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云峰 | 《西行漫记》中的“李长林”是谁？——译失的开国上将李涛_新浪财经

转自：党的文献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撰写的Red Star Over China 因其增加了世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了解而闻名于世。该书中译本众多，有雏形本、全译本、节译本、抽印本、内部参考本等不少于60种，其中以王厂青等译、1938 年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和董乐山译、1979 年三联书店出版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最为著名。然而，译者或困于时代条件而查证困难，或疏于查证，始终未能完全解决对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准确翻译问题。譬如，复社版《西行漫记》的《译者附记》称：“在翻译本书的时候，曾经用极大的力量，查出那些英译人地名及各种专名的原文。这对于读者有很多的便利。自然还有一小部分无法查出，只好译音。”三联书店版《西行漫记》的《出版说明》则称：“在出版这个重译本时，我们对全书除了个别十分明显的史实错误及人名、地名和书刊名称的拼写错误外，一律照译原文未作改动。”但考虑到斯诺汉语水平有限，书中人物南腔北调，加之成书过程复杂，原著中出现专有名词拼写错误在所难免，由此造成某些误译以及误解也情有可原。将Li Chiang-lin 误译为“李长林”便是其中一例。

一、“李长林”其人及译名之疑

“李长林”是《西行漫记》中的重要人物，在英文版原著中写作Li Chiang-lin，首次出现在讲述贺龙生平轶事一章。在斯诺笔下，Li Chiang-lin是湖南人，时年三十一二岁。他奉周恩来之命，作为执行“重大外交任务”的红军指挥员，陪同初来乍到的斯诺从白家坪前往保安，途中向斯诺讲述了贺龙的故事。后来，由于朱德尚在前往陕甘宁根据地的长征途中，斯诺此行未得与其谋面，Li Chiang-lin又向斯诺讲述了朱德的生平事迹。种种迹象表明，Li Chiang-lin绝非等闲之辈。然而，《西行漫记》问世近 90年来，Li Chiang-lin的真实身份仍然未能得到确认。

《西行漫记》主要译本及相关作品、文献不约而同将Li Chiang-lin译为“李长林”，且未括注是“音译”，给人以中文原名如此的印象。在该书众多译本中，复社1938年出版的王厂青等译本、三联书店1979年出版的董乐山重译本、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6年出版的李方准、梁民译本以及长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王涛译本均译为“李长林”，由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奚博铨翻译的《红色中华散记》斯诺《自序》中，也将其译为“李长林”。1993年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西安电影制片厂等联合录制的电视剧《西行漫记》沿用了“李长林”之说。

部分书籍和文艺作品则更进一步将“李长林”认定为四川渠县“全国战斗英雄”、后曾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的李长林。不过，经过考证可以发现，“全国战斗英雄”李长林之说存在明显漏洞，因为其与《西行漫记》中的“李长林”在籍贯、年龄、身份和所属部队方面迥然不同。“全国战斗英雄”李长林系四川渠县人，出生于1917年，1936年时年仅19岁。况且，彼时他尚在跟随红四方面军前往陕甘宁根据地的长征途中，不可能现身安塞。而斯诺笔下的“李长林”则是湖南人，时年三十一二岁，系执行“重大外交任务”的红军指挥员，隶属于红一方面军，身在安塞。故此说可以排除。

二、“李强林”：对译名的合理猜想

想得到准确的译名，需要回到原文中详细考察。细究Li Chiang-lin这个名字的三个音节，可以发现将Chiang译作“长”，最为可疑。因为“长”在原著中要么写作Chang，如长沙（Changsha）、何长工（Ho Chang-kung），要么写作Ch’ang，如延长（Yen Ch’ang）。但无论是Chang还是Ch’ang，在拼写上都与Chiang明显不同。在威妥玛拼音体系里，Chiang相当于现代汉语拼音的Jiang，名字常用字有“江”等。Chiang在原著中指向的就是“蒋”和“江”，如Chiang Kai-shek（蒋介石）、Hsiang Chiang Jih-pao（《湘江日报》）。因此，单纯从发音上看，Li Chiang-lin似可译作“李江林”。在《红色中国杂记（1936-1945）》中也确曾被译作“李江林”。可惜，笔者所掌握的红一方面军相关史料里并无此人。此外，值得注意的是，Li Chiang-lin在《前西行漫记》（原名《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被译作“李祥林”。但从《西行漫记》原著的文字看，Li Chiang-lin也无法译为“李祥林”，因为“祥”在原著中拼作hsiang，如冯玉祥（Feng Yu-hsiang）、许克祥（Hsu K’o-hsiang）。

考虑到在具体翻译中，威妥玛拼音里的送气符（’）时常省略，故 Ch’iang也可以拼作 Chiang。如此一来，Chiang便可能是Ch’iang。而在威妥玛拼音里，Ch’iang相当于现代汉语拼音的Qiang。依照中国人取名选用吉祥字眼的传统，Ch’iang最可能对应的汉字是“强”，故Li Chiang-lin可能是“李强林”。

借助网络检索“李强林”，笔者有了新的发现：河南籍开国少将吕清在个人回忆录里提到，西安事变后，他在赴西安办事处途中，同车有位中央重要负责同志叫“李强林（李涛）”。回忆录中在此特意括注“李强林”即“李涛”。从时间上看，吕清所记之事发生在斯诺离开保安约2个月后，可谓相当接近；从身份上看，“李强林（李涛）”与Li Chianglin亦可谓接近。

查阅资料不难发现，“李涛”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上将李涛（1905-1970），湖南人，曾用名颇多，有李开源、李盛才、李毓英、李炽、李湘民、李湘舲、李湘林等，其中“李湘舲”“李湘林”的发音均与Li Chiang-lin相似。李涛上将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第一高参’之称，是战争年代军委作战部任职最久的部长、我军统帅参谋工作的杰出组织者、隐蔽战线的主将之一”。斯诺初到陕甘宁根据地时，李涛名李湘舲。1936年冬，李湘舲受命赴杨虎城部做统战工作。临行前，李湘舲应周恩来要求更名李涛，以保障安全，“因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师以上干部的名字曾被国民党的情报机关收录在档案中”。不过，据笔者目力所及，“李强林”之说仅有《吕清回忆录》这一孤证，可能系“李湘舲”或“李湘林”方音造成的误解。因此，“李湘舲”“李湘林”之说可能更为准确。

三、Li Chiang-lin即 “李湘舲”或“李湘林”

如果说以上还都只是合理的推测，那么通过对照人物出身、经历乃至照片等，则可以确定斯诺笔下的Li Chiang-lin正是时名“李湘舲”或“李湘林”的开国上将李涛。

一是籍贯、年龄、求学经历吻合。在斯诺笔下，Li Chiang-lin是湖南人，时年三十一二岁，大革命开始时还是个中学生。而李涛上将 1905年 9月 4日出生于湖南省桂阳（今汝城）县延寿乡新坡村，1936年时恰好是 31岁。1923年春，李涛考取湖南省立郴州第七联合中学，1925年因领导郴州爱国学生运动遭校方开除。而大革命始于 1924年，当时李涛确实还是个中学生。

二是与贺龙的联系吻合。在《西行漫记》讲述贺龙轶事一章，可知大革命时Li Chiang-lin曾在宣传队长周逸群带领下赴贺龙军中，争取贺龙参加国民革命。而据李涛的传记所载，北伐中，“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先头部队驻扎在湖南常德一带。左翼军政治宣传大队队长周逸群（中共早期党员）请求上级选调党员干部来宣传大队工作。中共湖南政治讲习所支部根据湖南区委的决定，调李涛到左翼军宣传大队任宣传员”。另据《周逸群传》所载，1926年中，贺龙率部从贵州铜仁出发响应北伐，于 8月抵达湖南常德，在此正式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贺龙任师长。而在此之前不久的 7月中旬，国民革命军为加强部队政治工作，在长沙成立了总政治部，令周逸群组织北伐军左翼宣传队。宣传队员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如袁国平、李涛、陈恭等，随后奉命率宣传队赴常德贺龙部。此事可以从贺龙本人的经历得到确认：“北伐时进军到湖南常德，周逸群带领一个宣传队到贺龙将军的队伍中来工作，后来贺龙将军才知道，这个宣传队中有很多共产党员，他还记得袁国平、李涛同志这时也在这个宣传队里。”

三是与朱德的关系吻合。在 1968年英文版Red Star Over China中，第十篇第四章“关于朱德”的尾注称，该章对朱德的简要介绍主要源自指挥员Li Chiang-lin之口，Li Chiang-lin在江西苏区时便在朱德的领导下工作。而据记载，李涛与朱德初识于 1927年 11月下旬。当时，朱德迫于形势暂与国民党范石生部在湘南汝城达成合作协议，而何举成、李涛（时名李湘民）所率的工农革命军第二师第一团正值桂东秋收起义失败，身陷困境，经范石生部中共地下党员韦昌义介绍，与朱德取得联系，改称第十六军特务营，何举成任营长，李涛任营部文牍书记、党支部干事。特务营随十六军途经汝城时，李涛等人与朱德相见。李涛等还利用特务营防守军械库之便，经常暗中向朱德部运送枪支弹药。1928年 2月初，特务营被敌突袭，时任营党代表李涛等少数人突围脱险。1929年 3月下旬，李涛被上海党组织派往江西“朱毛红军”工作。可见，李涛在中央苏区时期以及之前，一直与朱德有交集，有条件了解朱德的生平事迹。

四是在香港的经历吻合。斯诺笔下的Li Chiang-lin在 1927年起义后曾赴香港，在邓发领导下做过工会组织工作。而据考证，1928年2月初，李涛突围后在群众掩护下隐蔽于湘南农村。不久，他南下广州找到党组织，先后担任中共惠阳县委秘书、淡水区委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与东江特委之间的“交通”、中共香港市委技术书记。1929年春，他经中共广东省委介绍到上海，由中共中央分配工作。几乎与此同时，邓发参与组织的广州起义也遭遇失败。1928年春，邓发赴香港，从事工人运动和武装斗争，先后担任过中共太古船坞支部书记、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中共香港市委书记等职，成为工人运动领袖。可见，大革命失败后，李涛与邓发在香港期间是有交集的。

五是在江西中央苏区的经历吻合。《西行漫记》里称，Li Chiang-lin后来奔赴江西苏区，成为游击队领导人。而据记载，1929年4月，李涛经组织派遣自上海到达江西，首先参加了赣西游击战争，先后担任游击大队政治指导员、党代表，支队、纵队和师政治委员，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第一游击大队政治指导员等职务。

六是李涛具备护送斯诺的条件。斯诺抵达安塞时，李涛亦身在安塞，而且其履历也适合护送工作。1936年7月8日，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从安塞赶到白家坪迎接斯诺与马海德。9日，周恩来亲自为斯诺安排了92天的行程。10日，周恩来安排外交部专使胡金魁（曾被误译为“傅锦魁”）和红军指挥员Li Chiang-lin护送斯诺与马海德前往保安。而在此前的 1936年5月 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延长县交口镇大相寺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东工委”），成员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朱理治、李涛、边章五等。彼时中央东工委所在地为安塞，李涛作为中央东工委委员身在安塞自在情理之中。护送路上，外交部招待科科长胡金魁负责安排斯诺的生活，Li Chiang-lin负责斯诺的人身安全。考虑到李涛在1933年至1936年间曾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破坏部（后改称对敌工作部）部长、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红军工作部执行科科长、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等职，安排李涛负责斯诺的人身安全是适宜的。

七是外貌吻合。在照片 1中，由右至左依次为斯诺、胡金魁和Li Chiang-lin。照片 2为李涛于 1932年夏天漳州战役胜利之后的影像。这两张照片在时间上相去不远，从人物形象和神态看，基本可以判定为同一人。

照片1.斯诺与胡金魁、Li Chiang-lin的合影

照片2.李涛，摄于1932年夏漳州战役胜利之后

综上所述，可以比较明确地将《西行漫记》中的Li Chiang-lin判定为“李湘舲”或“李湘林”，亦即开国上将李涛。《西行漫记》译本诞生至今已近90年，是时候为译失的将军恢复本来面貌了。李涛上将长期肩负着领导军机要害部门的重要职责，甘做无名英雄，功绩卓著却鲜为人知。此次对这一红色经典中这一误译予以纠正，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与还原，也是对李涛上将的深切缅怀与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