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皇帝，大明朝谁最大？！
关于这个问题，一千个人不会有一千种回答，答案有且只能有一个——士大夫。在大明270多年历史中，由科举出身的孔孟弟子组成了这个国家最有权势的阶层。
但在晚明的江南，无论是一朝宰辅周延儒，还是老艺术家董其昌，或是抗清名将熊廷弼，抑或是文坛领袖钱谦益，都被卷入无尽的生死缠斗。当明帝国走向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晚明的社会变化主要是因为隆万开海之后，海外白银涌入，改变了江南这个大明经济最发达地区的生产关系。
当时，江南地方以纺织业及其衍生贸易为龙头，汇聚成集陶瓷、丝绸、布匹生产销售为一体的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换来巨量外汇，据统计，从隆庆五年到崇祯十七年，输入的西班牙白银达到5300万比索，相当于4400万两白银；从日本输入的白银亦超过5000万两，两者相加达1亿两白银。
大量白银输入，首先为江南带来了丰厚的资本，资本推动了商业、手工业集约化升级。晚明时期，江南地方的织机数量从最初官营的几百台发展到1.5万台，遍布城乡。这就导致以雇佣劳动、无产营生为主的商业城市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大量人口围绕这些城市生活，他们有雇工、有奴仆、有讼棍、有闲人，甚至还有黑社会。
工、农、奴、商各自为生，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摆脱田亩的桎梏，这必然导致社会变化。
白银资本以无与伦比的威力，冲击着以田地产出为命脉的农业社会。在隆庆、万历、天启、崇祯朝短短七十年间，中国社会自古以来的根基发生了不易察觉的动摇。
“湖州自嘉靖初以前，古风犹在。”何为古风？就是为富且仁，照顾孤弱，为贫也安，勤奋持家，大家维持着宗族礼法下的城乡秩序。但隆庆之后，士大夫怀念的古风不再吹拂。
在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眼中，明清易代的甲申之变是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他们更多从政治、文化上思考这场变革。可是，他们都忽略了白银资本的力量，隆万之间的“改革开放”直接导致官员与缙绅集团共治地方的秩序开始崩溃，属于科举大族、簪缨世家的丰饶时代也就此落幕。
《江南困局》选取了万历、崇祯两朝六件祸事——“董范之变”“熊荆分袒”“火烧董其昌”“郑鄤凌迟”“夜掘周家坟”和“王氏复仇记”。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江南——大明命脉之地，自隆万以降风起云涌的社会动荡。
无论是才高八斗的状元、探花，还是名满天下的老艺术家，甚至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那些曾经呼风唤雨的顶级缙绅家族，在官、绅、士、民、奴各阶层的生死缠斗中，一步步走向属于他们的献忠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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