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香港女仔馆的历史

战前的佐敦道拔萃女书院。

《女仔馆兴衰：香港拔萃书室的史前史（1860—1869）》 陈炜舜 方颕聪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2021年7月

1921年，男拔萃代理校长史腾牧师（Rev. A. J. Stearn）与部分学生合影于般咸道校舍。

方颕聪

“女仔馆”一名，今日香港社会恐怕不知所指；但提起其英文全名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则不会太陌生——名校拔萃男书院（Diocesan Boys’ School）和拔萃女书院（Diocesan Girls’School），关系皆与其千丝万缕。甚至另一所名校协恩中学，也曾与其有过关联。这所在香港历史上存在了九年（1860—1869）的学校，对后来的双语教育、女性教育模式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女仔馆兴衰》作者陈炜舜和方颕聪搜罗了大量罕见资料，以著名书院校史入手，聚焦于女仔馆之兴衰及其与社会之互动，具体而微地探析香港双语教育史、香港早期女性教育，以及名校背后的历史渊源一隅。此外，香港中西混血社群、宗教团体办学历史，乃至香港社会观念的变化等重要领域，皆能从本书中有所发现。

在此处——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香港特藏专区——来回顾这一切的开端，对于我来说应当是最合适的。此地到般咸道官立小学只需要步行几分钟，那里曾经坐落着女仔馆，以及其后曰字楼孤子院/拔萃书室的校舍。

距离香港特藏专区更近的是圣保罗书院。该校为从前的飞利楼旧址所在地，庄思端女士曾将其用作女子教育协会传教所和她的“小型寄宿学校”。女仔馆的伊顿女士和岳士列女士也会偶尔造访该处。2005年的一个晚上，我从炜舜（本书合著者）那里得闻关于拔萃男书院创校年份争议的故事。如今回顾过去，这样的争论根本不足为奇——几十年来被视为学校“历史”的，泰半只是神话、传说和轶事，世代相传。

女仔馆之谜

那时，我刚完成数学专业的学位论文（可能只有我的指导教授和口试委员才会费心阅读），正在琢磨下一步怎么走。换句话说，我可以自由自在地满足自己躯体内那个“好古之灵魂”（antiquarian）的求知欲。因此，我开始搜集拔萃男书院的战前资料。与香港大学——那个我曾担任助教之处——冯平山图书馆的香港特藏专区相比，还有哪里能够算得上是更好的起点呢？

我发现的第一件藏品大概是男拔萃第三任校长费瑟士东主编的拔萃校史影印本，原书出版于1930年，系为“六十周年校庆”而编纂。此书足以澄清（有时是确认，更多时候是纠正）几代拔萃男生关于曰字楼孤子院/拔萃书室口耳相因的传说。后来，当冯以浤先生的团队启动男拔萃校史撰写计划后，此书更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费瑟士东校史还为我打开了另一道门。此书扉页的副标题是这样写的：“with reference to an earlier Institution, called the Diocesan Native Female Training School, founded in 1860.”（以一所成立于1860年、名为女仔馆的前身机构为参照。）我当下的反应就是想探究为什么费瑟士东校长要劳神将另一所早已不复存在之学校（姑勿论还是一所女校）的材料纳入其书？我的疑问几乎是立刻便得到了答案。在《会议纪录摘要》中，我们知悉曰字楼孤子院董事会在1878—1879年作出了的重大决定，其中几项对该校产生了永久的影响。唯有以女仔馆为背景，这些决定方能得以理解。

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这所“前身机构”使我感到好奇。在这方面，对于像我这样的一个入门者，费瑟士东校史给出的谜题却每每多于答案。举例而言，费史只录入了女仔馆的第一份年度报告（1860—61年度）。至于《会议纪录摘要》中，遗漏的比包纳在内的项目更令人印象深刻。紧随其后的是某些事件的相关报道，篇幅委实不成比例。单凭这些资料，似乎甚难回避以下结论：女仔馆成立时众望甚殷，而竟以失败告终。然而当中的本末因由，却因费史那种“断烂朝报”般的缺漏而变得难以理解。

幸运的是，费瑟士东校史中的材料仍为探索的开展提供了充裕的信息：这包括了《会议纪录摘要》中各个项目的日期，以及与该机构相关的各个传教士的姓名。在香港特藏专区，港府蓝皮书的影印本就存放在距离费瑟士东校史不远之处。在费史以外，这是我所觅得关于女仔馆的第一笔资料。蓝皮书中“教育”一栏的绩效部分，提供了女仔馆的收生情况和财务状况。

史料中的“不对劲”

霎时间，费瑟士东校史中关于女仔馆的材料显得更有意义了。而负责绩效汇总的港府官员将女仔馆的条目与其他诸机构的条目绾合一处，还令我们明了该校如何与其他机构（和个人）互涉互动。

对比勘费瑟士东校史资料与蓝皮书条目，呼之欲出的是：对于女仔馆而言，1865年意味着“危急存亡之秋”，此后再也没有恢复元气；而该校承受的不幸，则是与“向华籍女生讲授英文”有关。那几年也好，此后很长的一段岁月也好，港府所编印之《辕门报》内教育报告的引述与暗指，都进一步强化了这个猜想。

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危急存亡之秋”在香港教育史研究者之间是众所周知的。不过，还是有一些地方让人感到“不对劲”。费瑟士东校史中的《会议纪录摘要》似乎暗示着至少有一部分传教士（例如伊顿女士）很早就意识到某些异样：并非一切都像女仔馆的首份年度报告所呈现的那般瑰丽而美好。假如女仔馆原本的计划是注定要失败的，那么1878年包尔腾会督将曰字楼孤子院恢复成原先女仔馆的打算，我们又要作何解释？又或者，女仔馆的所谓“失败”，只不过是费史的缺漏（加上《辕门报》内教育报告的引述与暗指）所导致的过分简略的解读？

因此，我着手去寻找传教士——特别是那些与该校有直接联系的传教士在当时或此后的言论记录。这使我接触到各个宣教社团的档案库——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此等档案库的微缩胶卷版本。这些胶卷都存放在香港特藏专区一个特殊（而且寒凉）的房间里。自然而然的，我开始搜索女子教育协会的资料，后来又将搜索范围延伸到英国海外传道会的资料。毕竟，与这所学校有关的传教士都来自这两个团体。

故事有了

在接下来的十五年中，搜索工作依然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而搜索的范围也扩大到其他的档案库。由于许多有用的档案库都已经数字化，能够在线阅读，使我得以在家工作。有时，要感谢该范畴的前辈专家们在著作中给予的提示，使搜索变得更有效率。

越来越多的史料被发现了。其中有一些直接与女仔馆有关，另一些则与未来几十年“余绪”有关。有些材料非常具有揭示性和启发性，有些材料令人动容，有些材料会瞬间吸引人们的眼球。但是，也有些材料内容需要移时之功才能辨识，例如施美夫会督和华伦牧师信件中的笔迹。

而二十世纪前期的几十年留下了为数不少的文件，性质各异，但都让我们了解到：女仔馆的故事是怎样在反复讲述后逐渐失真，最终导致了拔萃书院创立年份的争议。这样一来，我们的探究历程便在绕一大圈后回到了原点。2018年，当搜索、辨识、解读和讨论等工作累积到一个阶段，炜舜和我都认同：将这些发现形诸著述的机缘已逐渐成熟，是时候让我们为女仔馆写下一个具有连贯性的故事了。我们会解释该校如何、又为何难副创始人之厚望，进而论述此后数十年中，女仔馆的使命怎样由各所学校接力传承。

（本文系《女仔馆兴衰》书中“自序”部分，略有修改，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为《好古灵魂曰字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