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买过“万科”的股票，此前和此后再没有玩过股票。但我绝对是个成功的投资者，因为我赚了30倍。还不仅如此，我手里还保留了额外的财富———原始纸股票。

　　当时我在北京一家报社工作，1987年底派驻深圳记者站做首席记者，对外也叫站长，全站只有一个人。我们的办公地点在红岭大厦，出门就是中国银行和农业银行的营业部。

　　万科股票是深圳发行的第2家股票，第一家上市的是发展银行股票。发行时，到处都有推销人员在说服人们购买股票，市政府也曾动员全体干部带头支持新生事物，自愿购买股票。但是受一些专家的影响，认为股票在中国没有出路，所以许多人并不积极购买，甚至比国债还难推销。

　　到万科发行时，情况并没有多少好转。设在中国银行门内的发行站门可罗雀。这天，我正好收到北京寄来的工资和其它一些费用，大约几千元，就到熟悉的农业银行营业部去存钱。一位姓曾的主任是我的朋友，半开玩笑地劝我去买些股票。作为记者，我也希望了解多一些情况，就到隔壁的中国银行与几位小姐聊了起来。她们还没有像现在的商品推销人员那样唾沫横飞，只是一再说服我做些尝试，但并不保证赚钱。

　　作为在新中国长大的人，我从来没有享受过当“资本家”的感觉，于是我一边笑着说，当一次吧，一边把准备存的钱和身上所有的钱都买了万科股票。其实当时我的银行账户里还有不少钱(相对而言)，只是传统观念的影响使我不舍得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不久以后，我就享受了开股东大会的待遇，收到一沓厚厚的材料，非常精美和详尽。股东名单、大会议题和发行情况等都很齐全。会场在红叶剧场，大约有几百人。也是像开会，公司和有关部门的领导都在主席台上就座，只不过他们说话不像领导那样摆出做指示的架势，而是虚心征求股东们对公司发展的意见。气氛不沉闷，因为许多人争着发言。我现在回想起来，自己只是小股东，但是当时享受的待遇和所有大股东是一样的，因为按规定每个股东都有“话事权”。

　　我并没有把买了股票当一回事，收据也就放在抽屉里，没有更换。确实，在后来的两年里，除了每年两次分红，股票价格一直徘徊在原始价格之上几分钱。去取红利似乎也没有什么劲头。

　　“忽如一夜春风来”，在1990年3月3日发行原野股票时，因为深发展股票全面飘红，股价超过180元，比原始发行价格上涨了9倍，所以带动了购买股票的热潮。许多人冒着南国少有的严寒，清晨就排队等候购买原野股票，人龙从中国银行一直排到现在的唐宫酒楼附近。我当时向报社发回了一篇报道，题目是《这里又见股票热》。

　　其后，股票的炒作进入全盛时期，甚至曾经造成了深圳混乱的一幕。但是我再没有参加这场角逐，也没有试图购买任何股票。只是在我认为价格适合期望值时，到位于园岭的证券交易所申领了0059085号代码卡，把手中几乎所有的万科股票卖掉了。价格是每股31元，比1元的发行价格增长了30倍。后来市委发文件，不准许党政干部购买股票的时候，我已经彻底退出江湖。但是，我没有舍得把《股东代码卡》丢掉，更没有舍得把两张凑不成一手的零散股票实行无纸化改造，而是一直留存到今天。

　　现在，我相信它们已成为文物了，虽然只过了短短的十几年。它见证了深圳的一段历史，也包含了我和所有老股民的一段生活经历。(列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