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报道：近些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毋庸置疑，这些变化给农村村民自治发展带来良好契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请问这些变化给农村村民自治带来了哪些影响？

　　詹成付：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想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已经并将继续对农村村民自治产生深刻影响。

　　比如，农村已是以集体所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结构，农民的职业多种多样。不同所有制下的阶层，以及统一所有制内的不同群体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这样在一个村庄范围内要协调不同利益阶层或群体的难度在加大。

　　再比如，农村社会结构已发生巨大变化，最突出的是外出务工人员在增多。有些地方选举时，委托投票的村民很多，甚至超过了到现场投票的人数；有的村庄“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现象普遍；有些地方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开不起来。这些情况都对改进村民自治运行机制提出了新课题。

　　还比如，农民群众的思想意识发生了巨大变化。民主法制意识、竞争意识、市场意识、致富意识普遍增强，这对我们各地组织开展村民自治工作的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否则，实践中要么会出现一些负面的东西，如法制交易不到位，选举程序不规范就会出现“贿选”；要么会使老百姓不满意，不能满足他们需求性的愿望。

　　中国报道：政府将如何应对农村经济社会新变化给村民自治提出的新课题？

　　詹成付:主要是三个方面：其一，进一步完善制度。2009年，我们将积极配合全国人大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做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修订工作，使之尽早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同时我们还将督促地方搞好地方性相关法规的建设；其二，进一步规范和扩大村民自治实践。其三，加大领导干部，特别是县乡干部的培训力度，不断提高他们组织农民当家做主的能力，加大向农民群众宣传村民自治政策法规的力度，不断提高他们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

　　中国报道：近年来，一些地方村委会选举“贿选”有增多的趋势，经济发达的地方有，不发达和欠发达的地方也有，虽然是少数，但负面影响大，您对此怎么看?

　　詹成付：贿选是民主政治的副产品，治理贿选也是一道世界性难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有选举才会有贿选，没有选举也就不存在贿选。

　　我国村委会选举中的“贿选”之所以存在，原因不外乎三点：一是候选人和选民的素质有待提高。因为我国搞村民自治的实践才20多年，时间不长；二是选举程序和制度还需完善；三是基层操作能力需要增强。对待“贿选”，我们的态度是，第一反对；第二不怕；第三完善，三位一体，不偏废。

　　在这里，我也想借《中国报道》向新闻界提点建议，那就是全面客观地报道村民自治。有的记者为了造成轰动效应，抓住一两个案例炒作，这不利于村民自治的发展。要知道全国有60多万个村委会，出现“贿选”的是极少数。只要大家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把“贿选”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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