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已经开始进入真刀真枪的实质性阶段。“医药分开”、“药品招标采购”、“病人选医生”等试点工作已在各地或快或慢地展开。近日来此起彼伏的药品降价新闻似乎让老百姓嗅到了改革的气息,看到了希望的苗头:今年7月,国家计委发出通知,大幅降低9个品种57个规格常用抗生素类药品的零售价格,降幅最大的达到60%,仅此一项,每年社会医药费负担就减少了8个亿。北京市自1998年以来已连续7次降低药品价格,最近一次的平均降幅为35.91%。
但一走进医院看病,不少患者的心却凉了大半,原本想从降价中得到的实惠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在拥有上千种药品的药房中,降价的药品有如沧海一粟,少得可怜;大多数治疗慢性病的药品价格岿然不动,跟以前没什么两样。而医院一些新增的服务项目的要价,却理直气壮地“高高在上”。北京一家三甲医院,预约专家门诊挂号费高达200—300元。
而医院方面也颇感委屈:实行医药分别管理、分开核算,卖药收入这根支柱倒了,多种销量较大的常用药价格又大幅降价;而医疗服务价格主要还是由主管部门定,他们只能在新增的服务项目中活泛点儿,权力空间很小,日子不好过呀!
卫生部有关负责人也承认,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医院从原先的“以药养医”变为“医药分开核算,主要靠财政补贴,医疗技术服务收费”还需要时间和过程,这中间的断档时期医院的利益会受影响。但这不能成为“拆东墙补西墙”的理由。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用较低廉的价格得到较优质的医疗服务。如果药价中的水分挤不干,医疗服务收费浮上来,导致医费、药费两头翘,改革将失掉人心。
防止“两头翘”主要还是要防药价“翘”。药价是此次改革的焦点和难点。之所以药价多次下调,许多老百姓没有尝到多少实惠,是因为降价的品种和幅度太有限,深层次的原因是现在的药价中承载着太多的非生产成本,比如回扣费、开单费等。所以,把药价从天上拽到地上,除了根除医院“以药养医”的痼疾,还要治治药品产销过程中的歪风,要让药品生产厂家在正道上竞争,使医院、医生不再视回扣的多寡而进药、开药。总之一句话,防止和消除两头翘的唯一办法是加快改革,并将改革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