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提示：

　　-计划经济带来的行政审批权最容易产生水货上市公司，他们的“做假”行为，留给股民的是一串串悲惨的故事。从早期的“琼民源”到“东方锅炉”、“红光实业”、“大庆联谊”直至“郑州百文”、“康赛集团”，少数违规公司都在重复“官商勾结”的重重黑幕。

　　-某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的权力过大，权力运作不规范，又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约，特别是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党政一把手。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领导干部要做到廉洁公正，就不能直接插手微观经济活动。

　　-一些领导热衷于插手一些具体经济活动，这里面很容易发生腐败问题。

　　“资本经营”惹祸 “T恤之花”凋落

　　位于鄂东黄石市的康赛集团在上市过程中，通过“内部职工股”的交易将两名部长级干部拉下了马，大批地方干部栽在这一家上市公司，这一权力进入股市的现象再一次成为党内外人士普遍议论的话题。

　　康赛集团的前身是湖北省黄石市服装厂，T恤衫、中山装是该厂当年质量过硬的名牌产品。企业兴旺的九十年代初，工人天天加班，运货的车队排到厂门口。1990年，当时的纺织部长吴文英曾为其题名：“T恤之花”，他们的产品红透半个中国。

　　然而，康赛公司负责人在企业发展的问题上把心思想歪了。他们认为，股票上市是最好的捷径，它可以比订单生产圈钱快成千上百倍。当时，公司总经理童施建、党委书记张建萍的共同看法是，企业上市必须过五关斩六将，只要能拿来批文，可以不惜血本攻关。

　　于是，公司负责人从黄石市、湖北省到国家主管部委、证监会，八方出击，以购送内部职工股的手段进行“资本营运”。

　　据中纪委公布的结果显示，1993年12月，时任国家经贸委的一名副主任应康赛集团公司党委书记张建萍的要求，出面为康赛公司股票上市一事说情，居然使康赛公司被批准为规范化股份制试点单位、具有股票优先上市资格。之后，张为这位副主任的妻子及女儿购买了4万股的康赛公司内部职工股。

　　1996年康赛股票上市前，康赛公司又为他的妻子送去4.36万股内部职工股，加上分红配股等，这位副主任的家人共持有康赛股票12.1万股。1996年8月康赛股票上市后，康赛公司即以每股10元的价格将这些股票收购，对方共得股票溢价款113万元。

　　1996年，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康赛公司总经理童施建在北京又找到当时的中国纺织总会负责人出面向中国证监会做工作，竟然签发了本来不是中国纺织总会直属企业的推荐上市文件。

　　同年3月，童为了感谢对方的支持，向这名会长提出可卖给她儿子一些股票，她未表示反对。不久，会长给童施建打电话说，她儿子要去其公司，请他接待。之后这位会长的儿子吕某在康赛公司办理了购买10万股内部职工股的手续。公司股票上市后，吕某将其陆续抛出，共获利89万余元。

　　如此炮制，本来不够上市条件的康赛公司由于不断攻关，一路绿灯，终于在北京拿到了1798.44万股的额度上市批文，在1996年选择了8月28日这个吉利的日子，在上交所以代码为600745的康赛集团股票成功上市。时任湖北省副省长的孟庆平(已判刑)专程去上海挂牌的新闻发布会上祝贺讲话。

　　股票丑闻曝光后，康赛集团的经营环境及形象受到极大影响，目前已有一家子公司停产，银行贷款陷于停顿，企业流动资金十分匮乏。一度被称为中国“T恤衫”之王的康赛集团，年生产T恤衫360万标准件，但今年新产品上市很少，康赛品牌的市场占有率下降60%，公司负债率达70%，公司累计亏损已达1.6亿元，企业利益、职工利益以及投资者利益都受到了极大损害。

　　一些基层群众和股民气愤地告诉记者，计划经济带来的行政审批权最容易产生水货上市公司，他们的“做假”行为，留给股民的是一串串悲惨的故事。从早期的“琼民源”到“东方锅炉”、“红光实业”、“大庆联谊”直至“郑州百文”、“康赛集团”，少数违规公司都在重复“官商勾结”的重重黑幕。但是，随着违规事件的揭露，一方面表明了党和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是我国证券业走向成熟和规范的必经之路。

　　行政审批权带来腐败的症结在哪里？为什么这么多的领导干部卷入同一公司的股票丑闻？总结康赛股票案的教训，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说，首先，这里有市场经济初期行为不规范的问题，也有领导干部不能廉洁自律的问题，而后者又加重了市场行为的不规范；另一个问题是，某些地方和部门领导干部的权力过大，权力运作不规范，又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与制约，特别是省部级领导干部和党政一把手。应该引起我们深思。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领导干部要做到廉洁公正，就不能直接插手微观经济活动。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特别指出，如今一些领导干部不是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把工作重点放在制定规则、狠抓落实、改善环境方面，而是热衷于插手一些具体经济活动，这里面很容易发生腐败问题。

　　与此同时，还要管好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凡是与康赛股票案有牵连的干部，大多是行贿者先从家属、秘书那里打开缺口。

　　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分析认为，近年来少数领导干部违纪违法的共同特征是政治信仰和理想动摇，人生观、价值观出了问题。在违法违纪案件中，领导干部本人并不直接受贿，而是通过配偶子女间接受贿赂，这种行为为数不少，如广东省原副省长于飞、宁波市委原书记许运鸿和最近被查处的原中国纺织总会负责人等都是如此。

　　因此，重申中央关于领导干部不准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配偶子女谋取非法利益等规定，制止与防范领导干部间接受贿是当前十分迫切和有针对性的任务。

　　“康赛现象”蕴含着深层的体制原因，少数企业从生存和发展的角度出发，去贿赂审批体制的权威，巧妙地包装打扮自已，弄虚作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康赛集团脱胎于康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大股东)，上市后与大股东形成了母子公司关系，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上市公司无法摆脱大股东的控制，存在大量的关联交易行为，如在1998年配股过程中，大股东缴纳的配股款6800多万元，竟然借自康赛集团收取的公众股配股款，行为十分恶劣，遭到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开遣责。到去年底，大股东共欠康赛集团其他应收款2亿多元。

　　在我国股市上，像康赛这类带有隐患和风险的公司还有没有？如何防范？国泰君安证券[微博]研究所研究员徐凌峰认为，企业虽然效益不好，但一旦上市，就能圈到大量资金，为了获得上市指标，迫使一些企业得给说得上话的人违心地送礼、行贿，而内部职工股则是体面而又实惠的礼品，有钱能使一些利令智昏的人去违心地包装“垃圾股”，侵犯社会公众股东的利益。这种借助权力上市的问题在我国普遍存在，要拿到上市额度就必须向权力求助，企业不合上市条件就需要包装，这样券商与申请上市的公司及审批者成了同谋，里面自然会有钱权交易的行为，这是在审批制前提下出现的；今年3月份以后审批制改为审核制，此类情况将大为减少，但求助的方向也随之发生转移。希望以后上市实行注册制，这对消除腐败会大有好处，可彻底避免权力求助现象。他说，建立市场化的公司法人治理机构是中小股东权益受到保护的关键，要尽快改革董事会的选举制度，实现董事资格认证制，董事会决策程序向法制化、规范化方向发展，建立股东代表诉讼制度。

　　“康赛出事牵出大批领导，说到底是体制原因”。武汉证券监督管理办公室主任黄湘平的看法是，有些领导把掌握上市资源当成了一种权力，权力进入股市必然产生腐败。现在股票上市的有关制度已进行了调整，但仍有种种危机：如法人治理结构很不完善、信息披露很不规范、募集资金任意改变投向、关联交易等，湖北上市公司构成的“湖北板块”原是绩优板快，近两年大幅跳水，就是因为现在监管严了，以往被掩盖的问题纷纷暴露，所以要有效改善上市公司存在的问题必须从体制上、监管上着手。

　　武汉大学[微博]的余能斌教授等法律专家认为，康赛集团的股票案，反映了我国转轨时期的制度缺陷及反腐倡廉的艰巨性。一些政策规定如企业上市采用配额制，指标由政府和行业所掌握，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手段，为滋生腐败提供了温床；同时，内部职工股的设置也存在缺陷，一些领导干部能得到上市公司的内部职工股，完全是权力使然。

　　新华社记者方政军傅刚江时强新华社武汉11月26日电因康赛落马的高官

　　据有关部门调查，在康赛集团股票案中，受牵连的人员：

　　-原国家经贸委副主任徐航鹏违规持有康赛股票12.1万股，获利113万元；

　　-原中国纺织总会会长吴文英违规购买10万股康赛内部职工股，获利89万余元；

　　-黄石市委原书记陈家杰(违规购买康赛原始股5万股，获利35万元)；

　　-黄石建行原行长王建华(为康赛筹资托市受贿50万元)等。综合新华社消息

　　防腐须抓源头

　　中央有关部门强调，当前反腐败抓源头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改革行政审批制度。该取消的一定要取消，需要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可以运用市场机制来运作的，要通过招标、拍卖等市场手段来处理；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运作的项目，尤其是那些容易发生以权谋私、权钱交易项目的行政审批权力，必须进行合理分解，并加强相互之间的监督制约，切实防止少数人权力过分集中又缺乏内部监督、搞暗箱操作的弊端。

　　康赛的“公关策略”

　　据有关部门介绍，康赛公司在上市过程中，将公关策略分为三等：

　　-对大权在握、能直接促进公司上市的要员，赠购10万股以上的内部职工股；

　　-对公司上市能起间接作用的干部赠购5000至10000股内部职工股；

　　-对上市作用不大但找上门的官员赠购1000到2000股内部职工股。

　　康赛问题具代表性

　　专家指出，康赛集团出现的这类问题有一定代表性。这类上市公司的国有股权达50-80%，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不是通过市场产生的，当母公司存在较多困难时，往往靠上市公司来解决，而上市公司的权益很容易受侵害；加上内部人为控制、大股东操纵等，致使股东大会和外部监管失灵，仅停留在信息披露的层面，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成了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