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MarketWatch专栏作家德拉梅德(Darrell Delamaide)撰文指出，在塞浦路斯，乃至于整个欧元区更多的问题上，法国总统奥朗德原本有机会领导南欧来抗衡德国的观点和方法，但是他却缺乏足够的远见，陷身于国内事务而不能自拔，遂使德国在欧洲一家独大。

　　以下即德拉梅德的评论文章全文：

　　法国总统奥朗德跑到哪里去了？

　　由于塞浦路斯危机的爆发，欧元区蹒跚的脚步再度走到了悬崖边缘，而欧元区的领导人们正在彻夜工作，希望打造出一个既能够拯救塞浦路斯银行，又不至于让单一货币遭受巨大损害的两全之策。

　　来自德国、荷兰，甚至还有卢森堡的官员都在大声宣誓，表示要团结一致共同努力，只不过他们依然坚持这些银行的利益相关者自己首先必须加入到救援行动当中，才能够得到救援资金。

　　可是，在这一片讨论的话语当中，法国却失声了。要知道，奥朗德这位社会党人去年当选总统时，还曾经保证说自己要坚决对抗德国的紧缩主张，但现在，对于进行中的讨论，无论是法国财政部长莫斯科维奇还是奥朗德本人，似乎都没有发挥任何影响。

　　在进入总统办公室的第一年，奥朗德将很大的精力都用来推动税制改革，要向法国的高收入者征收75%的所得税。说起来，奥朗德原本应该将自己的政治资本用于重振欧洲的增长，但现在他却在致力于推行来自上一世纪的标志性的社会主义政策，在法国经济远未因相关问题受到实质性冲击的当日，这显然是不急之务。

　　在法国立宪法案拒绝了自己的税务计划之后，奥朗德上周又提出了一份新的计划，要以相同的税率向支付这些高薪水的企业征收工资税。

　　哪怕法国总统对于欧洲该如何促进增长或者施加刺激真的有所想法，他要让自己的声音在欧洲论坛上吸引足够的听众也非常困难。

　　塞浦路斯救援行动使得银行储户不得不承担巨大的损失，在此背景之下，对德国感到恐惧与厌恶的情绪也在全欧范围内开始抬头，可这时候，人们更容易发现，对于欧洲经济到底该向哪里去，抗衡德国观点的重要力量却缺席了。

　　政治上的反作用力使得德国官员近期的表态防御色彩非常浓厚。德国外交部长韦斯特韦勒就抱怨说，塞浦路斯问题的讨论总是伴随着欧洲媒体和公众“有些刺耳，常常是不公平，且有伤感情的声音”。

　　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则强调，塞浦路斯财政部长在艰难的沟通结束之后对自己表示了谢意，指出这是一个团结的信号，这些步骤虽然是不愉快的，但却是必要的——只不过，塞浦路斯财长旋即辞职了。

　　“欧洲现在已经团结起来。”朔伊布勒表示，“欧洲将继续团结下去。”

　　然而，这显然是一种德国规则下的团结。单一货币是按照德国式的财政与货币原则管理的，欧洲央行是以德国央行为范本的，而且各国的银行、企业、政府、工会和人民都已经明白，如果他们想要得到任何帮助，自己就必须按照德国人认为得体的方式行事。

　　德国人一直在抱怨希腊(和法国)的劳工工作时间更短，退休更早。既然这样，为什么努力工作的德国纳税人要为这些国家政府的赤字埋单呢？

　　近期的一份调查发现，意大利和西班牙人的人均资产要超过德国人，这主要是因为德国人在传统上更愿意租房而不是买房(当然一定程度上也和德国住宅融资系统僵化、发展滞后有关)。

　　有人或许会说，差异是世界美好的根源。

　　事实上，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就曾经有过一篇在全欧影响广泛的专栏文章，号召建立“拉丁帝国”来抗衡德国，保护欧洲的经济和文化差异。

　　阿甘本引用战后俄/法国哲学家科耶夫(Alexandre Kojève)的观点指出，文化差异正是欧洲生活的重要背景，甚至影响到经济表现。

　　阿甘本在《共和国报》上写道：“这个欧洲努力想要以严格的经济基础为一切的出发点，却无视生活方式、文化和宗教等因素的影响，这样的做法已经一再暴露出其软肋，尤其是在经济层面。”

　　阿甘本强调，这一“所谓共同体”将“最富有的少数”的利益强加到“最贫穷的多数”头上，而那“最富有的少数”的利益常常是和某一单一国家(猜猜说的是谁)契合的。

　　阿甘本的结论是：“要求一个希腊人或者意大利人像德国人那样生活，是根本没有意义的，但是反过来也是一样，只能导致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存在的文化遗产受到破坏。”

　　这位作者认为，解决方案是在于重组欧洲，认识到这些差异，或许可以回归到科耶夫提到的以法国为领导，联合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拉丁帝国”。

　　这时，我们就不能不想到消失不见的法国总统了。现在要有人出来担任领导角色，焦头烂额的西班牙政府显然没有资格，而意大利政府现在甚至不存在。

　　在奥朗德当选之后，许多人都曾经预计会出现一个南欧联盟，但是现在大家却发现，他显然缺乏超越本国国境的眼光。

　　结果就是，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抗衡德国和其北欧盟友，整个欧洲只能继续忍受着所谓德国式的团结。(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