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士绅的现代演进
文/苟德平
士绅在中国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阶层，最早是从明末清初开始的。晚明时由于君权的衰弱，士绅在社会中的政治话语权扩大了，清随明制，使得中国在长达三四百年的时间中，出现了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士绅阶层。
要给这一群体下一个定义非常困难，简单地说，他们是一个地方的社会精英主体。但某个人是否被接纳为这一阶层的一员，则有着许多的标准，例如，具备基层科举头衔，在《儒林外史》中，需要卖鸡买米的范进中举后全家迅速被接纳为士绅阶层；拥有较多财富的商人和地主也算，有时候，他们被称为“绅富”；退职的文武官员、捐钱买来的虚衔官员当然是，大多数时候，他们穿着深青色的衣服，以示和平民的区别。
这样一群人所构成的士绅阶层，承担着替帝国治理地方的重大职责。在明清中国，行政单位只低至县一级，一个县令或知事手下的正式编制，只有十多个人，却要负责管理几万几十万人的诉讼、税收、科考等事务，依赖士绅来完成地方自治就成为必然的选择。士绅因此享有国家赋予的种种政治荣誉、社会和经济特权。在议罪、量刑标准、礼仪、居处、舆马、服饰、婚冠、葬祭、蓄奴等方面都享有特殊待遇，以表明他们高于庶民的政治身份。依靠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他们成为地方上的实际控制者。
这种“精英荣誉和治理”的模式，在中国一度中断，但随着民间财富的增加和精英群体对实现自我价值需求的提升，“士绅治理”正有萌芽的趋势。在共和政体下，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一新阶层显然不可能获得如前人般的特权，只是对政府荣誉和参与行政管理上，开始有了矇矇胧胧的诉求。一个可以视为回应的细节是，作为国家奖励表彰体系的一个未来组成部分，相关部门从2007年起已经开始就国家荣典制度，启动国家勋章法的研究做论证工作。
更明显的趋势是政协委员中“新贵代表”的逐年增加。在最新一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名单公布后，香港的媒体因此惊呼说，“超过60位的中国新贵私企老总”，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均马上表示，“不止这么多，上一届就有100位了，这次至少在100位以上，许多界别中都有民营企业家。”这些民营企业家委员中，许多人的名字都能从每年一度的富豪榜中看到，比如玖龙纸业主席张茵、吉利老总李书福、世茂集团董事长许荣茂、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张近东等。而这，还只是在最高层面上的政协委员，从中可以推断，各省、市、县的政协委员中，吸纳了大批的新兴精英人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白智立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在浙江温州调研时，就已经感觉一些民营企业家非常积极地进入政协人大参政议政了。”
尽管如此，作为新的社会阶层，民营企业家当选两会代表的人数还不算多，比例还不够大，“现在全国有私营企业500多万户，吸纳就业人数5000多万人；个体户2700多万户，吸纳就业人口也有5000多万人，他们作为新的社会阶层，对社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理应给他们合适的代表人数，反映他们的声音和诉求。”一个正在逐渐扩大的共识是，让新兴阶层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共同制定公共政策，将对整个社会有利。
这种共识为新士绅阶层的萌芽和培养奠定了基础。而新兴的精英群体在获得了财富上的成功之后，必然会朝向更向的需求层次，陕西韩城一位竞选村官的富豪的自我表白或许可以说明这一点，“我为什么要竞选呢？因为我的事业发展承蒙父老乡亲的支持，我一直无以回报……人要懂得感恩，要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他在竞选当中承诺，当选后为村里创办经济实体，三年内为每位村民分2万元，且由自己垫资先行分配。他在当选的第二天即筹资1300万元兑现了承诺，全村不论老幼每人分得2万元。
或许有人会因此而怀疑动机，但当一个人勇于拿出1300万元，挣更多的钱，或许并不真正是他追求的目的，而产生“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更在情理之中。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富人治村”和竞选基层人大代表的事例，隐约凸显了新兴阶层在更大舞台上表演的渴求。
新时代的“济世”
4月4日，在坚持了65天之后，出于卫生和公共安全的考虑，民营企业家林如新在义乌设计的施粥摊暂停了下来。在接受采访时他说，“施粥是出于一种心愿，因为老家有施粥的风俗习惯，为了秉承行善的传统，才组织进行施粥活动。”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早上向每名来受施的人提供两个馒头、一碗稀饭及一些咸菜，共计1元钱的食品，每天都有至少上千人来受施，一天花费约1200元左右。
林如新的民间施粥摊并非唯一，在温州也有个“红日亭施粥摊”，几位退休的老人每天为人们提供热粥小菜，“来喝粥的人有回收废品的、拣垃圾的、装修工人、乞丐、流浪者、寺庙的僧人等，附近的一些居民也会到这里喝粥，有些不想做早餐的老人每个月会给粥摊几百块钱，他们也天天过来这里吃。在这个粥摊上没有地位之分，有衣冠不整的，同样也有衣冠楚楚的。没有外地人和本地人之分，都可以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老人们因此曾入选“2007感动温州十大人物”，温州市委书记还特地去现场喝过一碗粥，捐了2000块钱的善款。
这种传统方式的义举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了。随着更为西化的“慈善”一词的深入人心，指责中国富裕阶阶层没有慈善传统似乎成了一件政治正确的事情。实际上，随着史学界对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成果的增多，为我们揭开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士绅主导的民间社会救济的繁荣和蓬莱。
民间社会救济的广泛发展体现在当时大量的义仓和义庄的兴起。义庄本义是宗族救济族人的机构，最为著名的就是宋代名臣范仲淹始建于苏州的范氏义庄，“历千年而不坠”。但到明清以来，不仅宗族义庄的数量大幅增多，而且许多义庄都面向社会救济。义仓则主要指由民间集资建设、由地方绅富管理、专救本地灾民的备荒仓储，它一般设有总理其责，并有常设机构维持日常运作。以当时较有名的苏州丰备义仓为例，它不仅是粮仓，事实上更成为一个拥有大量土地的综合性社会救济机构，到太平天国战争之前，已拥有土地近一万五千亩。能够自我造血，救济大量的灾民。
即使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民间社会救济所取得的高度，也让人咋舌：相当高水平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民间社会救济在整体救济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有些地区甚至开始超越国家救济成为救济的主体力量。在光绪初年，陕西、河南爆发了历史罕见的大旱灾，历时三年，蔓延陕西、直隶、山东等省，并波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江西东部、四川北部。面对大量涌入的灾民，江南士绅开始了跨地域的长期、大规模、有组织的“义赈”活动。他们相继成立了专门的救济机构，苏松地区成立了桃花坞筹赈公所、上海果育堂、上海协赈公所等救济机构，在河南、山西各地设立赈局，同时开展救济，并且在《申报》刊登募捐公告，绘制了《河南奇荒铁泪图》进行宣传，号召全社会参与救济。捐款由协赈公所汇聚，并派遣专人前往灾区建立赈局，发放协赈款项，同时开展救济。协赈公所并不满足于单纯的生存性救济，而且致力于维护灾后灾民的生活和生产。
而除了救荒和备荒外，士绅们主导的日常民间救济则体现了浓厚的中国特色：出现了建有固定堂舍等设施和专职管理人员的同善堂、育婴堂、普济堂等善堂。这些机构由民间社会力量独立主持和运作，都立有专门的规程条约，而且大多数组织还定期刊刻征信录，表明机构的资金来源和去向，以及运营状况。这些设施涉及的面相当广泛，有对患者施医给药的医药局，有对死者施棺代葬的施棺会、义冢，有打捞和赈济落水者的救生局，有笃疾孤老的普济堂、安济堂，有收容流民的栖流所，有抚恤节烈妇女的儒寡会、清节堂，有收养遗弃婴孩的育婴堂、恤孤局、留婴社，还有恤及生灵万物的放生局、惜字会等等。
类似自发的义举，深刻体现了当时的士绅阶层在儒家思想熏陶下“济世”的朴素想法。他们当然从来没有听过卡耐基说的“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巨大的耻辱”，或许也从未想过祼捐家财，更不会想到借此而张扬个人声名。这种“非功利性”的行善方式，正是成就和衡量现代新士绅的标准。在慈善口水满天飞的今天，许多富裕者做善事并是像西方富人一样有着伦理信仰，西方社会的企业家在获得巨大财富后，从事慈善活动是希望从“上帝”那里得到对自己敛财手段的“宽恕”或肯定，确保内心的安定和安宁，相反的是，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追求公关的好看，看中了“慈善”二字赋予的商业价值。浙家的企业家们曾经推出过国内企业第一份“社会责任”榜单，期望更多的浙商从“功利商人”向“公利商人”转型；在台湾，“慈济功德会”的许多弟子都是知名企业家，他们的行善方式更是按照传统佛家救济方式来进行。慈善并不只有唯一的伦理来源，并不只有捐款捐物的方式，施一碗粥，提供一次借宿，都是义举。
士绅式的社会理想
在传统的士绅社会，士绅同时承担着对社会进行反哺的功能，尤其是社会管理和文化教化方面。也正是因为这一模式，使得传统文化得到了长期保护，公共道德得到不断滋养。比如数千年来，地方上的修桥铺路打井等公共建设，便主要是依靠士绅阶层组织，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
而在文化的教化上，士绅阶层更是居功不浅，捐资义学、传播圣贤之道几乎是他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因为要在地方获得影响力，士绅必须从思想上获得优势地位，他们得制定家法、宗规、乡约，宣讲皇帝谕旨，还得在书院讲学，或在义学、社学任教，培养后继的士绅人才。而由于近几十年来士绅阶层的中断，儒学几近断绝，其产生的严重后果就是，以孝道式微为代表的道德滑坡，以黄赌风盛行为代表的文化生活荒芜，以人与人关系冷漠为代表的社会结构松散化，变得十分普遍。
新士绅阶层的兴起，正在慢慢地回归这种功能。亿万富翁梁希森是其中的一个。2002年7月，他拿出4200万元给老家山东梁锥村全村盖了136套欧式大别墅；2005年11月，他又拿出7000万给临近的许家村盖了216套连排别墅。让村民们搬进新居所，并不只是梁希森兑现承诺那么简单，它是梁希森宏大计划的一个起，他试图用“文明”的生活方式来改造农民，让他们“去除愚昧自私的心理和落后的思想”。典型的细节是，为了让村民们适应室内的卫生间，他坚持不建公共厕所，与顽强的村民们对峙，直到他们疲于奔命，不得不在屋子里解决问题。
在浙江慈溪，本地民营企业在快速健康发展壮大的同时反哺社会成为了常态，甚至作为一种现象被研究。自2003年起，宗汉民营家对地方文化活动的赞助一直没有断过，民营企业出资办文化的氛围逐渐浓厚，有些帮助出资购买舞狮队的道具、服装；有些支持组建龙舟队的经费，形式各样，但都大大丰富了本地街道乡村的文体氛围。这种文化反哺是不仅增强了企业和本地居民之间的凝聚力，进而强化了其他资源要素的黏合力，使得当地的企业发展和文化建设共同走向了良性发展的道路。
这种传统教化力量所能产生的渲染力，可以从上月的一则新闻中看出。重庆民生能源集团董事长薛方全为父亲举办80寿宴，数千人赴宴，“考虑到乡亲方便和节约，地点就选择在老家重庆璧山县正兴镇卫寺村薛家庄院坝里。”寿宴不收礼品礼金，吃的是土家菜，厨师是村里或邻村的，杀了100多头生猪和450条鱼。受邀赴宴者主要是村里或邻村的乡亲，有近3000人，其余就是从全国各地甚至国外赶回来的朋友同学等。薛方全在接受采访坦言，“父母都是80岁的人了，剩下的时间并不多，作为儿女，我们想给他庆祝一下。只是想尽孝，回报父母生育和养育之恩。大家都看到了我的企业家老板身份，但我也是父母的儿子。人人都有父母，尽孝合乎常理，给父母祝寿，就是在尽孝，希望大家体谅。”
这一新闻经媒体批露后，还真的罕见的得到了绝大多数网友的“体谅”，赞同者居多，在某网所做的调查上，大部分人都选择了“儿子为父亲祝寿只要花的是光明正大赚来的钱，无可非议”这一条。甚至有网友专门撰文称这样的寿宴应该大力提倡。首先，人到80是高寿，理应庆祝，此举也是弘扬孝道的办法之一。其次，寿宴的四条规则让人尊敬：不收礼金；向五保老人派发红包；向政府备案并报请食品安全监督；车辆管理科学，民警提供安全保障。还有网友全面总结了其积极意义：第一，孝敬父母，这是孝；第二，亲睦乡里，这是和；第三，拉动内需，这是忠；第四，不收馈赠，这是廉。第五，花自家钱，这是节。
在这个过程中，已经有一些民营企业家较早地自觉萌发了这种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前几年筹备组建国学院，而起建院的缘起正是来自一位企业家的建议，“虽然人大很早就在酝酿发展国学教育，但最初提出建立国学院说法的不是我们学者，而是企业家。”香港四维基金会有限公司出资成立的北京市慈善协会四维慈善专项基金，不仅从物质上帮受助学生解决困难，还通过基金会的国学博士刘宏毅主讲的国学系列讲座，期冀从精神上也给予他们帮助和鼓励，使之自强不息，成为一个有用之才。
审美，文化的具象化形式，独立的、自我的、时代的审美，是让世界认识、认同的最直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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