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些老年人二维码自由，有些却成为“老宅”？为什么子女孝顺夫妻和睦，也会导致一些老年人数字能力退化？为什么老年人谨小慎微还是容易被骗？《后疫情时代的互联网适老化研究》报告尝试回答这些问题。
9月2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发展研究院在北京发布《后疫情时代的互联网适老化研究》报告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田丰表示，报告系统性地展现了后疫情时代老年人的数字生活变化，老年人逐渐分化成四类群体：自由族、适应族、老宅族、碰壁族。
“自由族”适应能力强数字素养好，不仅实现“二维码自由”，还能熟练使用网约车、手机导航等操作。“适应族”在环境的倒逼机制下，掌握了查询健康码等生活出行办事的基本要求，保持了原有的生活方式。“老宅族”被二维码困住了生活，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自觉地减少外出、避开需要使用智能手机扫码的公共场所，居家生活的时间大大延长。“碰壁族”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和健康码，却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壁，乃至于爆发冲突。
对比之前的调研，报告发现，老年人最常用的社交工具仍然是微信。把微信作为通讯工具之余，老年人开始在微信中做出更多尝试。最显著的变化是，他们开始更大胆地使用微信支付。自2017年起，老年群体微信支付金额增长率基本呈直线增长。以2017年第一季度为基准（100%），2021年第二季度增长为5227%。
此外，老年人的信息娱乐能力也大大增强，超过九成的被访老年人会上网看视频，超过八成的被访老年人会上网看小说和文章。23.26%的受访老年人会玩手机游戏，其中，消消乐类最受欢迎，61.9%的老年人常玩这类游戏。而他们的子女，95%以上都不反对自己的父母玩游戏。
不过，在信息能力显著增强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溢出效应，48.58％的被访老年人认为互联网上的信息基本科学且可信，81.48％的被访老年人认为自己能够辨别互联网流传信息的真假。但仅有62.34％的被访老年人会利用网站、手机程序APP等工具核实信息真假。
报告认为，情感需求较强的中老年人，如果对互联网持有较为开放的态度，缺少警惕，受骗概率可能提高。
为什么数字社会的发展会让老年人分化成不同类型？报告从年龄、健康状况、教育水平、职业经历、社会角色、家庭支持、社会参与等角度展开探讨。
报告指出，虽然家庭成员的帮助对提升老年人数字素养具有关键作用，但家庭支持过度也不利于老年人的互联网使用。
研究团队在调研访谈中发现，许多老年人在使用互联网时受到其家庭角色的定位的影响，子女认为老年人逐渐转为“被照顾者”的角色，因此并不需要主动学习互联网的使用以满足家庭生活需求，子女可以为之代劳。老年夫妇间也存在家庭角色的分工，如果一方能熟练使用互联网，另一位则会认为一家里有一个会的就可以了，没有学习的动力。换言之，子女孝顺夫妻和睦，家庭成员的代劳，反而会减缓一些老年人提升数字素养的速度和融入数字社会的步伐。
这群老年人日常被照顾得很好，但是，这种保护和照顾也会在潜移默化中构建着人们对于老年群体的弱者印象，久而久之，老年人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这种消极的形象。老年人内心深处仍然渴望被认可，他们也有学习的动力。95.09%的老年人认为疫情之后学习网络操作非常有必要，93.36%的老年人认为自己能学会智能手机上网。
疫情之后，老年人的数字鸿沟和数字排斥引发了全社会关注，国务院办公厅在2020年11月24日印发《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随后，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方案》，方案决定自2021年1月起，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为期一年的互联网应用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专项行动。
报告认为，政府部门出台的指导意见重要之处在于保护老弱者，消除数字鸿沟，维护互联网社会公平。这一系列举措已经在全社会引发共鸣和认同，势必会取得较好的成效。
在消除老年人融入数字社会的软硬件障碍之余，报告也提倡各界共同努力，打破老年人刻板负面的数字形象，尊重老年人的话语权和主体性，让他们跨越数字鸿沟，重返公共生活。
在这个过程中，重构社会角色和重建社会连接是让老年人重返公共生活的关键。调研发现，如果老年人在退休后承担更多的社会角色，他们使用互联网的动力更足，也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和满足感。比如，一些从事志愿服务的老年人明显表现出了更强的信息能力和数字素养，对他们来说，哪怕仅仅只是当一个“楼道长”，管理几十人的微信群，都能让老年生活更加充实多彩。
报告认为，未来十年新进入老龄化的老年人将以60后为主，他们老而不弱，是积极应对老龄化国家战略中不可忽视的人群。后疫情时代网络适老化改造应从重视和唤起互联网老年人主体性出发，形成系统性的社会政策。
简而言之，适老化要唤起老年人的“我能行”意识，让他们大胆地说出“让我来”。
图片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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