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周刊丨昆明大会，能改变生物多样性的未来吗？|昆明市|李洋|镇安_新浪科技

原标题：新闻周刊丨昆明大会，能改变生物多样性的未来吗？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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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一到周五，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在云南昆明举行，对很多人来说，这个会如果不是在中国举行，可能知道的人就不多了，其实这个大会也被很多人称为世界第二气候大会。在11年前的生物多样性大会上，缔约方曾经通过了“爱知目标”，其中有一条硬约束，那就是到2020年，至少有17%的陆地以及10%的海洋区域要得到保护。

11年过去，这个目标实现的情况不理想，甚至全球生物多样性总体来说仍然在恶化，也正是因为如此，在昆明召开的这次大会，被各方寄予了厚望，期待2020年到2030年这十年能成为扭转恶化趋势的关键十年。那么，这次昆明的大会怎样担起这份重担？怎样让生物多样性更好的走向未来？

猛虎归山，河狸筑坝，有人在守护

吉林省镇安岭村位于长白山深处，这里也是东北虎的栖息地。村民李洋，两年前结束了在大城市的打工生活，回到从小长大的镇安林村，当得知村里在组建东北虎豹巡护队时，他应征成为了巡护队长。

吉林镇安岭村东北虎豹巡护队队长李洋：我们日常做的工作都是和动物保护有关联的，比如清理山里的套子、夹子。巡逻（路线）大概十多公里，有长有短的。刚开始的话，不适应，上山的话，喘气比较厉害，现在适应过来了，现在也比较喜欢，上山撞到小动物很开心。

过去，村民们为了从自然中获取土地和资源，一度挤占野生动物的生存空间，在李洋小时候，当地人也会上山布设陷阱，猎捕野猪、狍子等野生动物。随着保护力度加强，不再做猎手的村民发现，野生动物明显增多。

吉林镇安岭村东北虎豹巡护队队长李洋：就是很久以前了，老人们可能会到山里面下套子（捕猎），用这个来赚取一些收益。但是近些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不依靠这些来维持生计了，现在动物多了它不怕人，基本上看到人都不跑。

吉林镇安岭村东北虎豹巡护队队长李洋：7月20多号，就在这片林子里面听见两声老虎叫，然后我就站在那儿不动了，也没有害怕，因为我不想去打扰老虎正常活动。老虎都是悄悄地来又悄悄地走，每年冬天都有老虎在村子边转。

今年四月，闯入黑龙江村庄的“完达山一号”也闯入了大众视野，保护了东北虎的当地人，也开始担忧老虎伤人。与此同时，由于东北虎栖息地环境改善，属于东北虎食物源的野猪、野鹿等也在增加，频繁下山啃食作物的野猪，给村民带来了烦恼。

吉林镇安岭村东北虎豹巡护队队长李洋：这些年生态什么的越来越好了，野猪、狍子、鹿进村比较频繁，到我们苞米（地）里面啃苞米，这是最头疼的，国家林业部门会有一些补偿。

如何权衡动物保护中伴生的新问题，依旧考问着世代生活在此的人们。本周二，李洋的家乡正式成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同一批设立的，还有三江源、大熊猫等国家公园，迈出了更大的保护步伐，让东北虎得以咆哮、藏羚羊自由奔跑、大熊猫安然觅食将成为更多人乐见的结果。

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创始人初雯雯：究竟是留在北京的写字楼里工作还是回到新疆的大自然里，去继续自己做职业自然保护工作者的梦想？在2018年初，我坚定地回到了阿勒泰，回到了我的大自然。

从小跟随从事动物研究的父亲在新疆阿勒泰长大，初雯雯记忆里，河狸、金雕、野马都是她的儿时玩伴。在北京林业大学读完硕士后，她选择返乡创办公益组织，保护当地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蒙新河狸。

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创始人初雯雯：河狸是一种会修建水坝的动物，它这个水坝能够改变水位，然后鱼群就会被聚集这里，它就会吸引鸟类过来筑巢，就等于说它为很多野生动物提供了新的（生活环境），也就是提升了这个地方生物多样性水平。河狸只会选择食物资源丰富的地方去作为自己栖居的地方，然后它们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天然面积越来越小的灌木柳。为什么面积会小呢？因为阿勒泰地区是一个很典型的农牧业发达地区，灌木柳刚发起这样一个小芽，牛羊过去一遍就吃完了，这种生产生活方式已经持续很多年了，就是说它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

保护中绕不过的难题便是协调当地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四年的河狸保护中，初雯雯意识到，调动本地牧民参与，和获取政府资源、民间力量的支持都很重要。

阿勒泰地区自然保护协会创始人初雯雯：我们发起了“河狸食堂”公益项目，我们请牧民帮我们种树，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牧民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因为我们给牧民发工资时候，一部分是钱，另外一部分我们给的是牧草，就是等于在春天牛羊在上山时候可以吃我们发的牧草，它就不用去河谷里面了。我们现在设想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流量，通过我们的一些公益项目区，去提高农牧民收入，让他们为野生动物，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些保护工作。

白岩松

人也好，世界也好，总是需要点目标的。虽然上一个十年在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方面原来的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但面对这次昆明的大会，很多国家和组织提出，到2030年，要保护全球30%的陆地和海域，这也被称为“3030目标”，这等于相对于“爱知目标”又向前迈一大步，原来的目标还没实现，时间紧，任务重，新的目标要提吗？提了能实现吗？有用吗？因为这样的目标可不是嘴上说说而已，它是得动真格的。

从17%到30%

本周三，随着大会主席、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手中的锤子落下，本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重要成果《昆明宣言》正式通过。面对史无前例的严峻挑战，各国终于再次达成共识，承诺扭转当前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最迟在2030年使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吕植：要在2030年扭转生物多样性下降的趋势，并且在2050年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样一个愿景。这个话说起来是挺轻松的，一句话，但是其实跟现实是有一个巨大鸿沟的，现在的下降仍然是一个进行中的趋势。

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指出，1970—2016年间，全球野生动物种群消亡了68%，地球生命力指数平均下降超过一半。11年前的“爱知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曾希望用10年时间，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使至少17%的陆地以及10%的海洋得到保护。但十年过去，爱知目标的实现情况远低于预期，全球生物多样性总体来说仍在恶化。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吕植：爱知目标的17个目标里面没有一个是完全实现的，大部分是部分实现，甚至有些是基本上没有实现。那么实现最好的一个目标，就是保护陆地17%的面积。那么在爱知目标的基础上，这一次的COP15目的就是要达成2020后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昆明的宣言是为实现建立这种框架的共识铺平了道路，我觉得应该把它称作一个里程碑。

上个十年的成绩单不尽如人意，让这个十年的担子加倍沉重。遏制，扭转，恢复，这呼唤更强的保护力度和更大的保护范围。这样的呼吁也在昆明宣言中被提及：“我们注意到诸多国家呼吁，到2030年保护和养护30%的陆地和海洋面积”。其实，这个被称为“3030目标”，已经出现在本届大会审议的《2020年后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草案之中。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吕植：也就是说呢，原来爱知目标的17%提升到了30%，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飞跃。这30%包括保护区和其他具有有效保护手段的地方，英文叫作OECM，除了国家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这样正规保护体系以外，非正式的保护体系由老百姓自发的，不管你这个老百姓是个人也好、村庄也好、企业也好，通过有效地保护手段来保护起来，那么把这些东西全都算下来（是）30%。

在自然保护地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扩展保护范围呢？中国实施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进行了探索。2019年，中国建立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面积已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8%，提前实现了“爱知目标”，但仍有部分重要生态区域未纳入有效保护范围。而“生态保护红线”除了涵盖自然保护地之外，还覆盖生态敏感脆弱区域和生态功能非常重要的区域。今年7月，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基本完成后，初步划定的生态保护红线面积比例达到了陆域国土面积的25%。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吕植：红线和30%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有效保护。是不是有有效的保护措施，是需要通过指标来评估的、来衡量的。这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就是说红线和30的这种对接，我个人认为这应该是达成一致的。

17%、25%、30%，这些数字变化的背后，将会是生产生活方式甚至产业结构的巨变。在云南，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绿孔雀，曾因栖息地受威胁受到关注。2018年，绿孔雀栖息地划入云南省生态保护红线。在各界人士的努力下，玉溪市叫停了一处在建水电站项目。为了保护绿孔雀，云南省还拆除了另外2座在建或建成的水电站，整治矿区6处。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吕植：生命的基石应该放在盈利之前，而不是把盈利放在生命的基石之后，这个生命的基石就是生物多样性。做到这一点势必意味着我们要在经济发展上要做一定的让步。

随着保护范围的步步扩展，保护与发展的冲突也将进一步凸显，此时更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精细化。以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为例，尽管生态红线区域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但由于我国缺乏生态保护红线制度的全国性法律，其具体落地实施仍然存在难度。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比如像自然保护区划在红线里头了，那自然保护区里头肯定是不允许开发的。但是如果没有法律规范的时候（区域），那怎么办？所以在这时候，我觉得就需要一个生态保护红线的立法，把红线的法律地位确定下来，在红线里头对不同的区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保护措施，也把它固定下来。

白岩松

相比于世界气候大会，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影响力和知晓度都要小很多，这其中可能还有这样的一种因素，气候的变化，人们能够直接地感受到，因此，保护和改变的动力就更足。但生物多样性一旦丧失，对我们的危害，大家还不能立即产生直观的感受，但是有国际组织的评估报告显示，过去几十年中，70%的新发病和几乎所有的流行病都是人兽共患病，兽类和鸟类宿主中约有170万种病毒存在，其中，超过50万种可以感染人类，不合理的人类活动扰动了野生动物及其寄生微生物之间的互动，就增加了野生动物、家畜、人以及病原体之间的接触，过去这接近两年时间里，全球新冠疫情的大流行或许会让我们对生物多样性也能有进一步的认识。

大自然是最好的教科书

谁都未曾想到，从去年3月中下旬开始，一支由16头野生亚洲象组成的“旅行团”，离开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一路“逛吃”北上，用时17个月，行进1300多公里。就在今年8月，象群折返普洱，是留下？还是回到西双版纳？虽然前路未知，但人们对象群的关注并没减弱。在本周举行的生物多样性大会期间，象群的故事得到多方讨论。也吸引着青少年的关注。

就在10月13日本周三，曾近距离跟踪拍摄大象的摄影师周修远，来到云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和学生们分享追象的经历。从事自然教育工作的他，时常带领青少年，前往亚洲象栖息地采访调查。让孩子在实践中懂得，即使野生动物很可爱，也要用正确的方式去与之相处。

自然教育工作者周修远：我觉得保护意识的提升不是说靠我硬性灌输给你，我是希望先让孩子认识了解亚洲象，他自己自身散发出一种他要保护的意识来，这种自主产生的意识才能够更好让孩子了解如何保护、如何去认识这个物种。保护不（仅）是我们这代人的，其实是一代代人传递下去的工作。

就在本周，已经被观测到的第一批红嘴鸥来到昆明，当地开始迎来观鸥季。很多中小学生，拿着望远镜，背着画板，跟着动物学老师，走进户外，感受多样的生物。

云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动物学专业副教授敬凯：我们看到很多同学，看了这个鸟以后，他就发现这个鸟跟我们平常只是用肉眼看得不一样。孩子们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包括鸟类它是吃什么的，鸟类的天敌是什么，这些知识都是由观鸟激发他这样一些好奇心。我们上一代人，实际上我们是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人类乱砍滥伐，还有乱猎这种现象。导致了整个生物多样性的下降，我们不能让这个现象再继续发展下去。大自然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只有走进自然，去亲近自然，我们才能了解自然。

现实中，在物种资源丰富的地区，青少年能够多多走进自然，通过近距离接触，观察多样而又鲜活的生命，这往往可以引发孩子们对自然界的好奇和喜爱。而在一些城市的自然生命博物馆中，通过对生物内部结构的学习了解，也能让青少年对生命多样性产生的原因，进行探索。

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主任大连生命奥秘博物馆创始人隋鸿锦：对未知的这种探索精神，是人类进步的一个动力。我想生物多样性对于孩子来讲只是一个切入点，通过这个切入点引起孩子对自然、对科学这种兴趣，对未知的这种探索精神。

10月8日，《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白皮书发布，其中提到：“倡导全民行动。调动全社会广泛参与，进一步增强公众保护意识。”而就在本次生物多样性大会上审议的《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草案中，对公众参与的期望也变得更高。从11年前“爱知目标”中，提高人们对生物多样性的意识，到这次草案更多提及，要让大众“参与”进来、“做出选择”。专家表示，在推动全民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过程中，要唤起更多青少年对身边生态环境关注的兴趣，让他们也能参与其中，做出选择。

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主任大连生命奥秘博物馆创始人隋鸿锦：当孩子了解了生物多样性和我们人类之间这种密切的关系，了解他对环境对自然的这种重要性，我想就会变成他的人生当中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行为了。如果每个人都参与到这个行为，绿水青山就是我们金山银山，那么我们的环境就会变得好，那么人和自然就会变得更加和谐。

白岩松

虽然这一次有了昆明宣言，但是真正要达成务实可行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框架，还要等到明年上半年的第二阶段会议。这么一算，到2030年，就剩下八年多一点的时间了，虽然有专家说，中国肯定能够完成2030年这样的一种目标，但作为整个世界来说，必须协同前行，因为大家是命运共同体，我们既需要方向，也需要速度，更需要共同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