用脚把它辗碎。我姜伟也曾当过亿万富翁，我要你那个“馅饼”那个“午餐”干什么？我没穷到那个地步。违反我们下海理念的事我不做。

　　记者：印象中，“飞龙”公司曾经尝试过在香港上市，为什么不了了之了呢？

　　姜伟：1994年，企业现金流达到6-8个亿，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设计未来。一个有限责任公司完全靠产品的现金流和银行贷款是不足以产生跨越性发展的。要发展就要依靠资本市场。当时，香港百富勤想在中国找一个民企在香港上市做一个尝试，我们在北京见了一面，对方考核了一下资格指标，决定做这件事。方式有两个：一个是我卖给外方51%，等于外方上市。但外方上市融资得到的所有资金归外方使用，人家再投回来控股，这样不利于企业发展。他们也觉得对我不公。另一个方式就是整体上市，在香港再重组一家公司把我们装进去。到了后期，事情越来越复杂了，百富勤董事会在最后决定是否代理我们上市的时候出现分歧。主要核心问题是我们在香港孤立无援，中国企业在香港也算概念上市，但保证体系不健全，这样就经历了坎坷。

　　如何构架上市公司，这5年我费尽心思。首先要构架大项目，未来有创造利润能力的项目。创建一个技术平台，保证技术领先。结果我们做了，也做好了，甚至做到社会都不相信的程度了。

　　记者：这几年，您给人的感觉总是在“闹”，这样的做法对于您个人和企业有什么好处吗？

　　姜伟：“中科风波”有人说我“搅混水”，其实我也想搅清水。由于历史的问题，我的条件不具备了。我想顺顺当当地上市，可能吗？清水搅不成就得打混水的主意了。不过我又不是法盲，我是依法行事，我不是个不成熟的企业家，我们可能犯错误，但我们不会犯低级错误。

　　“开泰事件”对企业的伤害很大，现实没有出路，我就赌理想。赌理想就得找机会，每一次机会可能就是我的唯一机会。比如这次“进中科”，面对这样唯一的机会，我只能考虑法律问题，而不能考虑名誉问题。只要不犯法，我就得干。我做的事情都是经过考虑的，一旦企业找到发展道路，我就不嚷嚷了。人家说我姜伟老是闹，其实不是我想闹，比如大人请了5个客人谈事情，孩子在一旁哭。哭就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飞龙”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哭。我不哭我就会消亡，我不哭就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现在我到了生死关头。

　　中国民营企业家要考虑如何进入下一个发展时期的问题：一是要高科技投入；二是要减少自身债务，否则你就进入不了明天。老是制造虚假概念是没出路的。我们是“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是要以主人的姿态出现的。怎么出现？背一屁股债参加竞争吗？上市的目的如果是为了骗钱还债那就算了。

　　认规律还是认命，我姜伟的命就是个卖药的，“开泰胶囊”本来卖得挺好，结果被“打”了一顿，折腾了两年。回过头来我还得卖药，卖到50岁，我就不干了。

　　延生护宝：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2001年4月下旬，为解决企业发展问题，姜伟在北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活动。4月25日，在新大都饭店，记者见到了姜伟——

　　记者：“开泰事件”后，为什么您卖起了“延生护宝液”？这么多年了，市场还认这个品牌吗？

　　姜伟：“开泰事件”造成了我们企业生存空间的狭窄，消费者觉得我们的产品是“劣药”，中间商觉得飞龙公司老出事。去年11月17日胜诉，12月2日我们就推出了“延生护宝液”。就是以前的产品，什么都没变。什么叫品牌，品牌就是要经过波动的群众满意度高的产品。我要告诉消费者：10年前我没有欺骗你，10年后我仍然不欺骗你。如果消费者有了这个印象，既使不赚钱，我们也赢了。结果不到20天卖了四五百万元。

　　这次推出“延生护宝液”，策划公司问我包装不包装，我说“直推”，直推等于裸体推出。我要告诉消费者的是，那里就是14味中药，而且很管用。

　　记者：现在人们谈起姜伟，总有一些保留，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姜伟：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很多都遍体鳞伤了，这究竟是为什么？我们民营企业家特别怀恋1987-1995年。那些时候的市场英雄们确实可爱。我在1991年提出“不找市长找市场”，沈阳市在5年间天天表扬我。现在我市场也找不着了，市长也没地儿找了。市场被上市公司垄断了，市长你不找人家人家不认识你了。不花钱办不了事儿，钱花大了检察院找你来了。

　　我这段期间特别苦恼，也特别聪明。既特别轻松，又特别累。社会上关注的是“飞龙”还有钱吗？飞龙未来有什么计划？这个问题我都没法回答。

　　记者：感觉您有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这力量的源泉来自何方？

　　姜伟：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是经过波折起伏的。他们叫我“活化石”、“不倒翁”，中国市场经济出现的问题我们都经历了。假货冲击问题、应收款所造成的坏账、死账的问题、保健品泛滥的问题……凤凰掉进火里了，结果是两个：一个是火凤凰，一个是“烧鸡”。在中国市场经济里，企业必须经过波折，企业经过波折能走向新的成功，企业家经过波折能走向新的成熟，产品经过波折能够走向品牌。每一次波折是新的起点，每次开始又是一次新的挑战。

　　什么是飞龙现象？当年的飞龙在市场中大胆探索，滚动发展，说白了就是不到银行骗钱去。现在的飞龙现象是百折不挠，不怕曲折，哪怕是灾难性的曲折。改革开放20年前，我们忽视了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所以当洪水等自然灾害袭来时，我们发现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已经受到了威胁。那么现在，我们对社会环境的保护是否也存在问题？如果不加以治理，那么也将威胁企业和企业家的生存了。行贿是企业家干的，造假是企业家干的，企业家尤其是大企业家要负责任。不要老给银行讲故事，要做点儿实事。

　　企业家要懂“规律”，更得懂法律。江总书记提出“以德治国”，我觉得提的及时，企业家更不能缺德。你去欺骗消费者，可能会把谎话包得很严；你去欺骗银行，可能手段很高；你去利用特权，可能得到了眼前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问题都不小。

　　记者：您认为民营企业应该如何把企业做实，而不是今天卖这个明天又卖那个？

　　姜伟：一个民营企业，抓什么才对？现在大家都表扬史玉柱还债，有人也告诉我学学人家，换个名字再卖点什么。这5年我们狠抓产品开发，抓科技含量。有人说，都不行了，还捣鼓那玩艺儿干啥？我觉得企业搞科技开发，总比换个名儿到市场骗人强吧！

　　总裁的二十大失误

　　1997年，姜伟发表《总裁二十大失误》，反思自己以及企业的错误。

　　一、决策的浪漫化

　　二、决策的模糊性

　　三、决策的急躁化

　　四、没有一个长远的人才战略

　　五、人才机制没有市场化

　　六、单一的人才结构

　　七、人才选拔不畅

　　八、企业发展缺乏远见

　　九、企业创新不利

　　十、企业理念无连贯性

　　十一、管理规章不实不细

　　十二、对国家经济政策反应迟缓

　　十三、忽视现代化管理

　　十四、利益机制的不均衡

　　十五、资金撒胡椒面(资金分散使用)

　　十六、市场开拓的同一模式

　　十七、虚订的市场份额

　　十八、没有全面的市场推进节奏

　　十九、地毯式轰炸的无效广告

　　二十、国际贸易的理想化

　　采访札记

　　东北名人，除了赵本山，就数姜伟了。二人都以能说会道见长，后者尤甚。好比鸭子扔进了锅里——肉烂了，嘴还硬呢。

　　想他卖“延生护宝液”时大把搂钱的情形，再说他卖“伟哥开泰”时的喜形于色，他的司机说那时的“飞龙”有100多辆车。而现在只有一辆姜总的“卡迪拉克”坐骑，孤寂地在街中走来走去。

　　常常自诩为“老演员”的姜伟如今更愿意说自己是“老战士”，外面包装的变化折射出他心路的曲折。

　　人到中年，是男人最敏感和脆弱的阶段。更何况如姜伟之流已经历了跌宕起伏，许多深刻感便从中来。而男人的选择无非是两个：一个坚持，一个退缩。所幸他选择了前者，因为他是“伟哥”。

　　跟“药监局”的官司也好，跟“辉瑞”的争斗也罢，他都是为了自身的“安全”。人本能的求生欲望发挥到了极致的时候也能创造奇迹，他的官司还真的赢了。所以姜伟说，除了“发展”，“安全”也是硬道理。

　　肉体的姜伟依然如故，精神的姜伟却悄然蜕变。因为以前有钱，他的表现经常地装疯卖傻。因为现在受挫折，他的神色时常地凝重深遂。

　　一个有钱人的落魄似乎永远要比一个穷人的倒霉更引人注目。姜伟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无论何时何事他都能自我安慰并自圆其说。他就凭着那套蒸不熟煮不烂的姜氏“滚刀”功夫而笑傲江湖。

　　“优点是聪明，缺点是太聪明。”这是姜伟的自我总结。优点和缺点都为“聪明”之人，也一定会进入“聪明反被聪明误”的误区。

　　据说，“总裁的20大失误”不是他的科研成果，而是北京来了几位记者在“飞龙”公司泡上几天拿回一大堆材料后的总结，他也因此捡了个便宜，就像捡了“伟哥”这么一个便宜一样。

　　可占小便宜吃了大亏。这算不算总裁的第21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