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照堂：素描对中国画教育有功也有过

■收藏周刊记者 梁志钦

梁照堂

著名画家、美术理论家。

素描（主要指西方素描，这里不包含中国古代白描和单色画）作为自文艺复兴时期至19世纪形成的，以光影、解剖和透视等作为参照依据的单色纸上绘画，它的简单、直接的处理方法是长期以来绘画初习者的必经课程。著名画家、美术理论家梁照堂在接受收藏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用西学改造中国画已经有百年，在这期间，素描成为了美术学科的基础教育，包括中国画在内。从而取代了中国画原来以国学和诗书印作为基础的传承模式。虽然一直也存在争议，但现在的美术院校的基础教育仍然是素描。”但他又坦言，“不能否认的是，素描教育确实出不了中国画巨匠，甚至是中国画巨匠的障碍。”

扎实的素描基础,确实有助于推动油画、雕塑等达到新高度

1905年，康有为在其出版的《欧洲十一国游记》中认为中国画疏浅失真，远不如油画逼真，遂感叹道：“吾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当变法。”他倾心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拉斐尔（拉飞尔），甚至作《怀拉飞尔画师得绝句八》“画师吾爱拉飞尔，创写阴阳妙逼真”。他主张吸收西画写实之法的思想，对徐悲鸿和刘海粟这两位在美术教育界有重要地位的弟子影响很大，而因变法，徐悲鸿更对传统国画，尤其人物画贬损不遗余力，“夫写人不准以法度，指少一节、臂腿如直筒，身不能转使，头不能仰面侧视，手不能向画面而伸。”

徐悲鸿在当时已经学会了用人体结构和肌肉解剖来评价中国传统人物画，而要掌握这两方面的内容，人体模特的引进成为必然。从1914年李叔同作为最早开设人体模特教授写生（包含素描、油画）至今也已经过百年。后来这种几十人围绕模特写生的模式也从高校教学逐渐衍生到迎合高考而诞生的高考班。

上世纪50年代，受苏联时期极具代表性的全因素素描（强调光影和场景）的“切斯卡科夫体系”对中国美术影响尤为巨大，“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这句话正是来自这里，并从此成为中国半个世纪以来，美术院校屹立不倒的天条。甚至在收藏周刊记者查阅“素描”一词在《现在汉语词典》的词义时，这句话也成为了仅有的一句解释。

“素描作为造型艺术的基础在油画、版画、雕塑乃至艺术界，仍然是一种普遍的共识。在过去的一百年来，素描对中国画教育确实有功也有过[这里的素描特指从西方传统的，以西方造型艺术标准衡量的素描“Sketeh”（不包含中国古代的单色线描）]。但在油画、版画、水彩和雕塑方面，扎实的素描基础，确实有助于推动这些画种达到新高度。直到现在，仍然见效明显。”梁照堂说。

现代派的画家没有否认过素描的作用

然而，从西方传入的素描，在欧洲美术院校却似乎早已销声匿迹。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教授邵大箴曾回忆自己上世纪80年代初期去参观巴黎美术学院时，已经没有教授可以教素描了。而在参观洛杉矶设计学院绘画系（艺术系）的时候，他更发现教室里面一张画也没有，倒是摆满了几十把椅子。学生们就这样天天坐在椅子上讨论“什么是艺术”。他从美术史的角度分析，“虽然伴随着现代主义艺术、当代艺术的发展，素描日渐式微，但在这些新艺术的创作中如果缺乏素描基础，会造成艺术对人性、情感表达的丧失，所以想用行为、观念等当代艺术形式来代替传统的艺术形式是不可能的。”

梁照堂则认为：“虽然很多现代派的画家，已经不需要再研习素描，但早期现代派的领军人物，例如毕加索、梵高、马蒂斯等最早都具有很好的素描基础。直到他们离去，也从没有否认过素描的作用。”

强化素描的光影与造型，确实会削弱花鸟山水画的文化精神

对素描的诟病，有人对全国美术院校千篇一律地要求学生“过素描关”的方式嗤之以鼻，其中，最受抱打不平的是中国画专业，有人认为，素描削弱了中国画的文化精神，也有人提出，学习中国画，根本不需要学素描，素描的标准与中国画完全是两个体系，甚至不少学校提出过，国画专业就应该以书法代素描。但对此，一位深耕美术学院教育的教师不禁仰天长叹：“请问现在还活跃在国画教育的老师中，有哪一位的书法能拿得出手的。谁能开这样的课程？谁的书法过关？如果中国画要强调传统文化，能读文言文的画家有几个？白话文章写得通顺的有几个？连传统文化都丢得七七八八，还有什么资格来谈素描祸害中国画？”

梁照堂认为，“对于目前的美术院校中国画人物教学，以素描作为基础仍然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当然，要提高中国画的创作水平，中国传统文化和国学的补课更是必不可少。但素描对于山水画和花鸟画是功还是过，则争议很大。有人认为素描可以帮助提高造型能力，但也有人认为素描会削弱中国画的文化精神。中国画的山水和花鸟，实质并不太重客观造型，甚至它算不算‘造型艺术’，也值得商榷。与其说其是‘造型艺术’，不如说是‘造意艺术’。强化素描所倡导的光影与造型，确实会削弱中国花鸟山水画的文化精神。可以讲，素描教育对于中国画既有功，也有过。”

素描的功劳， 主要在于人物画方面

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画家李可染当时作为杭州艺专油画系的研究生，他的素描全校第一，后来他在中央美院就是教勾勒课、讲线条课，他提出在国画里面对线的高度重视，美术史家殷双喜分析，这说明了中央美院对引进素描不是一味强调体积造型，而是注重现代素描的价值和作用。

梁照堂表示，“对于中国画，素描的功劳，主要在于人物画方面。因为现代人物画是中国的新课题，古代的人物画是长袍大袖的、写意性的人物，这些作品面貌并没有素描光影造型的元素。而对于新一代的人物画，古代那种不重讲求对象客观造型，不讲求解剖和光影的人物画审美则显得难适现代。西方的素描和色彩融合到中国画的现代人物画中，发展尤显成效，而且出现了不少经典作品，例如蒋兆和的《流民图》、徐悲鸿的《愚公移山》《九方皋》《巴人汲水》、王盛烈的《八女投江》、方增先的《说红书》、刘文西的《祖孙四代》等，如果没有素描基础，就难塑造出造型如此坚实的作品，而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优秀画家，素描的功劳也不能磨灭。”

梁照堂最后补充道，“不能否认的是，素描教育确实出不了中国画巨匠，甚至是中国画巨匠的障碍。我们设想一下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等如接受了素描教育，画面面貌会怎样？可以肯定的是，绝不是加分，甚至会把他们作品所体现出的中国文化精神有所消磨。这就给我们一种启示，如何恰当地在中国画教育中运用素描，同时又避免让素描削弱中国画的精神，这是近一百年的美术教育实践中，给我们带来的值得反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