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欧阳宏宇
近期，多项经济数据公布，中国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态势不断巩固。成绩的背后，宏观政策调控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如何理解当前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要提振经济，“两只手”又该如何协作？
4月29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五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多位经济学家表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问题既具中国特色，又要兼容世界。专家同时建议，政府要多对市场主体的动态竞争能力进行中立普惠赋能，建设对市场友好、创新增进的赋能型政府。
为何要厘清“两只手”的关系？
专家：更好建设高质量市场经济
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提到的“看不见的手”相对应，“有形的手”同样作为一项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泛指经济政策法规等从外部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的各种宏观调控手段。
在SAGE国际学会联合主席、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有形的手”已变得越来越重要。一方面，是由于政府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行为主体，不仅是裁判员，也是运动员；另一方面，政府的行为取决于自身的机构和激励设计，并直接决定着现代市场经济的表现。
SAGE国际学会联合主席、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李稻葵
政府为何要介入调控市场？内罗毕大学教授卡布伯·玛利亚拉认为，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是减少市场失灵；二是应对不平等。但她同时提醒，政府失灵的情况同样存在，因此需要警惕寻租行为、庇护主义等情况发生。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董志勇以电梯安装项目中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为例，分享了自己关于两者传统关系的思考。相关政策出台后，政府强制推进电梯安装，涉及政府、企业和居民三方博弈：政府提供补贴、企业垫付缺口、居民享受服务。然而，随着近年来游戏规则的变化，补贴减少、企业退出、招标流产。“这场博弈体现出政府在引导市场中的作用和边界问题。”
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董志勇
在多为经济学家看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意味着能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建设高质量市场经济。
“新一轮改革的‘新’，首要指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学科评仪组秘书长马海涛认为，在“三新一高”的框架下去思考如何进行新一轮的财政体制改革，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尤其是新一轮改革的逻辑起点是否聚焦在政府和市场关系上，必须要厘清。“因此，下一轮的改革方向，首先要把握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和调整力度，其次要考虑整个财政资源的统筹问题，全盘协调新使命、新要求和改革措施的系统性。”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马海涛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要坚持辩证法、两点论，兼顾市场和政府优势，破解经济学上的难题。”董志勇也认为，从新时代改革开放的经验，就是政府逐步归位，释放市场活力的过程，即应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鼓励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
如何处理好“两只手”的关系？
专家：建设赋能型政府，正确看待增长潜力
那么，应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的关系？
浙江大学副校长、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认为，这二者的关系既是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处理与世界关系的基本问题。他建议，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第三次迭代中，建设赋能型政府，将政府行为升级到4.0版本。
浙江大学副校长、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先海
所谓赋能型政府，就是政府对市场主体的动态竞争能力进行中立、普惠的赋能，实现市场友好、创新增进的政府行为。“也就是政府对市场主体进行机会、能力、条件的赋能，对市场行为主体进一步的增强。”黄先海由此建议，相对于传统发展型政府的选择型干预，赋能型政府的介入应聚焦于对市场主体在新兴经济领域的发展机会、条件和平台的中立支持。
在落实路径上和举措上，赋能型政府有四个方面值得关注：一是新赛道产业的发现，基于短、长专利生命周期领域的相机介入；二是发挥好政府引导基金来推进产业创新；三是培育新型创新组织，特别是链主型和平台型创新综合体；四是围绕推动科技产业创新探索“赋权-转让-收益”的成果转化新模式。
围绕赋能型政府职能，又该如何提振经济？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刘培林表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力：第一，构建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拓展技术来源和外部需求空间；第二，深化改革，为企业的长期主义创新和投资活动，提供可预期的长期主义营商环境；第三，引导全社会正确看待增长潜力，避免低估潜在增速。与传统的财政货币政策相比，预期引导不用动用真金白银，对经济活动扭曲也较小。
浙江大学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刘培林
同时，对于如何正确认识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刘培林还给出了自己的判断：第一，中国人均GDP还有中高速增长空间；第二，不能因为所谓人口红利消失而低估未来增长潜力，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主动力是生产率提升而非人口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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