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明高：把这次救市计划的目标锁定在哪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如果政府想在很短的时间内渡过金融危机的难关，就要花很多精力稳定经济增长，忽略结构调整的需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退步。如果在“保增长”与“调结构”两者中选择，还真有点困难，主要是分寸的把握。要做到既能稳定经济又避免结构调整的步伐倒退，应该把重点放在刺激消费上。这样，问题可能就会小一些。

　　服务业是国内消费新增长点

　　《新财经》：您认为，目前哪些行业在刺激消费上会有新的突破？

　　沈明高：服务业将成为未来国内消费新的增长点。当实体经济发展开始放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往往会上升。国际经验表明，服务业发展方向会从批发、零售、运输、仓储向教育、医疗、金融、地产等高端服务业转移。如果政策环境得当，中国服务业的发展很可能成为经济转型的助推力，舒缓经济转型的阵痛。

　　服务业不但可以鼓励消费，还能够刺激投资。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减轻中国经济对房地产业和汽车行业的依赖。更重要的是，服务业是绿色产业，对于缓解环保压力和改善生活质量非常有益。

　　茅于轼：从宏观上看，中国的服务业在国民总产值中占的比重较低，有40%的产值是第三产业带来的。在印度，服务业在总产值中占50%，美国是80%。从微观看，服务业中的很多行业满足不了需求，供给不足。比如教育业，中国的家长很重视教育，再贵也愿意把钱花在孩子的教育上。但是，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各种补习班、特长班，都贵得厉害，收费特别高。

　　还有，我注意到马路上的很多店铺，有一多半是最近一二十年兴起的，像汽车修理、手机专卖店、电子游戏厅、婚纱影楼等，都是很小的规模，挣不了大钱，但解决就业应该没问题。虽然服务业很琐碎，不像投资飞机场、核电站一个项目就是几百亿元，但服务业涉及面广，长期趋势是供给不足。政府应该在这方面下大力气扶持，在中国发展服务业很有潜力。

　　改变经济结构方向不会错

　　《新财经》：中国经济经过了持续高速增长，再保持这样的速度有些困难。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样面对未来的形势？

　　茅于轼：现在发生的新情况迫使中国必须改变经济结构，这一点要看清楚。我们必须要适应这个新环境，不能还像以前一样挺着不动。目前看，很多政策都是在硬挺，比如人民币贬值、增加出口退税等政策。这些办法救救急还可以，但最后很多困难还是绕不过去，有时候甚至还会坏事。比如像出口企业，本来需要调整，但增加出口退税的政策一出，这些企业又不调整了，结果错失了调整时机。另外，人民币贬值这个思路也不对。从现在看，人民币还能贬到哪儿去？过几年可能会升得更高。总是把困难留到以后解决，这不是个好办法，政府的决策眼光要放长远些。

　　中国经济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市场化发展，已经具备了很强的一面。中国有很多企业，比如海尔、华为、联想等，在世界上都能站住脚。当然，这是比较突出的。还有一些大家不太知道的企业，它们在技术上、管理上都有一手。现在，世界上很多复杂的东西我们差不多都能制造，无论是核电站、飞机、大轮船还是数控机床等，我们都有能力制造。中国企业有产业升级的需要，也具备这个条件，完全可以干。中国不能老凭低工资、高环境成本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