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刘慧玲

　　昨天

　　从部队转业后，赵先生就开始努力寻找一个适合自己的谋生途径，他尝试过搞装修和开餐厅，但结果都不太令人满意。1995年，在中国股市最“火”的时候，赵先生决定投身其中。在交易所熙熙攘攘的大厅里一坐，面对一堆红红绿绿不断变化的数字，赵先生已经隐约意识到，这个自主沉浮的地方将可能是他一生的归宿。

　　很快，大概也就不到两年的时间，赵先生的几万元资本以几何级数翻着跟头。然后，他成了散户大厅里小有名气的人物，每天都被这里的同仁们包围着问这问那。“人就是这样，你提供的分析一次准，别人并不觉得你有什么本事，如果总是八九不离十，他们就会对你信任到无以附加的地步。”赵先生边说边随意地瞟一眼面前的电脑，悠闲的神情像是在看什么可有可无的娱乐节目。“当然”，他说，“以前我不得不每天做大量功课，眼睛都被电脑折腾坏了。”除了本身的刻苦用功，也许赵先生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在阴晴不定的股市中能够慧眼独具，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天赋。

　　“向我咨询如何操作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都赚了钱，然后他们会觉得不好意思，就请我吃饭或出去玩。之后，有些人觉得这样太麻烦，干脆由我代他们操作，然后分成。”赵先生也更乐于接受这种帮忙的方式，按他的话说，这一行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是很浓的，对于股市的基本面，大家往往喜欢在一起交流，但至于自己将选择哪只股票并如何操作，则很少有人愿意透露。

　　一切就这么简单而偶然地开始了——自发的信任和一个口头协议，而此时的赵先生，根本没想过私募基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1998年之后，赵先生开始与他的委托人通过更为正规的方式进行合作——书面合同取代了口头协议，这种变化源自一次不愉快的经历。

　　“有一个人拿了50万给我运作，我两个多月帮他赚了20多万，本来说好对半分账，可这位兄弟却带着钱消失了。”对于赵先生来说，股市上赚钱的机会多的是，10万元的损失给他造成的挫折感更多的来自于心理层面的信任危机。于是，1999年，他开始和每一个委托人都签个合同，关系特别好的，干脆把账号拿过来，密码由他改了，委托人只有在操作完成后才能看到结果。

　　其实，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这一纸合约从真正意义上说约束不了任何人，那不过是个心理约束。“我代为理财的圈子非常小，都是周围的熟人，大家两厢情愿，合作的基础完全出于个人的信任。”

　　私募基金完全是由市场需求而自发“成长”起来的，由于不受法律保障，国内业已存在的地下私募基金只能以各种变通形式存在。如果按基金的要求进行衡量，其中一些还不能算作基金。但是，考虑到特殊的环境，一旦条件成熟，它们将来很可能演变为真正意义上的私募基金。

　　今天

　　很难想象，与赵先生合作多年的五六个老客户现在对他有多信任，甚至放心到一年也不找他一回。每年元旦，就是赵先生算账的日子，他把一年的交割情况列好明晰表，连同现金一起送到委托人家里，然后新一轮的合作又周而复始。即便是他的两家企业客户，也不过是一个月查看一回交割单。

　　在赵先生与委托人签的合同中，是从不承诺回报率的。“我只保证不赔钱，委托人本金如果有损失由我个人补齐，但这几年，投资回报率都在50%以上，皆大欢喜。”由于每年的回报都令人满意，所以赵先生向委托人索取的分成比例也是不低的，200万元上下的，收益一般四六分成，几十万的小资金收益对半分成，少于30万的小客户基本都被推辞掉了。

　　与大多数操盘手不太一样，赵先生看起来似乎没有同行惯有的职业病，即伴随压力而产生的紧张、沉默、心事重重，虽然他手里也掌握着2000多万的资金，这笔钱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当然，这并不表示他没有考虑过“要是赔了该怎么办的问题”。

　　“其实，我把所有的钱都当成自己的，因为所有损失都要我一个人先承担，然后才轮到客户。”“我一般看得比较准，如果有什么偏差，只要跌了5%，我一定斩仓。”在预期的止损点上能够决策坚决，赵先生认为这种素质来自于纪律部队中的锻炼，他说他从不幻想手中的股票可能明天就会涨起来。股市的机会有的是，何必一棵树上吊死？“如果整个大市都不好，我就干脆不做，比如去年和今年，我都没有满仓操作，只拿出30%的资金入市，对此客户们都很理解。”“也许有一天出现大股灾，而我恰恰又没来交易所，否则我不会被套住。”

　　“同以前相比，我很满意现在的生活，自由也挺有意思。我想天天来就做短线，不想太操心就做中长线，而且工商不查，税务不管，我想国家政策也会支持。”据赵先生介绍，现在之所以有很多企业来找他代为理财，主要是因为投资股市收益高，也省心，而搞其他项目一年的收益大多不会超过10%。

　　对私募基金的监管怎样才能有效？厉以宁说，有条件设立的，报国务院有关业务部门备案(公募基金要经国务院投资基金监管机构核准)。未经备案的私募基金要退回，补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并罚款，造成投资人损失的要负民事责任。厉以宁认为，监管主要针对有操纵价格、内幕交易、虚假陈述等欺诈行为，有效的监管在于以大的方面给予限界，但主要由契约和章程规定来约束，政府不要管理得太多。

　　明天

　　从一个散户变成了一个大户，赵先生也从一楼搬到了三楼。他现在刚换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一个新办公地点，希望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做上一年，看看能不能翻两倍。赵先生会不会在明年搞一个投资公司，将取决于这次摸底考试。

　　“我的心还是挺大的，如果我一年内能翻两倍，就准备搞一个公司，找几个人帮我看看盘，我所有的委托人也都表示支持。而且我现在已经涉足美国股市，未来可选择的余地更大了。”

　　赵先生说他与基金管理公司的操盘手不太一样的是，他从不听消息，也不关心谁在坐庄，“只要一只股票我关注一个月，基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我的理想是可以更好地把握主升段，这样每年涨两三倍就变得很正常了。”他与现在比较普遍的工作室走的路子也不太一样，因为他为客户而不为庄家服务。

　　赵先生说，无论国家未来出台什么政策，现在可能还管不到他这一块，因为他代理的客户如果自己不说，没有人知道，因为个人户的密码可以随便改，除非通过法人户帮企业理财交易所才会知道，又或者他未来的事业规模越做越大。

　　在采访过程中，赵先生反复强调的就是收益率。他说，如果这一点能够保证，一切合作中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因为回报是所有投资者、包括市场最关心的基点。从1997年至1998年以来，更加接近于严格意义上的私募基金以公司形式出现了，众多咨询公司、顾问公司一直在以“委托代理”的方式操纵着数目颇为庞大的地下私募基金，基金总款大约有好几千亿人民币。厉以宁说，由于私募基金来自民间资金，包括某些大企业的闲置资金。引导得好可有利于高新技术发展，如果继续以地下状态存在，有可能成为引发金融动荡的一个源头。给私募基金以合法的地位，既可以引导它们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又能保护投资人，同时还可化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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