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的战时中国行

《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刘晓、[英]约翰·莫弗特著，湖南教育出版社2023年12月出版，定价：236元

■梅建军

这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其文字朴实，娓娓道来，一段鲜活的历史跃然纸上；一幅幅黑白图片，多是随手照的，虽难言精美，却珍贵无比。因为这些图片所记录的一切，随着时光的流逝，早已变得淡然而模糊；依循文字的讲解，细细品来，那段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风貌、思想碰撞、山河景观和事件演变，依然韵味醇厚，既扣人心弦，又引人深思。

这本书名为《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书的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刘晓和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以下简称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馆长莫弗特。刘晓专长中国现代科技史，著有《国立北平研究院简史》等，对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人和事知之甚详。而莫弗特担任馆长已30余年，对馆藏的各类资料尤其是历史照片了如指掌。

两人各擅所长，合作写出这样一本特别的书，不仅全面、细致地描述了李约瑟1943—1946年中国之行的种种作为和见闻，更展现了中国科学家和学者在极为艰难的情境下依然奋发有为、弦歌不辍的精神风貌。

一

李约瑟的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又译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份极为丰富且厚重的学术遗产。作为20世纪的一名思想者、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学者，学术界和公众的关注通常都聚焦于其学术遗产和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上，较少深入探究其思想和精神遗产的内涵和意义。 在李约瑟一生的经历中，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之行可谓意义重大，因为自此之后他的研究兴趣发生了根本转移，实现了由生物化学家向中国科技史家的蜕变。

1900年，李约瑟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中产阶级家庭。1918年进入英国剑桥大学（以下简称剑桥）学习生物学；1925年博士毕业后，在霍普金斯爵士（1861—1947）的实验室中从事化学胚胎学研究，1931年出版三卷本的专著《化学胚胎学》，成为该学科的创始人。1934年出版《胚胎学史》。1941年，李约瑟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李约瑟在启程赴中国之前，已是一位功成名就的生物化学家。但鲁桂珍（1904—1991）的出现，悄然改变了他生命的轨迹。

1937年，鲁桂珍到剑桥攻读博士学位，其指导教师正是李约瑟的夫人李大斐（1896—1987）博士。通过与鲁桂珍和其他中国学生的接触和交谈，李约瑟对中国文化及其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并在鲁桂珍鼓励下，开始学习中文，进而产生了去中国进行实地考察的强烈意愿。

1942年，经不懈努力，他终获英国政府派遣前往中国，身份为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1943年初，他抵达重庆，数月后创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旨在推进中英科学合作与交流。

启程前，李约瑟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谈到他中国之行的使命有几个方面，主要是加强官方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调研中国的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探求学术交流的契机，推动中英学术机构之间的合作。

放下在剑桥相对安逸的科学研究工作，跑到战火纷飞的中国，李约瑟显然有自己长远的计划，中英科学合作馆成立后，有了运行经费和工作人员，他便制订了详细的考察计划，在战时中国的后方奔走。不久还让妻子李大斐到中国，担任副馆长一职。

李约瑟不仅愿意来到中国，而且长时间地在中国生活和体验，近距离地观察和记录战时中国所发生的一切。这背后的驱动因素，应该是他所怀抱的对东方和中国文化尤其是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强烈好奇心和求知欲。

李约瑟在中国期间曾给鲁桂珍写信，谈到他的感受：“从我初到这里以来，你们的国家和人民所给予我的感受是无与伦比的。这是一个十分混乱的时期，然而正因为此，我能够深入各处城乡的生活（当然东奔西走历尽辛苦）；我踏着孤独的脚步闯入往往是废弃的孔庙、僧院、道观，因而充分欣赏了古树丛中和荒园中传统建筑的壮丽景色。我自由地体验了中国家庭和市集的生活，亲眼看到一个社会在崩溃中等待着即将来临的黎明时所经受的苦难。我说‘历尽辛苦’，不是夸张。有时我搭个行军床在荒庙里过夜，有时蜷缩在合作工场的背后。除了免不了的虫蛇百足之外，还有成群的大老鼠……那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我永世感激你带我领略了这一切。”

二

读《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一书，最深切的感受是，李约瑟对践行出使中国的使命是如此尽责、尽力和尽心。自抵中国之后，他可谓马不停蹄地在中国后方各地奔走和考察，详细地记录他所走访的每一所大学和每一家研究机构的现状，包括校舍、图书收藏、实验室设施、研究人员的数量、专长和工作内容。

在整个抗战期间，没有人如他那样不畏艰难地走访如此多的地方和机构，与如此多的人进行交谈，留下如此细致的观察和记录，包括所拍摄的大量珍贵的图片。要想认识和理解抗战时期中国后方各地知识界学人同仇敌忾、坚忍不拔、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没有比李约瑟留下的记录和评语更全面、更直接和更客观的了。李约瑟看到并感受到了中国知识精英在国难当头的境况下所焕发出来的坚韧精神。

为了让全世界人民及时了解战时中国后方的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的状况，李约瑟每完成一项考察都要撰写相关报道，并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1943年5篇、1944年2篇、1945和1946年各1篇。抗战结束后，李约瑟和李大斐将这些文章汇集在一起，加上他们一起撰写的工作报告、信件、日记、诗歌和演讲，合编为一本书，名为《科学前哨》。

在此之前的1945年，李约瑟还汇集了他在中国拍摄的大量照片以及朋友赠送的有关陕北解放区科学研究状况的照片，出版了画册《中国科学》。1947年，徐贤恭和刘建康挑选并翻译了李约瑟发表的6篇在华考察的文章和3篇演讲的文章，汇为一集，由上海中华书局以《战时中国之科学》的书名出版。

2000年12月9日，为纪念李约瑟百岁诞辰，位于中国台湾高雄的科学工艺博物馆与李约瑟研究所合作，举办了题为“李约瑟与抗战时中国的科学”的展览，首次展出了与李约瑟生平相关的大量实物和图片资料，包括他在中国考察期间所使用的证件、名片、地图、笔记本，所收到的信件、聘书、奖章，以及砚台、书法和绘画礼品等。

2015年9月，李约瑟研究所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合作，利用李约瑟在中国拍摄的大量照片，举办了题为“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的图片展览。这一展览此后还在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大学、香港弘立书院、深圳大学等教育机构中展出。展览的成功直接促成了《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一书的写作。

三

李约瑟本人十分看重他在中国生活和旅行的这段独特的经历。

1948年，在向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提交《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写作计划的信件中，他说自己“极其幸运”，“因为我的职责使我能够在战时中国后方的广大区域做深入的考察，而且我不会放过任何机会就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主题向中国学者讨教，并留下笔记。我也有幸积累了一批优秀的相关中文书籍，并安然无恙地运回剑桥，现在正为我所用。因此，我只能当仁不让，因为这是天时、地利与人和赋予我的责任”。

在1954年出版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一卷的“序言”中，李约瑟谈到了写作这部著作必须具备六项综合条件中，至少有两项与他在中国生活的这段经历直接相关，即亲身体验过中国人的生活，有机会与一大批中国的科学家和学者建立密切的联系，并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

这段经历为什么对李约瑟而言如此重要呢？在我看来，李约瑟从中找到了值得自己一生去追求的事业，那就是通过东西方文明的互鉴，增进东西方之间的了解，从而为人类的未来开辟一条合作和共同繁荣的和平道路。

这样一本书在今天出版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呢？是为了回顾抗战时期中国科学的发展，还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李约瑟在战时中国的考察经历，抑或是为了让读者更充分地分享李约瑟在战时中国所拍摄的大量图片？

我认为，仅仅从这样的视角去看待这本书的出版动机和价值，未免有些狭隘。如果能从李约瑟一生所从事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事业来反观他在抗战时期中国的考察经历，我们就能意识到，正是这一经历奠定了李约瑟后半生著述事业的基础及其精神内涵。

因此，当下出版这本书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完整而珍贵的历史资料，更在于进一步地认识、发掘和揭示李约瑟的思想和精神遗产。

英国学者利昂·罗恰在201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李约瑟的思想“包含了政治远见、开放精神和道德要求，值得我们继承”。因为他的思想表明：现代科学和医学远未完结，仍处在发展之中；它们对“真理”可能并不具有垄断性；非西方的文化也有可能修正人们获取真知的途径和方法；而研究非西方文化中的科学和医学史将有助于构建一种多元化的科学，不仅完全认同自然和现实的复杂性，而且包容来自不同阶级、性别、民族和文化的片面视角。

罗恰的评论反映了新一代欧美学者仍在反思李约瑟的思想和精神遗产，并肯定其积极的、长远的价值和意义。从这样的视角看，本书来得非常及时，必将进一步推动学界对李约瑟思想和精神遗产的研究，并推动对中国现代科学史的研究。

（作者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本文系《李约瑟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一书前言，有删减，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