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银国际证券研究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程实 新浪财经讯 12月12日消息，由金融时报社主办的“2019新时代金融发展峰会暨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颁奖盛典”今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大开放、大变革、大机遇。工银国际证券研究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出席并发表《新开始 新定位——“增质”时代的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主题演讲。 程实表示，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也是资本市场自己理性繁荣的长期助力。 有人认为，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对此，他表示，这句话不同的人有不同解释，特别是在中国，很多资本市场参与者对这句话有非常大的怨言。 从整个全球资本市场发展规律来看，股市从来就不是经济增速的晴雨表，历史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整个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美国、德国、韩国经济表现好的时候，其资本市场相对表现是暗淡的。 但与此同时，他认为，股市是经济增质的晴雨表。经济表现上升的时候，资本市场长期的表现是非常的活跃，长周期的繁荣都是有物质的基础。 以下为文字实录： 程实：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下午好，很高兴参与这次峰会。今天的题目是关于新开始、新定位--增质时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 讲三个观点：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重要内涵、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对外开放本身也是资本市场理性繁荣的长期的助力。 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重要内涵。如图，中国经济是刚刚迈过改革开放40周年的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口，过去的40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在全球187个有统计数字的国家中排第二名，中国过去40年经济增长成就用一句简单的话总结就是，“大象的身躯跑出了猎豹的速度”，成功的秘诀关键是四个字“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一种有效的市场机制，是帮助每个微观个体能够在宏观经济发展中获得自身应有的收益。改革开放是中国过去40年成功最关键的密钥，面向未来40年，新的改革开放再出发过程中，我们也相信改革的改革和开放的开放是未来中国长期的政策主题。 在改革的改革的维度，中国经济改革是从释放红利转向创造红利，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增量调整转向结构调整。开放的开放是体现在三个维度，从低层次的开放转向更高层次的开放，从商品输出为主转向信用输出为主，从被动转向主动引领全球经济金融秩序全面的改革。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新一轮开放的关键起点，未来40年开放的开放过程中，资本市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有助于国内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推动我们实现对外开放中的终极目标，获得全面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国际认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进而实现中国在国际产能合作和国内产业升级方面的双维度的推进。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也是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而帮助中国在整个信用输出过程中实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也可以帮助中国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改革，进而使得中国金融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里面扮演更加重要的引领性的角色。 第二个观点，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中国经济现在最核心的关键词已经从过去的高增速时代转向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关于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已经做了一系列基础性的研究，经过学术研究后把高质量增长总结为四个字、两个关键词，民富、国强。民富是指居民福利进一步的提振，消费升级带来的整个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的夯实、整个就业进一步的保障带来的民生的长期维系。国强的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代表的是所有能够带来生产效率提升的体制机制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实质内涵也是经常听到的制度软实力和科技硬势力同步提升。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扮演了一招活、全盘活的关键性作用，进一步的诠释，民富维度，对外开放有助于稳固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进而护航中国居民的消费升级，进而帮助中国经济形成内生型增长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资本市场估值上升对消费的引擎有非常明显的帮助作用，也就是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财富效应是不对称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在整个资本市场上涨周期和资本市场下跌周期中，它们对整个消费的影响并不一样，这就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如果是渐进、持续、稳健的状况，会对中国消费增长带来关键性的稳定器的作用。意味着整个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将会带来整个中国财富效应稳定性的提升。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整个资本市场开放渠道的丰富将会带来不同风险偏好、不同渠道流入国际资本的错峰效应，帮助中国资本市场维持总量的相对稳定。 高质量增长第二个维度，从国强的维度，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有助于打破融资错配的状况，进而推动整个中国新经济进一步的成长。从过去两年来看，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企、帮助民企的政策，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民企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光是规模的问题、总量的问题，更加是结构性的问题，因为从整个企业的性质来看，民企大部分集中于新经济的行业，新经济行业跟传统的经济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企业生命周期中融资的重心是不一样的，对于传统经济而言，对于聚集在传统经济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它们的融资需求大部分在企业成熟的中后端，非常符合间接融资的风控体系，集中于新经济行业的民企，他们的融资需求绝大多数集中在这个企业生命周期的前半段，这就意味着通过直接融资满足他们的融资需求，才能帮助民企真正从根本意义上、结构上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整个中国新经济增长的关键的命脉是在于如何从资本市场的层面解决用直接融资满足新经济最直接最迫切的生命前端融资需求的关键问题。 其中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于强化直接融资对新经济的支持而言有着很大的帮助。可以从整个全球历史来看，不光是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包括亚洲四小龙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他们在整个经济变化过程中，对外开放特别是国际机构投资者涌入，对于形成新经济跃升的投资周期的更迭有很大的帮助。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是能够帮助中国经济解决民企结构上融资难融资贵的帮助。 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也是资本市场自己理性繁荣的长期助力。有一句话，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句话不同的人也有不同解释，特别是在中国很多资本市场参与者对这句话有非常大的怨言。我们会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整个全球资本市场里面的比较新兴的市场，如果从整个全球资本市场发展规律来看，会发现所谓经济是股市的晴雨表这句话有两层内涵，第一层内涵是股市从来就不是经济增速的晴雨表，历史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整个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美国、德国、韩国经济表现好的时候，其资本市场相对表现是暗淡的；股市的确是经济增质的晴雨表，另外一组代表经济增长质量的数据跟全球不同地区资本市场表现做对比的话，从经济学意义上有非常明显的结论，经济表现上升的时候，资本市场长期的表现是非常的活跃，长周期的繁荣都是有物质的基础。 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但是增长质量不断上升的20年。在韩国经济增长质量上升的10年了，都得益于资本市场长期的发展的助力，增质之时才是繁荣之机！中国对外开放有助于帮助整个中国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减速增值，特别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形成长周期繁荣的理性基础。助力来自于金融开放加经济增值形成的红利的共振，可以帮助这个地区资本市场吸引持续的资本的流入。特别可以从韩国在金融开放加经济增值期的30年的表现，明显的看到在金融开放同时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周期中，韩国的资金的流入是呈现出每十年一个量级往上增长的阶段。中国也处在这样的阶段，中国处在金融加速开放，经济增质不断增强的历史时期。我工作生活在香港，我在过去两年中非常明显的看到，不管内部有多么焦虑或者是担忧的情绪，过去两年中整个国际资本市场对整个中国资产特别是对中国资本市场是持有非常积极正面的看法的，既有MCI把A股纳入指数、中国债券纳入全球指数带来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被动的增值，也有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和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未来抱有很高期许主动的加仓，共同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未来长周期理性繁荣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资本市场自身的长周期的繁荣第二重助力，来自于市场韧性和机构投资者的正向的循环。美股是牛长熊短的市场，中国A股目前是牛短熊长的市场。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不同市场中投资者结构对市场行为主导的不同，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引入理性的机构投资者，也可以帮助我们带来先进的长期价值导向的投资风格，我们可以感受到市场韧性和机构投资者有望在未来资本市场持续对外开放过程中，构筑起良性的循环，帮助中国资本市场长期投资意愿可持续的提升。 以上是我的观点，谢谢大家！[详情]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银行研究中心主任曾刚 新浪财经讯 12月12日消息，由金融时报社主办的“2019新时代金融发展峰会暨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颁奖盛典”今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大开放、大变革、大机遇。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银行研究中心主任曾刚出席并发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金融开放》主题演讲。 曾刚表示，随着政策具体的落地，未来一段时间开放会进入崭新的阶段，会对整个中国的金融机构以及乃至资本市场带来全新的发展机会。过去一年中，基本完全实现了股权准入层面上和业务准入层面上内资和外资完全的一致，在机构层面上的开放已经从政策层面上做好储备了。 他表示，预计从明年开始外资的金融机构层面上会有很多新的举措，包括更多外资的金融机构尤其是新的资管类型的机构、外资主导或者是中资机构引入外资再投未来都会有相应的举措。 以下为文字实录： 曾刚：非常高兴参与峰会，祝贺这次大会的圆满成功。 商业信用在未来如果真正能够做起来的话，将是中国金融结构巨大的变革，这是未来的方向。现在我们也在进行尝试，也进行了一些努力，未来这个方向有机会。 我选了一个题目，大的峰会题目是大开放，所以我选择了一个题目，简单的汇报一下过去一年多中国金融开放方面的政策。和程实的内容有所不同，因为他是首席经济学家，是大视角的，讲了改革开放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我结合去年一年的时间我们发生的一些事情具体讲一下。过去一年多，我们的开放显著加快，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大的框架下，金融开放基本上本着能开即开、宜早不宜迟的思路，很多开放举措超越了市场的预期。我简单总结一下，作为未来大体的方向以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供给侧改革不用展开赘述了，我们认为最核心的是融资结构的问题，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构问题，即涉及到股权和债券的关系。这是今天高杠杆率重要的根源，今天又有人争论要不要去杠杆，杠杆的核心问题和融资结构当中股权占比太低是有关系的，从这个角度而言直接融资市场发展是必然的方向。直接融资市场占比太低造成期限结构是不匹配的，资金供给端占比比较短，银行资金来源相对比较短期。我们也面临流动性的压力，这是两难的问题，也是融资结构带来的，很多方面最核心的是如何优化现有的金融结构，这个大环境下过去看到的金融开放相当一部分是在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即便涉及到机构层面的开放，我们也在间接促进着金融结构的改善。 今年主要任务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监管的主要任务，有几个方面，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积极深化改革开放，另外两个方面一是强化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二是防范化解风险。2017年之后是控杠杆、控增量，把信用无序扩张控制住，今年开始存量风险的化解，僵尸企业和高危金融机构开始有逐步退出市场的可能性，风险的防范进入到崭新的阶段。另外一个特征是今年以来重要的特征--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更多的关注是开放的内容。 我主要梳理了2018年以来重大的变化，2018年以来，涉及到外资银行、商业银行股权管理、5月份的11条以及前两个月外资银行条例的修订等等，对外开放的步伐是在显著加快的，这是简单的列举了一些重大的政策。归纳了一下，从金融层面的开放分两个层面，一是机构层面的开放，把股权准入、业务准入逐步的放开，让更多的外资机构、包括商业银行、非银行机构、直接融资机构、投资者等等更加便利的进入到国内，这是实现机构层面的开放。另一个层面是股权和业务层面的开放，2018年博鳌会议，中国金融层面的开放目标是要实现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准入前国民待遇意味着准入层面上股权准入层面和业务准入层面上，外资和内资要一视同仁，这是中国今年基本上完全实现了的。过去一段时间，股权投入方面放开股权比例的上限，银行对外资的上限也都拆除了。业务准入方面，以前外资机构和中资机构原来不太相一致的监管规则也一并拉齐。过去一年中，基本完全实现了股权准入层面上和业务准入层面上内资和外资完全的一致，在机构层面上的开放已经从政策层面上做好储备了，预计从明年开始外资的金融机构层面上会有很多新的举措，包括更多外资的金融机构尤其是新的资管类型的机构、外资主导或者是中资机构引入外资再投未来都会有相应的举措。 金融市场层面上，一方面，在资金的双向流动方面，过去也开展了很多工作，另一方面，互联互通方面也在不断的加大开放力度，中资的指数也在不断被纳入到国外的指数中等等，所有这些也更加强化了国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间的联动。涉及到金融市场基本设施方面，开放当中也有涉及，资本市场为什么要发展，程实也讲到，中国的资本市场是牛短熊长，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这和一些基础因素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市场制度需要不断的完善，也涉及到中介服务的规范化问题，特别是重要的基石--机构投资者要形成稳定的风格，要有非常重要的机构投资者的参与、投资者的教育等等。过去市场上存在着缺失和不规范，尤其是中介服务和机构投资者方面。中介服务方面，今年一年会计师事务所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上市公司造假非常的严重，市场当中连信息都是错误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寄希望金融把这些信息进行准确的风险定价呢？如何通过开放的过程来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这是需要考虑的范畴。 机构投资者方面，没有真正意义上特别长期的稳健风格的投资人，所以如何培育中国市场上机构投资者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今年非常重磅的开放政策，提到关于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有关举措的11条，把11条进行梳理，这11条中有相当部分是和刚刚提到的金融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有关，一是机构投资者，允许外资机构投资理财子公司，银行理财子公司是中国未来重要子机构投资者，标准化投资，债券股票投资的风险结构为零，实际上是培养成真正意义上的资管机构，直接融资市场上的投资者，允许外资的银行去成立银行理财子公司，以及允许外资投资入股中资商业银行成立的理财子公司，外资在资本市场投资方面、在机构投资者方面有非常好的能力，有助于我们继续培育国内的机构投资者，除此以外，还允许投资保险、资管等等一系列的方面，都涉及到外资对市场机构投资者的进入，同时也放宽了外资在国内投资的限制。今年以来，尤其是债券市场上，外资的占比上升非常快，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目前国内收益率水平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是保持了非常好的吸引力，其实对机构投资者也有很强的吸引力。与此同时，也在培育中介服务机构方面进行开放，直接开放外资中介评级机构的范围以及开放外资的中介服务机构资质等等，都是在提升国内中介服务机构的整体水平，希望通过开放引入外资专业化能力，能够提升资本市场中介服务的能力等等。 总体而言，过去一年中，短短的一年，整个开放的速度显著的加快，目前的速度来看，开放的政策力度是非常大的。在两个层面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从某种意义上讲，开放只是政策，外部做出怎样的反应很大程度上还有互动的过程。随着政策具体的落地，未来一段时间开放会进入崭新的阶段，会对整个中国的金融机构以及乃至资本市场带来全新的发展机会。这是我对过去一年多以来，整个对外开放方面的政策做的简要的总结，也对未来做了简要的展望，希望明年政策落地实施后再来做讨论。谢谢诸位，再次祝会议圆满成功！[详情]
陆金所控股董事长李仁杰 新浪财经讯 12月12日消息，由金融时报社主办的“2019新时代金融发展峰会暨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颁奖盛典”今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大开放、大变革、大机遇。 陆金所控股董事长李仁杰出席并发表《立足商业信用流转 践行金融供给侧改革》主题演讲。 李仁杰表示，近几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过去中国经济主要是生产要素的投入支撑人民币的发展，第二产业比较发达，金融体系也主要针对第二产业的发展去进行布局。 经济发展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的调整，第三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这几年什么生意好做？开个玩笑，就是懒人经济最好，快递员满大街跑，很多青壮年投入到第三产业”，他表示。 从经济经济结构来看，我国金融供给侧的改革已经到了时不我待之时。他表示，40年前自己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教科书里叫做“一切信用归银行”，那时没有其他信用，都是银行信用。当时银行很适应当时的产业结构，银行信用也比较简单，看报表、看抵押物、看担保。 他直言，当下的银行不能适应如今的产业结构。特别经过这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整，不仅一些信用归银行，而且还是归到大银行，小银行日子也很难过。 以下为文字实录： 前面各位的发言从宏观经济、汇率的变化、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的对外开放等等说了很多，我尽量简短一些，从企业的角度看金融供给侧改革，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商业信用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从这个角度谈一些看法。 现阶段对经济发展的趋势判断都有基本的共识，就是经济在逐步的放缓，放缓的原因有很多，有些讲是长周期、短周期叠加等等，总而言之既有眼前的突出矛盾，比如消费升级并不是太理想、投资的效应不是很凸显等等，但更有改革开放40年，过去改革的红利，比如人口红利、开放的红利逐渐的消失，这种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是必然的。在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同时也看到有一些新的变化，过去中国经济主要是生产要素的投入支撑人民币的发展，特别表现为第二产业比较发达，金融体系也主要针对第二产业的发展去进行布局。现在第二产业往下走，第三产业在发展。这几年什么生意好做？开个玩笑，就是懒人经济最好，快递满大街跑，很多青壮年投入到第三产业，第三产业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 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金融体系如何适应经济放缓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变化，我觉得这是摆在从事金融行业的大家面前的头等大事。今年2月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命题，如何在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上面如何进行优化，这是非常重要的。国务院金融稳定委员会专门提出了金融服务的适配性、适应性的问题，我觉得提的非常及时，也非常必要。 从我国来看，从经济经济结构看金融供给侧的改革，我认为到了时不我待的时候。改革开放40年，从金融的改革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如何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降低间接融资的比重，但是改革了这么多年，现在回过头来看，仍然以间接融资、以银行信用来支撑整个金融体系的发展，这种情况没有得到很大的改变。这种结构为什么它在对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它的适应性差？我记得40年前我还在大学念书的时候，那个时候教科书里面叫做“一切信用归银行”，那个时候没有其他信用，都是银行信用，当时银行很适应当时的产业结构，银行信用也比较简单，看报表、看抵押物、看担保，所以银行的信用那种结构是适应的，但是发展到今天适应不适应？我认为是不适应的，特别这一轮经济周期的调整，不仅一些信用归银行而且还是归到大银行，小银行日子也很难过。 第一方面顺周期的表现非常明显，银行很清楚，由于企业如果经济不好，违约率高了、不良率高，所以要追责，所以必然要避险、要收缩，整个放贷的结构、节奏完全跟经济周期相适应。 第二我国现在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下，银行不擅长做创新企业包括第三产业的融资。创新企业失败率高，短期甚至是亏损的，银行一看报表吓坏了，就不敢做了。国际上一般这一类企业融资大部分靠PE、VC，整个融资的风险模型完全不一样、语言都不一样。 直接融资这几年我国包括金融监管部门也在大力的推动，比如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的股票和债券市场，但是发展了这么久，整个间接融资仍然占绝大部分比重，和发达国家比较、金砖五国来比较，我们间接融资比例仍然比较高。 整个社会融资结构的比例，直接融资当中商业信用的比重更小了。如何发展商业信用？要发展商业信用就必须要有很好的基础设施、有很好的制度安排以及很好的产品创设或者交易的标的物的验证。我国目前交易所上看，有证监会直接管的上交所、深交所，以及人民银行管的交易商协会等等，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地方交易所，经过几次的清理整顿，大体上留下来的几家初具规模，所以我建议能不能依托这些地方资产交易所来承担企业商业信用基础设施的责任。我们的同事做了探索，也与大家进行一下分享： 平安集团下属的前交所，一个定位、两个宗旨、三个优势、做好四项服务。把企业的商业信用流转起来，这几年大体上做了几件事： 一是建立了一套比较靠谱的系统，解决企业商业信用如何验证的问题，目前在很多保理公司在进行推广。企业商业信用大家都怕，前几年商业票据一包一包都是假票，现在如何解决这些验证的问题，总得情况，现在比过去好很多了，因为现在是电子票据、也有比较严密的增值税发票系统，很多过去很难控制的操作风险大体上可以控制，现在有很多新的技术，比如用区块链技术能够不可篡改、可以追溯等等，很多技术上可以解决的，所以这几年我们做了一个系统，大体上解决了验证的问题。 二是对标的物如何进行评价、进行画像，过去市场上在线评级基本上是中长期的，这次我们和穆迪合作搞了短期的评级体系，上个月已经发布了，最起码大家可以看的清楚。 三是引入一些征信机构，有一些产品一般人看不懂怎么办，那么由征信机构来做担保，这样大家也比较放心。 四是把企业商业信用资产如何从非标变成标准，他们跟深交所合作、上交所合作，开发了ABS，准备跟交易商合作开发APN，逐步从非标变成标，参加的机构就会更多。 经过这些努力，我相信逐步会把企业信用流转起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特别是一些中小企业的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做的这些探索利国利民，对整个国家供给侧改革，特别是金融供给侧改革是有帮助的。 谢谢大家！[详情]
工银国际证券研究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程实 新浪财经讯 12月12日消息，由金融时报社主办的“2019新时代金融发展峰会暨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颁奖盛典”今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大开放、大变革、大机遇。 工银国际证券研究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程实出席并发表《新开始 新定位——“增质”时代的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主题演讲。 程实表示，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重要内涵。中国经济刚刚迈过改革开放40周年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口。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在全球187个有统计数字的国家中排名第二。 “用大象的身躯，跑出了猎豹的速度”，他用这句形象的比喻肯定中国过去40年经济增长成就，“成功的秘诀是改革开放”。他认为，改革开放是一种有效的市场机制，能够帮助每个微观个体在宏观经济发展中获得自身应有的收益。 面向未来40年，新的改革开放再出发的过程中，改革的改革和开放的开放是未来中国长期的政策主题。在改革的改革维度，中国经济改革是从释放红利转向创造红利，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增量调整转向结构调整。开放的开放体现在从低层次的开放转向更高层次的开放，从商品输出为主转向信用输出为主，从被动转向主动引领全球经济金融秩序全面的改革三个方面。 以下为文字实录： 程实：各位嘉宾、各位朋友，下午好，很高兴参与这次峰会。今天的题目是关于新开始、新定位--增质时代中国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 讲三个观点：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重要内涵、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对外开放本身也是资本市场理性繁荣的长期的助力。 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再出发的重要内涵。如图，中国经济是刚刚迈过改革开放40周年的非常重要的历史关口，过去的40年中，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9%以上的经济增长，在全球187个有统计数字的国家中排第二名，中国过去40年经济增长成就用一句简单的话总结就是，“大象的身躯跑出了猎豹的速度”，成功的秘诀关键是四个字“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一种有效的市场机制，是帮助每个微观个体能够在宏观经济发展中获得自身应有的收益。改革开放是中国过去40年成功最关键的密钥，面向未来40年，新的改革开放再出发过程中，我们也相信改革的改革和开放的开放是未来中国长期的政策主题。 在改革的改革的维度，中国经济改革是从释放红利转向创造红利，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增量调整转向结构调整。开放的开放是体现在三个维度，从低层次的开放转向更高层次的开放，从商品输出为主转向信用输出为主，从被动转向主动引领全球经济金融秩序全面的改革。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新一轮开放的关键起点，未来40年开放的开放过程中，资本市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有助于国内要素市场化的改革，推动我们实现对外开放中的终极目标，获得全面的市场经济地位的国际认可。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进而实现中国在国际产能合作和国内产业升级方面的双维度的推进。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也是有助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而帮助中国在整个信用输出过程中实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也可以帮助中国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的改革，进而使得中国金融在全球经济金融治理里面扮演更加重要的引领性的角色。 第二个观点，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中国经济现在最核心的关键词已经从过去的高增速时代转向了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关于什么是高质量发展，已经做了一系列基础性的研究，经过学术研究后把高质量增长总结为四个字、两个关键词，民富、国强。民富是指居民福利进一步的提振，消费升级带来的整个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的夯实、整个就业进一步的保障带来的民生的长期维系。国强的层面，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代表的是所有能够带来生产效率提升的体制机制变化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实质内涵也是经常听到的制度软实力和科技硬势力同步提升。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扮演了一招活、全盘活的关键性作用，进一步的诠释，民富维度，对外开放有助于稳固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进而护航中国居民的消费升级，进而帮助中国经济形成内生型增长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资本市场估值上升对消费的引擎有非常明显的帮助作用，也就是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财富效应是不对称的，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在整个资本市场上涨周期和资本市场下跌周期中，它们对整个消费的影响并不一样，这就意味着中国资本市场如果是渐进、持续、稳健的状况，会对中国消费增长带来关键性的稳定器的作用。意味着整个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将会带来整个中国财富效应稳定性的提升。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整个资本市场开放渠道的丰富将会带来不同风险偏好、不同渠道流入国际资本的错峰效应，帮助中国资本市场维持总量的相对稳定。 高质量增长第二个维度，从国强的维度，资本市场对外开放有助于打破融资错配的状况，进而推动整个中国新经济进一步的成长。从过去两年来看，中央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企、帮助民企的政策，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一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民企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不光是规模的问题、总量的问题，更加是结构性的问题，因为从整个企业的性质来看，民企大部分集中于新经济的行业，新经济行业跟传统的经济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的企业生命周期中融资的重心是不一样的，对于传统经济而言，对于聚集在传统经济的企业而言，这些企业它们的融资需求大部分在企业成熟的中后端，非常符合间接融资的风控体系，集中于新经济行业的民企，他们的融资需求绝大多数集中在这个企业生命周期的前半段，这就意味着通过直接融资满足他们的融资需求，才能帮助民企真正从根本意义上、结构上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整个中国新经济增长的关键的命脉是在于如何从资本市场的层面解决用直接融资满足新经济最直接最迫切的生命前端融资需求的关键问题。 其中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于强化直接融资对新经济的支持而言有着很大的帮助。可以从整个全球历史来看，不光是美国、欧洲这些发达国家，包括亚洲四小龙这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他们在整个经济变化过程中，对外开放特别是国际机构投资者涌入，对于形成新经济跃升的投资周期的更迭有很大的帮助。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是能够帮助中国经济解决民企结构上融资难融资贵的帮助。 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也是资本市场自己理性繁荣的长期助力。有一句话，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这句话不同的人也有不同解释，特别是在中国很多资本市场参与者对这句话有非常大的怨言。我们会认为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整个全球资本市场里面的比较新兴的市场，如果从整个全球资本市场发展规律来看，会发现所谓经济是股市的晴雨表这句话有两层内涵，第一层内涵是股市从来就不是经济增速的晴雨表，历史上任何一个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在整个经济高速增长阶段，美国、德国、韩国经济表现好的时候，其资本市场相对表现是暗淡的；股市的确是经济增质的晴雨表，另外一组代表经济增长质量的数据跟全球不同地区资本市场表现做对比的话，从经济学意义上有非常明显的结论，经济表现上升的时候，资本市场长期的表现是非常的活跃，长周期的繁荣都是有物质的基础。 美国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但是增长质量不断上升的20年。在韩国经济增长质量上升的10年了，都得益于资本市场长期的发展的助力，增质之时才是繁荣之机！中国对外开放有助于帮助整个中国资本市场在中国经济减速增值，特别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形成长周期繁荣的理性基础。助力来自于金融开放加经济增值形成的红利的共振，可以帮助这个地区资本市场吸引持续的资本的流入。特别可以从韩国在金融开放加经济增值期的30年的表现，明显的看到在金融开放同时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周期中，韩国的资金的流入是呈现出每十年一个量级往上增长的阶段。中国也处在这样的阶段，中国处在金融加速开放，经济增质不断增强的历史时期。我工作生活在香港，我在过去两年中非常明显的看到，不管内部有多么焦虑或者是担忧的情绪，过去两年中整个国际资本市场对整个中国资产特别是对中国资本市场是持有非常积极正面的看法的，既有MCI把A股纳入指数、中国债券纳入全球指数带来国际投资者对中国被动的增值，也有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未来和中国产业结构变化的未来抱有很高期许主动的加仓，共同构成了中国资本市场未来长周期理性繁荣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资本市场对外开放对资本市场自身的长周期的繁荣第二重助力，来自于市场韧性和机构投资者的正向的循环。美股是牛长熊短的市场，中国A股目前是牛短熊长的市场。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不同市场中投资者结构对市场行为主导的不同，中国资本市场进一步的对外开放，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引入理性的机构投资者，也可以帮助我们带来先进的长期价值导向的投资风格，我们可以感受到市场韧性和机构投资者有望在未来资本市场持续对外开放过程中，构筑起良性的循环，帮助中国资本市场长期投资意愿可持续的提升。 以上是我的观点，谢谢大家！[详情]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管涛 新浪财经讯 12月12日消息，由金融时报社主办的“2019新时代金融发展峰会暨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颁奖盛典”今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大开放、大变革、大机遇。 武汉大学经济学博导、董辅礽讲座教授管涛出席并发表《后7.0时代的人民币汇率》主题演讲。 管涛表示，看待人民币汇率破7和研判2020年的人民币汇率走势，要放在市场化的框架上去考虑。人民币汇率越来越具有资产价格的属性。这几年，人民币汇率变化很大程度上受到资本流动的影响，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的影响。2020年人民币汇率走势，可能受到中国经济运行情况的影响。 他指出，经济下行并非中国特有现象，而是全球普遍现象。对于我国而言，改革比刺激重要。谈到贸易平衡状况，他判断称，中国大概率是贸易顺差增加而不是减少。 谈到美元汇率走势，他认为，美元走势不确定性较大，存在多种决定因素，例如美联储扩表、美国大选、英国脱欧以及地缘政治风险等。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汇率改革还要继续坚定推进。他表示，我国不把汇率工具化、不搞竞争性贬值，但是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水平上基本稳定，市场出现顺周期苗头的时候实施必要的逆周期调节的作用。[详情]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副会长贺竹君 新浪财经讯 12月12日消息，由金融时报社主办的“2019新时代金融发展峰会暨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颁奖盛典”今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大开放、大变革、大机遇”。 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副会长贺竹君出席并发表《低利率环境下保险资金应做好跨周期配置》主题演讲。 贺竹君表示，作为决定资本成本高低的因素，利率无论在资产端还是负债端都对行业运行产生着全方位的影响。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是“长钱短用”，对利率下行更加敏感，负债端的压力也持续的向资产端的传导，给保险资产管理也带来了诸多的风险和挑战。 他提到，当前我国寿险行业的平均负债周期，保单的大概期限是12.44年左右，资产期限是5.77年，缺口是6.67年。如果简化处理这个问题，无风险利率下行100个BP，负债价值会上升12%，而资产价值只能上升5%，缺口是在扩大的。利率的下行，特别是利率短期快速的下行，是寿险业面临的最大挑战。 他建议，保险资产管理行业从六个方面进一步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实践。 一是以资产负债匹配管理为基础，秉承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稳健投资、多元投资、责任投资的理念，巩固长期资产配置和长期资产创设的业务专长。稳步加大另类投资，发挥主动管理优势和经验，为市场提供更多稳健安全的中长期长期，满足长期资金配置需要的同时，为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深入发挥基础性作用。 保险业发展也面临着黄金的时间窗口，就是医疗、养老、健康民生需求的战略性激发趋势明显。从国外保险业长期发展来看，保险业必须在这三个方面作为商业属性产品的供给上有所作为，才能够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为行业带来长期稳定的战略性资金的流入，同时要求资产端做好相应的匹配、相应的投资、确保相应的收益。 二是充分发挥保险资金期限长、体量大、来源稳定的优势服务国计民生，精准对接融资需求，加大资金供给力度，跨周期的持有积累长期战略优质资产，这样既可以拉长资产的久期，缩小久期缺口，又可以服务主业、民生建设。 三是坚持安全至上、稳健为先的管理原则。 四是探索保险资金运用的新渠道和新范围。 五是低利率环境下海外资产配置是分散化也是收益的安排，现在保险资金从海外配置来看，监管大类比例要求仍然有很大的空间。特别是保险资管机构要深化与国际优秀的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借助国际优质资源，逐步培育具有国际视野、全球思维、专业精良、技术高超的全球化资产配置团队，这是现实的选择。从欧债危机以后欧洲的保险业的资金配置来看，体现出全球化的配置，包括在主权基金，包括在国债的配置上都呈现出全欧盟和全球化的配置趋势。 六是持续深化保险资产管理体制的机制改革，抓住利率下行环境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机，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特别是要聚焦大资管格局下的精准定位和发展方向，发挥行业特色优势，提高行业发展的质量。 以下为文字实录： 贺竹君：刚才杨会长讲了一个很好的维度，就是金融需求的细分，我是从保险特别是从保险资产负债两端的资产端和负债端的联动角度在新形势下面临的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也是从一个细分的领域进行一些研究和交流。 当前国内外经济增长是承压的，利率下行的趋势也比较明显，利率对保险行业特别是对于寿险行业是开发产品、风险管理、资产负债匹配管理的核心命题，所以寿险行业乃至整个保险行业对利率的变化是比较敏感的，这始终是保险行业面临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外部来看，今年10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次下调了全球经济增长的预期，也创下了金融危机以后的最低点。全球经济延续下行周期，可能持续进入低增长的阶段，美国在全球加剧贸易摩擦也将继续对全球的贸易增长造成冲击。在这种背景下，全球处于新一轮的货币政策宽松的周期，主要央行采取了包括降息和扩表在内的宽松政策来刺激经济。上半年我去欧洲考察，欧洲从上半年到现在进入了负利率的情况，从欧盟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和其CPI来看，我们分析这种负利率政策是政治抉择，通过跟几个国家的监管部门和央行进行沟通，欧央行表示负利率是一种政治选择。内部来看，受结构性去杠杆、中美经贸摩擦、外需放缓等因素的影响，我国GDP前三季度同比增长6.2%，三季度是6%，下行压力总体上加大。 总的来看，我国经济仍然表现出较强发展韧性，长期向好的趋势也没有改变，这也得益于中央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围绕“六稳”出台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举措，包括在宏观层面，通过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的调解力度、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保障经济稳健的运行。这样大的环境框架下，从利率变化的角度分析保险业和保险资产管理行业面临的形势的变化，这是总的逻辑。内外部因素交织导致利率的低位、呈现下行的趋势，这一年多，我们也在组织行业进行一些交流研讨，感觉从方方面面的专家的分析来看，对利率的稳步下行逐渐在形成共识，利率的走势来看，无风险收益率持续下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从2018年初最高的4%，下降到当前的3.2%左右，下降了将近80个BP，今年上半年也配合银保监会相关部门做过单因素压力测试，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作为保险业特别是寿险合同准备金折现率的基准利率，在目前的基础上再下行100个BP左右，寿险业准备金计提会增加四五千亿以上。 作为决定资本成本高低的因素，利率无论在资产端还是负债端都对行业运行产生着全方位的影响，特别是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是“长钱短用”，这是其特点，这种情况下对利率下行更加敏感，负债端的压力也持续的向资产端的传导，给保险资产管理也带来了诸多的风险和挑战，表现在几个方面： 一是利率下行导致资产负债匹配的难度加大。资金进入到保险业，进入保险公司经营体系内会有三种循环，一是负债端的循环，保费和所对应的赔付责任、赔付流出是一个循环。另一个循环是资产端，保费形成准备金沉淀成可投资资金、可投资资金再投资运用和回收回资产端会形成循环。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循环之间还有一个桥梁，就是资产负债匹配，负债的资金转化为投资的资金、投资的资金取得预定收益情况下同时在保证现金流匹配情况下，回流到负债端支付保单的责任，这样才能支撑保险公司的运营，才能支撑长期责任产品的匹配。这三个现金流的有序循环是非常重要的。 利率下行导致这三个现金流的变化，特别是对中间的循环资产负债匹配的难度变大，资产端的利率中枢下行、负债端刚性成本变动滞后，特别是在中国作为新兴的保险市场，大家购买了寿险的保单会和欧美保单进行比较，我们的寿险业给予客户的保证的利益或产品定价利率是基于利率比较高的环境下形成的，好处是在基准的折现率基础上加的溢价通过投资端的收益是可以覆盖的，当然另外一个问题是在前几年，存款变保单的问题，保险产品在某些销售环节和银行存款发生一些混同，但是另一个角度，保险业也充分利用了利率比较高、比较稳定的环境。 负债端的刚性成本的变动往往是滞后的。比如分红保险，购买分红保险，保险公司会给大家预定利率，这是具有保证力的，这对保险公司是固定成本，之上会有分红，保险公司根据自己经营情况进行调节，从合同契约角度来讲是可以这么操作的，虽然监管部门有要求，70%以上的分红对应的收益要分给客户，但是当保险公司收益下降特别是资产端投资收益下降的时候，这部分是可以进行调剂的。但从市场竞争来讲，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很难单独进行这样的调整。从我们观察看出，过去五年以上的期限来看，分红险的分红率始终维持在4%以上，各个公司经营情况不同，但是市场竞争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刚性和滞后性。因此，资产端收益的下降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出现难以覆盖负债端成本的情况。最近，银保监会也主动将寿险产品，特别是长期年金产品准备金评估利率上限下调，下调到3.5%左右，也就是叫停了4.025%高收益产品。3.5%仍然高于风险利率，要加出风险溢价才能保证这些产品在保单责任兑付的情况下能够实现预定的现金价值，利率下行会导致部分机构面临利差损的挑战。 当前我国寿险行业的平均负债周期，保单的大概的期限是12.44年左右，资产期限是5.77年，缺口是6.67年，如果简化的来处理这个问题，无风险利率下行100个BP，负债价值会上升12%，而资产价值只能上升5%，缺口是在扩大的。对于利率，特别是利率短期快速的下行是寿险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上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破产六到七家大型寿险公司，原因都是利差所导致的。中国寿险业也曾经出现过利差损，在利率下行情况下，利差损一旦发生是比较难以得到有效的缓释。 另外是导致资产方常态化，简言之，就是伴随利率中枢的下行，存款和债券类绝对和相对收益率水平会持续下降，加大对非标权益资产类别的配置是当前保险资金投资收益的现实需要，保险资金大类投资比例上，在权益投资占比也是比较高的，在非标、另类的占比在持续的上升，是为了夺取更高收益所决定的，和欧美配置来看，我们的配置相对来说应是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对应风险有所上升。 债券市场利率最终变化也向贷款端市场传导，安全收益资产下降，非标资产收益下移，权益市场波动本身比较大，使得风险和收益上同时满足外部机构要求的资产也越来越少。如何打破资产荒，找到适合的优质资产，也是保险资产管理亟待解决的课题。 利率下行导致保险资金再投资的风险上升，当前金融市场长期的资产供给不足，利率衍生品市场发育不够充分。在欧美发达市场，由于利率衍生品市场比较发达，从保险公司角度而言完全进行对冲是可以做到的，紧密的匹配是可以实现的，但是中国市场缺乏相应的工具。中国的资产投资收益高，一定的错配是可以博取收益的，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存在着常态化比较明显的缺口。 通过这几年监管的推动下，特别是寿险行业主动的调整产品结构，逐渐的拉长产品的久期，负债端这个趋势是比较明显的，但是资产端始终停留在平均不超过6年左右，还是长期的投资产品的供给不足，对冲的工具也比较缺乏。 保险资金特别是十年或者十年期以上的长期资金，本身面临多个再投资周期，简言之，一个平均期限的保单如果是12到13年，对应的资产端的现金流平均的投资期限是四五年，一张保单会面对现金流资产端到期之前资产会有三到四次完全的循环，因此，利率下行也令保险资金到期接续的压力进一步加剧。 保险资产管理行业当前依旧保持着稳健的发展步伐，一是保险资产管理的规模持续的稳步提升，截止到今年10月份，保险业总资产将近20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2.4%，大类行业中还是增长比较快的。资金余额1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2%左右。二是专业化市场主体逐步扩大，目前已经有27家综合性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受托管理着80%的保险资金，14家专业保险资产管理工公司、11家香港仔公司、9家养老管理公司等等，保险公司还有170多个资产管理中心或者资产管理部门，整个保险资产管理行业目前拥有专业投资人员将近万人，管理业内外资产规模合计20万亿元左右。三是配置结构的动态优化，截止到今年10月份，银行存款和债券等固收类的资产合计九万亿元，占比48%左右，股票和债券投资基金等等权益类资产占比12%左右，其他投资，以长期股权投资、信托计划、债券投资计划、各类资管产品为主的其他投资占比38%，这个比例也是上升得比较明显。保险资管行业形成了以传统投资和另类投资、私幕投资和公募投资，一级市场投资和二级市场投资相结合，分散化、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格局，为保险资金长期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投资收益上总体上比较稳健，从2004年到2018年，保险资金累计实现投资收益5.19万亿元，年平均收益率在5.33%，今年前十个月面对市场形势，保险资金实现财务收益率也将近5%左右。 下阶段如何更好应对利率持续下行、经济运行承压的叠加挑战也是保险资产管理业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从资产和负债两端看，资产端广义的看以获取利益收入为主的固收资产会占70%，这是保险资金配置的核心，特别是长久期的固定资产，尤其是较长期限的匹配到基础设施债券投资计划以及20年、30年以上的债券，特别是20年以上债券保险机构是最大的投资者，长期债券对保险业是供给不足，包括大型银行推出永续债在保险业是比较受欢迎的。这些长久期的固收资产具有穿越经济周期、有效降低资产组合波动风险良好的属性。如果市场利率的中枢持续下移，会直接影响到这部分保险资金，保险资金压舱石部分的收益表现。 另一方面，从负债端，特别是寿险行业，负债端特有的长期性产品设计，以及围绕长期的资金的匹配衍生出来的精算的假设、准备金的计提等等的技术指标都决定着寿险负债端的资金在风险保障和财务规划中具有跨周期管理的优势，从资产和负债两个方面决定了保险资产端更需要强化保险资金跨周期的属性，进一步提升资产配置的跨周期能力，这也是保险资产管理业应对当前利率下行、保持长期稳健发展重要的因素。 建议保险资产管理行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实践： 一是以资产负债匹配管理为基础，秉承长期投资、价值投资、稳健投资、多元投资、责任投资的理念，巩固长期资产配置和长期资产创设的业务专长，稳步加大另类投资，发挥主动管理优势和经验，为市场提供更多稳健安全的中长期长期，满足长期资金配置需要的同时，为完善我国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深入发挥基础性作用。 现在从保险业发展来看也面临着黄金的时间窗口，就是医疗、养老、健康民生需求的战略性的激发趋势明显。从国外保险业长期发展来看，保险业必须在这三个方面作为商业属性产品的供给上有所作为，才能够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为行业带来长期稳定的战略性资金的流入，同时要求资产端做好相应的匹配、相应的投资、确保相应的收益。 二是充分发挥保险资金期限长、体量大、来源稳定的优势服务国计民生，精准对接融资需求，加大资金供给力度，跨周期的持有积累长期战略优质资产，这样既可以拉长资产的久期，缩小久期缺口，又可以服务主业、民生建设。 三是坚持安全至上、稳健为先的管理原则。 四是探索保险资金运用的新渠道和新范围。 五是低利率环境下海外资产配置是分散化也是收益的安排，现在保险资金从海外配置来讲、监管大类比例要求仍然有很大的空间。特别是保险资管机构要深化与国际优秀的金融机构的业务合作，借助国际优质资源，逐步培育具有国际视野、全球思维、专业精良、技术高超的全球化资产配置团队，这是现实的选择。从欧债危机以后欧洲的保险业的资金配置来看，体现出全球化的配置，包括在主权基金，包括在国债的配置上都呈现出全欧盟和全球化的配置趋势。 六是持续深化保险资产管理体制的机制改革，抓住利率下行环境下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机，进一步优化顶层设计，特别是要聚焦大资管格局下的精准定位和发展方向，发挥行业特色优势，提高行业发展的质量。 以上是一些个人思考，与大家分享。祝本次峰会取得圆满成功。[详情]
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原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 新浪财经讯 12月12日消息，由金融时报社主办的“2019新时代金融发展峰会暨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颁奖盛典”今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大开放、大变革、大机遇。 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原秘书长、中国银行业协会原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出席并发表《完善金融供给侧须从细分金融需求侧破题》主题演讲。 谈到完善金融供给侧，杨再平表示，我国不存在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但确实存在着有效金融供给结构性的缺失。 他举例称，我国一方面拥有非常多的储蓄、外储和国际净投寸，但是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仍然存在。尤其是当这融资难和融资贵两个问题摆在一起的时候，就很难解决。 他进一步解释称，有些融资难需要用融资贵来解决，因为有些融资的风险高、成本高，不能简单地去向金融机构施压。 “既要融资变得容易，又要融资便宜，这是很难解决的。”杨再平直言，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下为文字实录： 杨再平：尊敬的李东荣会长、邢早忠社长，各位金融界的领导和同仁，非常高兴受到邀请来参加活动，虽然过去也参加过很多次，这次早忠社长还记得我这样一个第二次退休的老同志，请我来出席这个年度盛会，关于我的介绍中有两个“原”，已经是两次退休的老同志了。 最近讨论比较热的是金融供给侧如何改革，我更愿意用“完善”这个词，如何完善金融供给侧？这个问题的解要从需求侧去进行细分、破题。在讲金融供给侧的时候容易混淆，把金融等同于资金，在讲金融供给的时候以为讲的是资金供给。我们是资金供给不足还是金融供给不足？资金供给不存在不足，但是，确实存在着金融供给不足。储蓄余额去年达到70万亿元，人均5万块钱，14亿人口。个人可支配投资的资金190万亿元，很快达到200万亿元。国家的储蓄总额每年超过5万亿美元，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是3万多亿美元，日本是1万多亿美元。 从资金来看，供给确实不存在不足的问题。最近特朗普为了阻止世行给中国贷款，说中国很有钱，我们是高储蓄国家，资金总量来说我们确实不存在差钱的问题。如果再进一步，过去中国高投资是问题，但同时又是高储蓄的国家，一直是储蓄大于投资的，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的储蓄并没有最大限度的、充分的转化为投资，尤其是最近看到的现象，投资增长率降低到百分之五点多，低于百分之六的时候，我们有居民储蓄70多万亿元，还有外汇储备3万多亿美元，国际净头寸也是遥遥领先的。我们的资金供给不是不足，有效金融供给存在着结构性的问题或者是结构性的不足。 我们存在着有效金融供给结构性的缺失。有几个现象：融资难、融资贵的话题。融资难是普遍存在的，一方面存在着这么多的储蓄、这么多的外汇储备、这么多的国际净投寸，但是，一直说融资难。融资贵，要具体分析，提到哲学上的高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说融资难、融资贵的时候，往往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尤其是当这两个问题摆在一起的时候，就很难解决，因为有些融资难就是要用融资贵来解决的，因为有一些融资它的风险高、成本高，就是要用融资贵来解决，所以不能简单去压金融机构，既要融资变得容易，又要融资便宜，这是很难解决的。对这个问题应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很多奇怪的现象，现在讲资产方有钱没用，搭配的资产，这类资产是低风险、高收益的资产，当然是不足的；如果是高风险、高收益的资产，就不一定是存在着资产方的问题。因为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就是非法集资屡禁不止，去年还有1万多起。我1996年到人民银行工作，1998年是国务院治理金融三办的联络员，那个时候负责非法集资的问题，一直都是在增加。有些人参与非法集资看重什么呢？高利率或者是愿意冒风险的原因，高风险、高利率，也就是说高收益是有需求的。民间借贷，一旦货币政策收紧的时候，往往就是民间借贷“量价齐升”的时候。高到什么程度呢？2013年有人估计过，当时民间借贷达到了5万多亿元人民币，现在应该是更多了。利率高到什么程度呢？平均达到30%多，最高甚至达到年化利率180%多。而且，里面有很多是做实体经济的。这说明一个问题，有人愿意以高成本、高利率来借贷，实体经济也有高利率的需求。还有一个现象是中国居民海外资产的配置达到十万亿，据说很快会达到十八万亿，说明我们自己的资产匹配的不够。 这几个现象说明一个问题，有效金融供给是结构性的失衡、缺失，一方面有人愿意高息借钱，像民间融资；另一方面也有人愿意承担风险。现代金融满足的只是风险偏好比较低、收益不高的这样一个档，供给主要是通过银行。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呢？我记得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读过一本书，那本书的标题是资源和环境经济学里面的一句话，As long as the price is right，corps can be grown up on highways．“只要价格合适，高速路也可以种出庄稼”，就是说市场的范围覆盖面多样性不够。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美国的垃圾债做到几千亿美元，曾经很火爆，实际上是满足的相对来说风险比较高、但收益也比较高的投资。垃圾债当时25%满足过去从投资级降到非投资级的群体，称之为“坠落的天使”，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状况不好，他们愿意出高价发来债，所以垃圾债的成功，25%是坠落的天使；25%是一些中小企业开展正常业务活动需要的资金，因为它达不到投资级；还有50%是用于杠杆收购并购，说明高风险、高收益这样的层次是有市场的。 进一步想到了美国的桑福德，做衍生产品很有名，1993年提出“粒子金融理论”。他的演讲“2020年的资本市场”，在1997年预测了很多，他预测的2020年的资本市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他认为到那个时候各种各样的金融需求，多样性的金融需求都可以得到满足，包括投资方、负债方都能够得到满足。“粒子金融”我认为就是把各种各样的金融需求进行细分，包括低风险、低收益，中风险、中收益，高风险 高收益。收益多样性、风险多样性、大小多样性来进行配对。得到一个启发，我们的金融供给侧怎么去满足金融需求侧，关键是对需求侧要进行细分，要把不同的需求要剥离开、区分开，要把风险剥离开、区分开，卖给不同的投资者，这是金融供给侧的完善需要做的功课，当然也包括法律的跟上，为什么说去刚性化这么重要呢？因为它可以把高风险投资的、风险偏好比较高的、又有风险承受力的投资者引导到高风险高收益的一些金融工具和产品上来，细分之后，让各类投资者都得到不同的满足。金融要做的功课是如何对投资方或者资金需求方的需求进行细分，然后通过不同的金融工具满足其不同的需求，包括风险偏好的需求等等。 问题的解是怎么样把金融需求侧进行细分，这需要做更多的功课。现在金融科技的发达，让我们能够可以把各种需求进行细分，也能够更大程度的满足不同的需求，说到底就是用金融供给的多样性来满足金融需求的多样性，但是这是需要我们做好功课。谢谢！[详情]
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 新浪财经讯 12月12日消息，由金融时报社主办的“2019新时代金融发展峰会暨中国金融机构金牌榜颁奖盛典”今日在北京举行。主题为：大开放、大变革、大机遇。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李东荣出席并发表《全球视野下金融科技发展新趋势》主题演讲。 李东荣表示，在全球金融市场开放性和网络基础设施连通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由于不同国家经济金融发展阶段、金融监管理念和制度环境的不同，金融科技还不可避免的会带来跨境监管套利和风险传染等挑战。 因此，他建议，有必要依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加强对全球金融科技的评估与风险监测，探索建立全球金融科技监管信息共享、风险联动应对和危机处置安排，加快网络安全、跨境支付、数据治理、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等关键领域的金融科技国际标准体系建设。 此外，金融科技的作用价值和发展原则、共识正逐步形成，金融科技监管框架和政策工具体系持续完善，金融科技国际交流与全球协同治理更加迫切。回顾近年来全球金融科技的发展，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和有关国际组织对金融科技的态度已经从最初的审慎观察变得更加的积极、包容，对金融科技在发展普惠金融、促进金融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潜力日益重视。 他表示，金融科技在带来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业务、技术、网络、数据等多重风险的叠加效应和扩散效应，为金融监管和社会稳定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很多国家都在针对金融科技特点和发展态势对监管的框架和政策工具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其中也呈现出了一些共性的特点，主要包括五大方面。 一是注重穿透金融科技业务本质，根据业务功能属性纳入现行金融监管框架进行分层分类监管。 二是重点关注金融科技活动是否存在募集公众资金、公开发行债券、从事资产管理和交易等行为，在这些特许经营领域坚持严格的准入管理。 三是针对金融服务日益线上化和数字化的趋势，更加关注信息披露、金融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行为监管。 四是注重利用数字技术改进监管流程和能力，提倡用监管科技监管金融科技。 五是探索实施监管沙箱，创新加速器等监管新工具，为真正有价值的金融科技创新留有一定的试错空间和合适的观察席。 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很荣幸在这个时刻被邀请出席今天的峰会，接近年关，每年这个时候金融时报社会联合相关媒体举行这样的论坛，就新形势下的问题进行研讨。我注意到今天论坛的主题围绕六个字，开放、变革、机遇，我认为这个主题跟当前时代特征非常契合。这也深刻反映了数字化时代金融业改革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格局，具有很现实的意义和探讨价值。 在数字化时代，金融科技作为金融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产物，正日益成为这个时代全球金融创新和金融竞争的制高点。今天结合我个人的工作实践和体会就当前全球金融科技呈现出来的新趋势和新特征谈几点思考意见，供与会者参考。 第一、金融科技的作用价值和发展原则、共识正逐步形成。回顾这几年年来全球金融科技的发展历程，我们看到世界主要国家、地区和有关国际组织对金融科技的态度已经从最初的审慎观察变得更加的积极、包容，对金融科技在发展普惠金融、促进金融业转型升级、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作用潜力日益重视。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6月发布的一项基于96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报告，有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已经意识到金融科技的潜在价值，并开始在国家层面实施相关的战略，力求帮助金融科技行业提升融资、创新和应用能力，有超过60%的受访国家和地区已经将金融科技纳入国家普惠金融战略。同时通过比较英国的金融科技产业战略、美国的金融科技框架白皮书、欧盟的金融科技行动计划、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巴黎金融科技议程等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出台的相关金融科技的政策文件，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国际社会关于金融科技的发展原则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 比如以服务经济社会为目标、以促进普惠金融为重点、以负责任和可持续为导向、以金融消费者保护和风险防控为前提。 金融科技生态合作和场景驱动特征日益明显，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金融供给的主体更加多元化、分层化，金融分工更趋专业化、精细化，金融产业链和价值链不断延伸拓展，以往封闭式、割据式的经营发展已经难以适应当今数字化时代到来的要求。因此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近年来金融科技与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有效、越来越有针对性，它们之间更多的结对子，在业务、账户、数据、技术、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关联交互关系日益突出，部分大型科技公司凭借平台、场景和数字优势，通过获取牌照、投资并购等方式进入金融业，这增强了金融生态的多样性。同时依托客户端应用软件、软件开发工具包等科技手段，金融服务从传统的物理网点加速走出去，无缝的嵌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中，真正实现无处不在、无微不至的场景化金融。 金融科技监管框架和政策工具体系持续完善。金融科技在带来经济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业务、技术、网络、数据等多重风险的叠加效应和扩散效应，为金融监管和社会稳定提出了更多的挑战。因此，很多国家都在针对金融科技特点和发展态势对监管的框架和政策工具进行适应性的调整，其中也呈现出了一些共性的特点，包括：一是注重穿透金融科技业务本质，根据业务功能属性纳入现行金融监管框架进行分层分类监管，二是重点关注金融科技活动是否存在募集公众资金、公开发行债券、从事资产管理和交易等行为，在这些特许经营领域坚持严格的准入管理，三是针对金融服务日益线上化和数字化的趋势，更加关注信息披露、金融消费者保护等方面的行为监管，四是注重利用数字技术改进监管流程和能力，提倡用监管科技监管金融科技，五是探索实施监管沙箱，创新加速器等监管新工具，为真正有价值的金融科技创新留有一定的试错空间和合适的观察席。 金融科技国际交流与全球协同治理更加迫切。当前金融科技已经日益成为一项全球性议题，世界各国在金融科技的产业对接、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治理经验共享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交流需求和广阔的合作空间，近年来，我国有关金融管理部门按照政策落地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的要求，推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一方面，有利于实现国际经验中国化、使中国更直接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推动中国从金融科技大国加快迈向金融科技强国。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经验全球化，使中国能够在市场、资本、创新、监管等方面为全球金融科技发展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们看到，在全球金融市场开放性和网络基础设施连通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由于不同国家经济金融发展阶段、金融监管理念和制度环境的不同，金融科技还不可避免的会带来跨境监管套利和风险传染等挑战，因此，有必要依托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组织加强对全球金融科技的评估与风险监测，探索建立全球金融科技监管信息共享、风险联动应对和危机处置安排，加快网络安全、跨境支付、数据治理、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等关键领域的金融科技国际标准体系建设。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金融与科技的融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金融科技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市场空间，我们企盼各金融管理部门、从业机构和国际同仁加强沟通，共同推动金融科技健康有序发展，为现代金融体系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力量。最后预祝本次峰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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