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伊朗_新浪财经

作者：维舟

在被以色列和美国攻击核设施后，伊朗发起了象征性的还击（当然，那总得做做样子），随后，双方心照不宣地各自停火，也都宣称自己大获全胜。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来，伊朗是吃了大亏的，别的不说，核设施被炸、多名高层被斩首，敌机在伊朗领空如入无人之境（6月23日起以色列军机甚至白天低空飞掠德黑兰，可见伊朗已无还手余地），这当然是无法掩饰的惨败。

就在一年多之前，伊朗还被看作是中东地区霸权最有力的竞逐者之一，但在2023年10月，受它支持的哈马斯在加沙发起“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遭遇到了连番打击：以色列的反击力度远超想象，不仅哈马斯遭受重挫，2024年9月底黎巴嫩真主党领导层也几乎被团灭，随后叙利亚局势也变天了，12月8日阿萨德政权覆灭。现在，又轮到了本土遭打击。

至此，伊朗自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的“输出革命”战略，可以说已经完全进行不下去了，不但难以再对以色列造成威胁，在中东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甚至都自身难保。

伊朗，究竟是怎样走到今天这一步的？

伊朗自2012年以来投入160亿美元“输出革命”

别看现在伊朗和以色列关系如此剑拔弩张，但在1979年之前，它却曾经是中东地区和以色列相处最融洽的国家之一。在巴列维王朝治下的伊朗，当时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何况伊朗的主体民族波斯人在历史上和犹太人没有冲突，古波斯帝国的开国君主居鲁士倒还曾是拯救犹太人的恩人，自1948年起的四次中东战争都是阿拉伯国家围攻以色列，伊朗从未参与其中。

伊朗原本确实可以走上另一条道路。虽然1907-1951年间，它实质上是英国的一个附庸国，带有一点“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但它至少在两点上和中东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不一样：伊朗有一个顽强的强国家传统；它也从未完全沦为哪一个列强的殖民地。在中东，除了伊朗之外，只有土耳其曾做到这两点。

中东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格外艰难曲折，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国家建构从未真正完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中东国家，基本上都是1916年之后，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上匆匆建立起来的——这个老大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站错队，使英法一改过往保护其领土完整以对抗俄国的策略，决定将其肢解，并鼓动阿拉伯人起义以反抗宗主国。

伊朗是唯一的例外，事实上，在长达四百年的历史里，除了阿拉伯沙漠里那些尚未形成国家的部落之外，伊朗差不多是本地区唯一能保持独立的国家——当然，为此也屡次与奥斯曼帝国进行殊死对抗，这几乎是伊朗的一个特殊传统了，从最初波斯帝国建立起，伊朗总是在与一个西方的强大敌人进行漫长的对抗，只不过从希腊、马其顿、罗马、拜占庭、阿拉伯，换成奥斯曼土耳其人，到后来又换成英国，以及如今的以色列和美国。

对推动现代化来说，强国家传统是一个有利条件。中东的太多国家，在漫长的历史上根本就没有“国家”这样一个事物，互不统属的部落之上，就只有宗教。这带来了一个格外不幸的后果：必要的现代化制度（那当然是世俗的）迟迟难以推动建立，且往往都要依靠军事强人（如埃及的纳赛尔、伊拉克的萨达姆、利比亚的卡扎菲、叙利亚的阿萨德）才能将一个碎片化的国家强行捏合在一起。

埃尔多安在“国父”凯末尔大幅画像前

相比起来，土耳其的现代化之所以相对顺利，是因为凯末尔挟“拯救民族国家”的战争英雄之余威，既能获得全国一致的拥戴，也能压制宗教人士和传统保守势力，从而坚定地推动世俗化、现代化（往往也等同于“西化”）进程。在他身后，军队也一直都是守护世俗化制度的捍卫力量。

尽管如此，他的共和人民党在土耳其国内也早已失势，近些年当政的埃尔多安所代表的，正是他一再压制的社会保守力量，因为一旦民主化，那么一个尚未现代化的社会，其主体必然是倾向于保守的。

土耳其已经是本地区现代化转型最为成功的国家了，近年来更是被视为楷模，而另一个极端则是阿富汗：阿富汗国王阿曼努拉1927年曾以凯末尔为榜样，试图推动现代化改革，其结果是遭遇保守力量猛烈反扑，不得不宣布“自愿退位”，流亡海外。这个内乱不断的国家各方势力博弈了近百年，结果是建立了严苛的神权国家，这绝非偶然，因为其社会基底就是极端保守的。

伊朗可以说处于土耳其和阿富汗之间：1921年建立巴列维王朝的礼萨汗手握军权，同样以凯末尔为榜样，立志恢复伊朗的强大，并把伊斯兰教的牢固地位视为通往这一未来的绊脚石，然而他的失败在于既缺乏凯末尔那样的威望去压制宗教组织，也没能让人民站在自己这一边。事实上，第一次普遍的波斯民族主义起义就是1890年由什叶派教法学者团体“乌里玛”领导的。

在中文网上，常有人惋惜地说到1979年之前的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曾是一个相当富有现代化气息的国家，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事实，但没有考虑到一点，那就是：这样一个现代化过程，在当时其实是不得人心的。

想想我们的民国时期就知道了：像上海这样的城市确实有很现代化的一面，但且不说当时出现了多少让人痛恨的种种贪污腐败现象，现代化本身也拉大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结果是大部分社会底层都处于日益高涨的普遍不满之中。

当时的伊朗更为棘手的一点是：它比民国时代的中国更缺乏必要的现代化技术，不得不寻求外力的帮助来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这就使得保守派民众愈发将“现代化”等同于“西化”。伊朗的石油收入固然为现代化提供了资金，但问题是民众很少觉得自己是受益者。当国王依靠军警以严酷手段压制反对派时，又反过来让原本立场相去甚远的各派团结起来反对他。

霍梅尼（1900-1989）

当这样的统治终于维持不下去时，伊朗社会最有组织的力量就成了胜出者：大阿亚图拉霍梅尼1979年建立了一个神权共和国，在保守价值观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秩序。也是从那时起，伊朗不仅和美国，也和以色列进入了延续至今的敌对状态——美国是作为支持国王的“大撒旦”，而以色列，则是革命的目标。

如果按照世俗的民族主义理念，中东战争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事，和波斯人没有关系（土耳其也从不掺和）；但从宗教理念来看，那么以色列政权就是穆斯林共同的敌人。

在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斋月战争”）之后，阿拉伯国家已经在事实上默认了以色列的存在，放弃了武力消灭以色列，因此，反以对伊朗而言有双重好处：既能树立一个外敌以凝聚内部共识，还能在伊斯兰世界夺取一个话语制高点，这对长期处于少数派地位的什叶派而言尤为重要。

当下伊朗给世人的印象，正是从那时起奠定的：它积极“输出革命”，试图重塑中东局势。尤其是在经历了八年惨烈的两伊战争（1980-1988）之后，它在国境之外扶持的代理人，就组成了伊朗的第一道外围防线。然而可想而知，这不仅让以色列感受到威胁，也招致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敌视，因为这些海湾君主国正是革命的对象。

吊诡的一点是：伊朗“输出革命”乍看起来是进攻性的，但实际上它又是防御性的。在这一点上，它与其敌人以色列一模一样。作为一个强敌环伺的小国，以色列自立国以来一贯认定“和平来自力量”。Thomas Friedman曾一阵见血地指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咬牙切齿的搏斗中所说的其实是同样的语言：“为了生存，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如今，伊朗政权可以说到了1979年以来最困窘的境地：盟友逐一瓦解，原有的战略难以为继，本国威望随着核设施一起遭到严重打击，而国内经济也不允许它再进行代价高昂的战争了。

事实上，一年前上任的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希齐扬原任卫生部长，并不属于强硬派。之所以选出这样一位总统，就是因为伊朗近年来的经济恶化已经造成社会普遍的不满，人们更希望将施政重点从外交转向内政。然而，这又需要一个安全的外部环境，当伊朗发现自己不安全时，这样的改革就很难推进。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以色列和美国的袭击对伊朗国内的温和派是一大打击，这个国家就算想要“改革开放”，也仍卡在那个节点上，难以向前迈出关键一步。

和朋友谈起，感叹这场空袭可能加深了仇恨，使死结更难解开，他说：“有了仇恨就知耻后勇，努力学习科学知识。然后，就不信教了。再然后，就不报仇了。”

但愿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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