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士绅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5月01日 01:08 《商界时尚》

《商界时尚》2009年第5期 点击此处查看全部财经新闻图片

　　曾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儒”为核心价值，形成共同的价值标准、文化趣味、社会身份，身存政治权力之外，却又以绝对的话语权，引领和促进着地方的文化、消费、生活和公众事业，他们被称为中国士绅。

　　又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从追逐财富地位开始，跌宕数十年，在国际化的潮流中经历西方生活观念的冲刷，却又最终返照自身，于传统中寻找价值根源，并以革新的精神，将之现代化，焕发其生机，从而成为主流的西式时尚生活外另一种选择的引领者，他们叫做中国新士绅。

　　策划、执行/本刊编辑部

　　一直以来，关于生活的研究都呈现一种立场的区分，面向西方，背对农村。似乎自时尚这个概念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便天然地区隔出了“沿海中国”和“乡村中国”。而“潮流”，便只是引自西来，涤荡在北京、上海、广州那一小个世界的种种似曾相识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且它往往以流行的名义，遮蔽了另一片更广袤土地上的勃勃生机。

　　时尚在中国的存在，大约15年。而时尚所期望影响的主要对象，则早在30年前就开始了对世界和生活自发的探索。不能不说，在整个中国都在国际化的大背景下，涉洋而来的西方生活方式、生活观念以必然的姿态赢得了大范围的认同接纳，乃至成为最主流的声音。但它到底面对一个困顿——这个国度绵延厚重的文化和独异于世的社会体制。

　　一个从内到外都贯彻了西式品位的潮流人士，一旦离开那一小片潮流的土地，到“沿海”外的地理和社会空间当中去，未见得能凭此赢得广泛的尊重——道理其实浅显，一百余年来的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任何人任何力量可以对抗这辽阔土地背后那拥有强悍生命力的文化积淀。无论土或者洋，这片土地始终都有这片土地的认同标准，是历史的惯性，也是文化厚度的必然。异种文明的优异，可欣赏、学习，却不能取代自身的标准。何况，对每一个原住民而言，这种认同不光针对他人，同时，也是骨子里自我认同的标准。

　　所以，我们看到了返潮，从最前沿的香港、台湾、北京、上海，到内陆的各大省市，乃至更乡土的地、县，一群人开始试图去开掘这勃勃生机的根源，挖掘其最有生命力的部分，用现代的意识、方法、思维、技术重新认识、整理、开发它们，并贯彻于自己的生活。

　　这群人是跌宕数十年富足的一代，在经历过快速社会变迁的时代之后，他们成为最自信、最有主张，也最有影响力的群体之一。并且，适应时代也是他们共有的重要特征。所以，他们所主张的，不是完全复古的古旧陈腐，也不是完全西化的陌生僵硬，而是源自本土、贯穿血脉，又与时代共振的新传统精神。

　　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他们开始体现出一种与“主流”不同的，有着古典特征却不守旧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生活观念。虽然有参差，有先进有没落，但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旺盛生机已使其成为主流西式时尚生活外另一种选择的引领者。

　　而且，在更广阔的“乡村中国”，他们正在用切实的话语权发挥着比主流时尚更加强大的影响力，他们是这个时代的中国新士绅。

　　中心城市与乡村的间层，让自信、自我、自强的当代企业家有可能探索出一条生生不息的本土式道路。

　　“土鳖”士绅的自然生态

　　文/朱月怡

　　假如像过去那样，仅仅从西方的眼光看中国，那么所看到的便只是北京、上海那些似曾相识的知识分子商人。但倘若要重新发现中国，新士绅阶层特别是进入现代化过程中的基层精英，便显得特别重要：谁在影响着中国大陆城乡的基层社会？谁在集中地身体力行着中国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价值体系？谁用他们的直接消费决定了所谓“时尚”的成败？

　　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新士绅阶层”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这样一批倚仗勤劳致富和雄才大略成长起来的企业家。他们是中国最富有的一群人，而且富有得很低调。他们并不一定有非常洋派的知识背景和言行举止，不一定被商界里的时尚氛围改造得那么彻底，不一定认同那些被西方价值观和中国马屁精们吹捧得无比高尚的品牌和生活方式。他们有远见，笃定且卓识，相信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最正确的。那些西方贵族靠传承得来的财富感无法获得他们的认同，他们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着一种“土鳖”式的价值观。有些做法看上去质朴得很土气，奔放得没什么层次，但就是这样，他们活得生生不息，绚丽多姿。

　　我们必须明白的一点是，中国商人生活的有机构成正是由这群在自己的小日子里创造游戏规则的“新士绅”组成，而不是那些依照杂志上或者报道中提倡的某种生活方式拷贝生活的人——是的，主流媒体提倡的高雅志趣没有任何的不妥，只是它刚刚在这篇粗砺的土地上生根发芽，还没有摆脱舶来品的姿态，而形成自己的气场。

　　相对于那些名流派对上的富人，这群“土鳖”们活得更自大，更自我，更务实。无论你认为这种“土气”未来是否应该消亡，你都必须承认，这才是中国商人的原生态呈现，并且组成了坚固的价值体系，成为支撑社会价值运行的中坚力量。

　　在信仰缺失的年代，“新士绅”们用一种自发的方式担任着中国儒学价值观的主要承担者和倡导者，尽管这种行为可能是无意识的。他们骨子里有着对“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等儒学价值观的认同，并且积极推动家族建设与乡约制度，广泛参与各种地方公共事务，创建形式多样而又行之有效的民间会社组织，逐渐形成了以士绅阶层为主导的社会控制体系，促使儒学价值观日益渗入民间日常生活。这与西方以宗教和神学为基础的价值观很不相同，其严密性也正因为其自发性而坚不可摧。

　　“一年交20元会费，在定点的8家公立医院看病的所有药费的13.6%和检查检验费的5%—20%，均可以获得现金报销；而这一报销不受当事人是否有医疗保险、是否加入新农合、是否全额公费报销等任何限制……”不久前被一度热炒的《一个民间医改者和他的30万会员》讲述的便是这样一次自发行为，这一互助性健康医疗组织的创始人叫刘群，重庆知名民营企业家，“2008感动重庆十大人物”，重庆市政协委员，重庆医药惠民促进会会长，重庆市垫江县石岭村村委会主任。尽管外界对于这样一次来自民间的对民生问题的自发改善评价不一，但数字告诉我们的事实是：3年间，这一行为福泽30多万农民，定点医院减少药费2亿多元，“现金直补”会员医药费3000多万元。

　　我们暂且不去评论它的合理性和价值，仅仅从价值准则的角度来看，刘群的行为完全符合晚清以来中国士绅的道德判断：“士绅社会”与中国基层社会有着非常内在的密切结合，镶嵌在乡村的家族宗法关系和城市的地域、邻里关系之中，通过乡约、乡学、社仓、赈灾、调解以及举办各种公共事业，士绅在乡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扮演了不可缺少的地方精英角色。

　　在中国的“时尚”人士看来，恐怕这一群新士绅恐怕是最“土鳖”的一群人，“没文化”而且“耳根硬”，始终不肯遵从西方准则而大量消费奢侈品。尽管近年来江浙晋一代富商开始消费豪车游艇，但那对他们来说毕竟只是一时的冲动消费，难以满足长久的欲望。作为“士绅社会”中的精英，士绅们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标准、文化趣味、社会身份和法律特权的社会阶层。

　　当重庆沙坪坝区将位于歌乐山的杨森公馆的使用权卖给了一位亿万富翁，这位制造业的富豪打算将这座地处风景秀丽的歌乐山的老公馆装修后自己居住，但是装修方案必须报文物部门审核同意，并且得按要求设立陈列室。这当然是一次大手笔的消费，但看起来这能达到一种双赢的效果——实际上，在许多城市都有相当数量的有价值的老建筑都因为管理经费、人员不足等种种原因而逐渐破败，如果正有“买下”老房子意愿的富豪，这样文物保护新尝试可谓一举两得：富豪看中了老公馆的良好的地理位置、周边环境或是文化底蕴，而文物部门也能借此借助私人的力量来对具有历史价值的老建筑进行维护和利用——可以掷重金将自己的生活与志趣所在相结合，这当然是具有一定社会身份者的文化趣味。

　　与此同时，在社会实践领域，“新士绅阶层”注重道德教化，提倡与社会现实相适应的礼教秩序与道德规范。注重实践、讲求实际与经世致用的思想取向，推动了儒学传承的地方化趋势。有个关于华西村的老故事。华西村为鼓励华西人养成孝敬晚辈、尊老爱幼的美德，华西村对每一户出现老寿星的家庭都给以重奖，甚至还出现过一次性为一家百岁老人户奖励30万元的事情。

　　有人说真正的中国存在于“乡村中国”，而当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越来越模糊，价值认同的传承与再创造就成为了“新士绅”的使命。

　　新士绅精神，首先是一种社会精神——利益阶层对公众的责任意识以及承担责任的方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