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出去,越快越好”。
在百度贴吧“出国吧”里,充斥着“求职”的贴子,有人自述在国内因为赌博等原因负债累累,有人则坦言自己坐过牢找不到工作,各式各样的说辞背后,都指向同一个诉求——出国,想前往东南亚、中东等地淘金。
这些“求职”贴下面,“招聘”者们同样活跃着。但多半是语焉不详的高薪工作,有招人“背货”,也即前往国境线上走私;也有人号称自己在缅甸、迪拜等地的正规公司,招人开展海外“信用卡”业务。
实际上,这是一个猎场。猎人是电诈公司的代理们,而主动送上门的猎物,则是抱着发财梦的淘金者。当淘金者们如约前往云南、广西等省份的边境线后,等待他们的不是丰厚的收入、光鲜亮丽的未来,而是被蛇头带进电诈园区,随后生死未卜的窘境。
长期从事反电诈、境外劝返解救的公安干警老张(化名)向红星新闻记者坦言,“出国吧”只是电诈公司偷渡链条的冰山一角,蛇头、猎人、代理……还有更多的诈骗人员潜伏在各种社交平台里面。
话术、诱饵、陷阱
8月,红星新闻记者进入百度“出国吧”尝试与代理、蛇头们建立联系,在发布消息称希望出国后,很快有多人在帖子下留言,要求记者与他们私聊联系。
红星新闻记者添加他们的社交帐号后,一名疑似代理称,自己在西双版纳做生意,需要找人“背手表”,去外面取货付一半酬劳,带货回国后再付一半,“一般都是10个(10万)左右”。记者询问对方,是否需要缴纳押金,对方称不需要,“全程都有人带着你们”,还表示他们的货物一个手提箱价值200万,“给你们的钱都是小问题”。
记者佯装有意愿前往,借此咨询了更多细节,对方说招人没有任何门槛限制,“只要成年就可以”,并称“走私路线”十分安全,去一趟只需要四天左右。记者随后假称还有另外两人可以结伴前往,对方当即表示带人去可以给介绍费,“5000一个人”,并催促记者将购票记录、身份信息等发给他。
另外一名“招聘者”要求记者与其语音通话,并称其公司业务为“出国、信用卡”“做的都是国外客户,安全有保障,回国也没事”。记者表示不会外语,对方则回复可以不用做业务,先去团队里“做人力工作”,并许诺高额报酬,“底薪8000,招1个人1万,你每月招1个人的话,1个月就18000”。
这些活跃在贴吧里的疑似代理们,每一个都将自己及其所属的“公司”包装得正规,有的称可以保障人身安全,直接与缅甸政府签约,有的则表示无论有没有护照,都能通过其特殊渠道顺利出境。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贴吧内,除了疑似代理们的“招聘”,还有大量希望被带出国发财的“求职者”。这其中,有一部分明知电诈园区的风险,依然抱着侥幸或功利心理渴盼出国捞金的人,还有一部分是所谓的“团子”——假称要出国,从代理们手中套取路费。
对于这个贴吧里的乱象,公安干警老张表示,近年来陷入电诈园区的人,“绝大部分是自愿过去的,回来就讲自己被骗”。据老张了解,“出国吧”仅是电诈公司偷渡链条中的冰山一角,“小红书、58同城、抖音、陌陌等平台,这些诈骗人员都潜伏在里面。”
半个月前从缅甸逃回国内的唐某向红星新闻记者介绍,除了各社交平台,电诈份子还喜欢使用“蝙蝠”“纸飞机(telegram)”“事必达”等带有加密功能的即时聊天软件,并称这类软件里有许多园区招人、悬赏和通缉逃脱人员的信息,其中“有的是国外的软件”。
据了解,“纸飞机”带有阅后即焚功能,可以销毁聊天痕迹,导致相关信息难以留存证据。“蝙蝠”软件受众小一些,但同样是电诈份子笼络“求职者”的重要渠道,该软件不进行云端储存,聊天需要双方使用约定的密码暗语才能进行,聊天过程中会对用户头像、昵称进行打码,且具备反截图、反录屏功能,同样可以实现难以留存证据的效果。
从2023年6月至今,仅红星新闻记者接获的与该应用软件相关的电诈案例就有三起,都是代理通过“蝙蝠”软件接触国内人员,后将其引导出境。
“境外淘金”
秦某的弟弟秦某甲,就是在“蝙蝠”上遇到代理的。
6月20日左右,秦某看见弟弟发了一条朋友圈,内容是从老家桂林到昆明的车票,他没有当一回事,以为弟弟换了个地方工作或是出去旅游。6月26日晚上10时左右,弟弟给秦某发来消息,称自己被卖到了缅甸果敢老街。
据秦某甲称,“蝙蝠”上认识的那位代理告诉他在云南边境有灰产生意,要他去帮忙“接人”,每接一次都能得到丰厚的报酬。秦某甲和他的聊天记录显示,6月24日晚,在代理指引下,秦某甲抵达昆明,随后在当地蛇头安排下转车前往大理,休整过后改道云南省保山市,在两名蛇头持械挟持下,走了9个小时山路偷渡出境。
家住汕尾的王某某,同样在“蝙蝠”上遇到了“发财生意”。王某某的妻子回忆称,7月底,王某某突然说要去找“蝙蝠”里结识的一位老乡,对方在中缅边境做玉石生意,帮他“背货”,一趟能赚一万元,“说到这里了他就给5000,然后背完后给5000”。和秦某甲一样,抵达约定的地点后,王某某被蛇头带往境外,随后陷入电诈园区。
在这条由代理、蛇头编织的灰产链上,“背货”“接人”都是常规话术套路。此前红星新闻曾经报道,云南省红河州两名少年,在同乡邀约下前往边境“走私名表”,被蛇头直接带入电诈园区内。
红星新闻报道过的多个涉诈人员案例中,几乎都能发现一些相似的共性——农村家庭、城市底层出身,缺乏良好的教育。一位在公安系统内长期从事电诈治理研究的专家向红星新闻记者表示,将这些容易涉诈的高危群体概括为“三低”人群——低龄、低学历、低收入。面临诱惑,滑落几乎成为某种必然。
云南省玉溪市的李某,原本应该在今年完成高中学业,然后再考虑是否步入社会,但父亲的一场大病影响了这个少年的人生轨迹。2021年,李某的父亲确诊尿毒症,求医问药的两年间花光了家中积蓄,2023年初,他病情加重,急需进一步治疗,李某随后没跟家里商量,兀自辍学,前往浙江打工。
去浙江之前,通过短视频,他看见了许多“有钱人”光鲜亮丽的生活,也做起了发财的迷梦。但现实是,打工前两个月,除了工厂里繁重的劳动,李某获得的薪水刚够覆盖自己的支出,他跟姐姐抱怨,“根本赚不到钱”,姐姐劝他回家继续读书。
没能从姐姐这里得到满意的答案,李某转向短视频里认识的土豪“大哥”求助。他发私信询问对方,怎么赚到那么多钱的?对方邀请他前往边境,一起做“接人”的生意,于是李某陷入了电诈的泥淖。
类似的故事,发生在许多涉诈人员的家庭里。
贵州省纳雍县的王某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她的两个儿子先后陷入电诈园区内。大儿子杨某被网上结识的代理以“去缅甸做生意”为由带走后,小儿子刘某又通过网络主动找上了一名蛇头,被对方以“帮忙救你哥哥”骗走。
王某将两个儿子的遭遇归因为自己“无能”——2022年,她在意外摔跌后左肩胛骨骨折,手肘骨裂,又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导致手肘缺血性坏死,并引发骨囊肿,急需手术,否则面临截肢风险。大儿子急于赚钱,就是为了帮她攒出手术费。
从“猪仔”到代理
2022年3月,自称缅甸水果商人的刘某某在网上与杨某结识,得知其母亟需手术费用后,对方提出让杨某跟着他一起干,杨某一开始没有答应。
当年5月,杨某前往北京务工,工作时被弹出的螺丝击伤,肋骨骨折,卧床休息了1个月,伤愈后回家参加亲戚的葬礼,打算之后再寻找工作,又因为疫情原因无法成行。7月,刘某某再次向杨某发出邀约,这一次,他动心了。
2022年7月25日,杨某告诉母亲王某自己打算去浙江打鱼,随后却踏上了前往边境的旅途,通过刘某某介绍的“熟人”进入缅甸。7月28日,王某接到儿子从缅甸打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说,自己这个朋友在缅甸做了几年水果生意,让家里不用担心。王某后来才知道,那时,杨某已经被卖进电诈园区。
公安干警老张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在电诈园区衍生出的这条偷渡灰产链上,存在三个环节:园区公司、代理和蛇头。公司向代理发布“用人需求”,代理在网上寻找合适的“人头”转交给蛇头,蛇头将“人头”带出国境,送入园区诈骗公司,成为他们眼中的“猪仔”。在杨某的案例中,以高薪引诱他前往边境的刘某某就是代理,在边境接引他出境的“熟人”则是蛇头。
据老张介绍,代理们许多都是由“猪仔”发展出来的,“部分偷渡人员到园区诈骗公司后,诈骗公司老板给他们钱做代理,包括找人偷渡的费用这些,骗来的人在里面做业绩本身提成是17%~20%,代理在他们身上也有5%~10%的提成”。
讽刺的是,这些代理中有不少人因“业绩”突出,获得了电诈团伙的信任,能够持证照自由往返国境线,不断哄骗其他人前往电诈园区。用老张的话说,这部分人“活得很潇洒”,公安机关很难掌握他们涉诈的确切证据。在国内,这些人往往包装成热心肠的成功人士,寻找类似杨某这样身陷困境的人们,“你哪知道他真是个好人,还是个坏人,还是披着羊皮的狼?”
部分蛇头来自国境线上的边民,由熟悉当地地形、检查站和岗哨情况的本地人组成,是独立于诈骗公司之外的“第三方团队”。这几天,老张所在的警队抓获了西双版纳普文镇的一名蛇头,通过审讯,对方对边境情况的了解程度让老张感到惊讶,“从昆明下西双版纳,他们会走当地人才知道的小路,能完全绕开沿途的检查站,一路下去到边境线起码有5道关卡,这些人就靠绕山路走出去”。
前述王某得知大儿子被带往电诈园区后,随即报了警。半个月后,小儿子刘某也得知了实情。王某告诉小儿子:“你哥的事情我会想办法,你好好上班,不管谁骗你去境外都不要去,你哥现在这个样子已经要我半条命了,你再不听我的话,我活不活了”。
刘某口头上答应了母亲,称自己不会步哥哥的后尘。2023年春节,王某叫刘某回家团聚,刘某说自己想赚加班费。现在回忆起来,那时刘某已经表现出了不对劲,“那段时间十天半个月都联系不上他”。直到2023年4月15日,刘某终于坦白了——他在网络上找到了一个蛇头,对方说可以帮刘某去缅甸找哥哥,他信了。
王某提供的和刘某的聊天记录显示,刘某似乎对蛇头给他的许诺深信不疑,反复叫母亲不要把他的情况告诉公安部门,还称自己和当地的“朋友”在想办法“找关系”解救哥哥,母亲如果要出钱赎人,不用管他,先把哥哥杨某带回家。
两个儿子陷入电诈园区,王某说感觉天都塌了。长子杨某因为没有“业绩”,在电诈园区经常被打,电棍、吊起来抽都是家常便饭,园区里的人还会想着花样折磨他,用打火机燎杨某的手掌心,“两只掌心全部是泡,然后罚他做深蹲,他说一个星期连路都走不了”。虽然心疼,但杨某至少可以时不时和王某联系,让她知道近况,而刘某则在2023年5月1日和家里联系过一次后音讯全无。
面临管辖方面困境
在涉缅北电诈人员家属求助群里,记者联系到了部分家属,有家属称,自己已经将蛇头的相关线索反映给了警方。对此,上述从事电诈治理研究的专家告诉红星新闻,谁来治理蛇头,在现行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盲区。
红星新闻记者辗转从某省边检一线获悉,在针对蛇头的相关信息处置研判中,没有实际的人口偷渡行为发生前,仅仅掌握疑似代理、蛇头的活动痕迹,不能确定偷渡行为发生地的情况下,公安部门也无法确定管辖权,“很难受理”。而即使家属证明偷渡行为发生后,公安机关及移民管理部门之间也需要根据家属提供的情报和线索,确认管辖权后才能决定案件该由哪一方面负责。
该专家表示,针对蛇头这个问题,目前的执法权限在边检移民局下属的边防检查站,相应治理则主要是从物理上进行控制,“就是说,是在现实的边境检查过程中去控制,不太会主动从网上去获取这些信息”。群众从网上收集获取相关信息后,提交给地方公安部门则面临管辖等方面的困境,边检站都有各自固定的辖区,而地方公安部门则不具备对这类案件的管辖、执法权限,“这一块可能还真是法律上、执法上相对真空的地带”。
据该专家了解,在过去,边检部门只具备行政执法权限,无法执行针对蛇头的打击任务,这一情况在今年下半年以来有所改变,一些边检部门开始参与刑事打击,逐步获取相应的执法权,但这一变化目前才刚刚开始。客观上来说,无论地方公安部门,还是边检部门,要专门开展针对蛇头的打击行动,都面临人力、办案经费、案件压力等诸多困难。
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2023年5月31日,广东省公安厅曾发布《关于印发举报违反出境入境管理违法犯罪行为奖励办法的通知》,在该通知所涉及的《广东省公安厅关于举报违反出境入境管理违法犯罪行为奖励办法》中,第五、第六条分别对举报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的行为做出相关奖励规定。
针对蛇头治理的管辖问题,公安干警老张称,公安部门,尤其一线民警们,对此面临着巨大压力,“面对全国大量踊跃过去搞偷渡、搞电诈的,几乎是都跑去了云南”——云南陆地边境线4061公里,按1人守1公里来算,要时时刻刻堵住整个边境线,至少需要上万名公安干警的专门人力投入。
如何从源头上治理这些涉诈人员,前述专家认为,除了守好国门、加大对反电信诈骗的宣传,更关键的一点还是在于针对容易涉诈人群进行工作。
“有什么办法?”
秦某的弟弟秦某甲,前几天告诉他自己所在的海外盘已经接近尾声,他也不知道之后会不会被转卖。对于弟弟的遭遇,秦某除了报警,唯一能做的只有每天晚上强撑精神,等弟弟在凌晨三点左右打回来的电话,哪怕只是安慰他几句,也让秦某感觉不是那么没着没落。
秦某甲今年20出头,几年前和女友未婚生下一个孩子,放在老家让父母照顾。秦某说,他和妻子没有其他的能力,只能尽力照看好弟弟的孩子。至于那个甚少露面的“弟妹”,在弟弟出事以后,几乎没和他们联系过。
王某某的妻子则在四处奔走,向各路“回国咨询”“中介”们打听赎人回国的渠道。她曾经通过王某某的微信号,短暂联系上把王某某带出境的蛇头,但对方很快把她拉黑了。
李某的家人已经找到了自称“有门路”的人,对方说和电诈公司谈过了,公司要求给38万才愿意放人,对于他们家来说,这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
王某依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自己的两个儿子,她把微信语音电话的彩铃换成了《盼儿归》,在涉电诈家属求助群里,每当记者出现,她都会主动地一遍又一遍讲述自己的故事。
7月30日,失联了很久的杨某终于给母亲王某打来了电话,电话那头,杨某说自己因为联系外面被园区发现,又被打了。杨某跟王某哭诉,自己撑不住了,想自杀,王某教训儿子,“不管怎么你都要给我撑住,你们是我活下去的希望,我是你们活下去的希望,我一直没有停下脚步,一直都在想办法”。
但面对记者的时候,她努力绷起的那股劲,在带着哽咽的讲述里逐渐飘散,很多次,分不清是向记者提问,还是在问她自己,王某反复丢出同一个问题,“有什么办法呢?”
8月17日,红星新闻记者向上述家属提供的报案地派出所了解情况,对方俱表示在推动相关案件进展。
红星新闻记者
编辑 郭宇 责编 官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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