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从理念创新入手

　　日前，全国人大网发布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上的第三十一讲——《数字经济的发展与治理》，黄益平在专题讲座上表示，数字经济对于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在过去一段时间，数字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一些诸如损害消费者利益和不正当竞争等不规范行为。如何构建有效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课题。

　　黄益平表示，数字经济给我国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社会治理方式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一是提升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购物、点餐、约车、订酒店等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服务几乎全部可以在线上进行，对消费者来说，既节省时间与开支，又能享受更为丰富的消费品类，在新冠疫情期间，线上交易发挥了重要的稳定器作用。二是改善了经济活动的普惠性。利用规模经济和长尾效应，数字经济服务已经覆盖超过十亿的个人和近一亿的个体经营者，同时还降低了创新与创业的门槛，在活跃经济微观细胞的同时，还创造了两亿个左右的灵活就业机会。三是加速创新并孵化了许多新的数字经济业态。几乎所有的数字经济企业是创新型机构，它们依靠新技术孵化新的制造与服务业态，大多数头部平台还是知识产权的大户。四是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达到提质增效的目的。产业数字化从聚焦个别经营环节到覆盖整个产业链生态系统，形成了越来越强的经济动能。

　　但数字经济领域也出现了不少值得深入思考并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是否必然导致垄断，如何在大数据分析效率与个人隐私保护之间取得平衡，数字平台究竟会促进还是遏制经济创新。针对这些问题，黄益平表示，数字经济具有许多全新的特性，因此不应简单地套用传统经济的治理方法，治理体系的构建需要从理念创新入手。

　　如数据要素的治理思路需要创新。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首次将数据与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传统要素并列，并强调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数据成为生产要素，将改写生产函数，放大其他生产要素的贡献度，并提高总要素生产率。这其实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条赶超领先经济的新途径。

　　黄益平表示，一般认为我国数字经济具有“大而不强”的特点。“大”主要体现在覆盖的用户、市场的规模和企业的数量，“不强”主要是指质量不高，技术优势不突出，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也不足。对比中美最大的10家创新企业，我国有七家的业务模式是由商业模式驱动，另外三家则是技术创新驱动。美国则有七家是由技术创新驱动，只有三家是商业模式驱动。另外，我国几乎所有的头部平台是以消费互联网为主，只有少数兼营产业互联网。如果说美国数字经济的比较优势在技术，那么我国数字经济的比较优势在市场。

　　“随着我国经济开启新时代新征程，数字经济发展也在步入新的阶段。”黄益平表示，一方面，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数字经济理应承担起助力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数字经济已经形成了较大的规模，一些技术领域也在快速地赶上来，但技术优势还需要进一步培育，在商业模式创新的基础上，要更加重视关键领域的创新，提升数字经济发展的质量。业务重点也要进一步扩展，更加贴近实体型经济，从消费互联网扩大到产业互联网，从“新零售”到“新制造”。另一方面，现在数字经济治理从专项整治走向常态化监管，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已经得到了纠正，数字经济发展也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更为规范、健康的阶段。

　　“构建适应数字经济特性的治理体系，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对于我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黄益平表示，在构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过程中，可以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明确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宗旨是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同时应准确界定“资本无序扩张”的含义，通过“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实现数字经济“做强做大做好”的目标。二是搭建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顶层结构，设立高规格的数字经济治理机构，统筹政策制定并协调政策执行。同时完善数字经济的法律体系，尽快制定《数字经济法》，统领数字经济的治理政策。三是建立三个层次的数字经济治理构架，第一层是反垄断执法，纠正市场失灵、恢复市场效率；第二层是经济监管，确保市场有效运行；第三层是企业合规管理，确保经营活动与法律、规则和准则保持一致。四是将数字经济纳入国家的财税体系之中，先行在国内试行已经达成国际共识的数字税“双支柱”方案，改善数字经济收入在不同要素之间的分配规则，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促进共同富裕。五是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实现高水平、制度性的开放，大力促进数字贸易的发展，同时也为我国的数字经济企业到国际市场中大显身手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