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红军：淡马锡在公司治理方面，对于风险控制还是比较好的。我发现从控股公司到下面的子公司，董事会所属专门委员会比较多的建立了风险管理委员会。比如，嘉德置业是新加坡最大的房地产企业，有七个专门委员会，这是我见过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最多的一家。其中包括审计委员会、预算委员会、投资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这四个委员会都是与金融财务管理相关的。嘉德置业的房地产金融架构中，设有信托基金、私募基金，投资全球。他们对每一个项目都会做一个风险管理的报告。风险管理委员会是没有决策权的，但对每一个项目都会做一个专项的风险报告，这个风险报告为各项目提供决策依据。在我所了解的全球化治理中，作为国有企业的淡马锡董事会，其公司治理是做得比较到位的。另外经营层在运作方面也有他们的调查、对项目的判断，董事会是通过专门委员会和董事会的决策机制控制风险的。

　　《董事会》：是不是说他们实际上还是做得很好的，理念上也不会有大的变化？

　　秦永法：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很多原因导致的，公司治理也不够完善，但是不能否认或怀疑公司治理的作用。前面已经谈过，完善的公司治理，有利于抵御这次风险，降低金融危机带来的影响。

　　陆红军：话也不能这么说。因为这次危机非常特殊，而且史无前例，一般人都没料到。你说新加坡没有受到危机也不可能，但是我相信他们的这种决策机制会把风险降到最低，在恢复经济方面也会比较快一些。

　　《董事会》：从此次淡马锡的访问中有没有获得更为清晰或者新的借鉴思路？

　　秦永法：关键问题是，制度的建立和运作是建立在一套系统的东西之上的，很多方面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影响到公司治理的模式及相关制度安排。我们到新加坡考察交流，学习借鉴淡马锡在公司治理方面的经验，是因为他们这套东西搞的确实很好、运作很有效；我认为我们不是在抄淡马锡，不是要把它的做法全部搬到中国过来，而是一种亲身的体验，是一种理念上的感受和提升。同时，我们也在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目的是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研究建立符合国情的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淡马锡实地考察和交流回来后，很多人讲，把到淡马锡考察交流活动复制到国内举办，不会有这样的感受和体验，都认为感触很深、收获很大。借这个机会，作为活动具体组织者之一，我个人也要感谢淡马锡，这种交流研讨我们已经举办了9期，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组织很认真、很周密，内容很丰富，不但介绍做法、经验，也介绍失误的案例，没有保留。

　　陆红军：中国和新加坡的国情不一样，社会制度也不一样，但是不管什么样的国情，不管什么样的制度，公司治理对于国家的未来发展会越来越重要。因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经济的全球化已使全球发展失去平衡。在考察中我发现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就是大家对于公司治理更加小心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经济危机包括十年以前的亚洲经济危机实际上都是由于公司治理和董事会的决策、董事会制度的不规范造成的。美国的五大投行，都有整套的治理制度，董事会与经营层里面的专业人士不少，他们了解金融管理过程中的风险环节，理应知道哪些环节做下去会出问题。董事们包括董事长、执行董事、外部董事对公司的风险和个人的风险都应该做出一个明智的判断。董事会应该驾驭风险与贪婪，这始终是董事会最大的挑战。这次危机和包括以前每次的金融危机，实际上都可以从公司治理、尤其是董事会治理中找出经验教训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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