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张之清 早听说上海的私募基金业务非常“红火”，以咨询公司、顾问公司、资产管理公司、创业投资公司等各种名目出现的私募公司更是超过了1000余家。通过圈内朋友的介绍，记者有幸结识了上海一家比较著名的私募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在与该公司接触之前，记者为自己设定了这样的身份。角色：公司投资人；拟投资金：2000万元人民币 ；资金来源：银行借贷；委托时间：一年。

　　婉拒

　　4月21日上午。记者拨通了xx基金管理公司上海方面的电话。

　　对方接话的是位先生(听口音不是上海人)，他在询问了记者的一些情况后，非常礼貌地告诉记者：“因为公司有业务地域隶属关系，除上海总部外，在北京、深圳都设有平行机构，你们的业务发生在北京，我会通知北京方面与你们联系的。”

　　当天下午4：00点钟左右，该公司北京方面的电话打了进来。在记者的手机屏幕上，没有显示对方的任何电话号码，系空号。(据了解，该电话号码是经过技术处理的。)在又一次详细询问情况后，他这样回复说：

　　“因为你们的资金是银行的借贷，保险性差，一年的委托时间又太短，上面查得非常紧。”他顿了一下，继续补充：“我们的客户都是老客户，彼此都非常熟，运作得已经到了十分信任的地步，眼下生意还不错，与你们是第一次接触，好多方面都需要了解，很麻烦的，从心里讲，不愿意与生客打交道，非常抱歉。”对方的婉拒大大出乎记者的意料，按说，2000万资金的委托，对一家私募公司来说，应该有点胃口了。

　　不过，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他还是说出了实情。

　　“如果资金在银行而不能转移到下面的证券营业部，会引起很大注意的。必须找一家券商包庇一下，以不同的账号出现，通过其他方式交易，不然的话，那些上市基金会专门侵吞这些基金的，有多少吃多少，吞你没商量。”话语中，一派业内人士的腔调。

　　“对于初次找上门来的生意，我们一般是不接的。国家有关部门准备找10家私募公司作为试点，搞规范化经营，资金量全都在20亿以上的，比那些地上的基金公司的规模一点也不小，但谁都不敢接，为什么呢？安全性很重要。”话里话外，高处不胜寒。

　　接着他的话，记者紧跟着追上一句：“《投资基金法》不是很快要出台吗？其中，对私募基金的身份可能会有合法化的相关规定，这样对你们业务的进行应该是件好事。”

　　“国内的规定我们不关心，我们也不会按照它的方式去做，我们是按照国际上(美国)的模式运作的。”他如此回答。

　　事实上，国内许多有名的私募基金都是选择了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美国的基金模式，而非地面上的中国香港、日本模式。私募基金与管理者的真正收益是从年终的基金分红中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比例进行提取，作为资金持有人和委托管理方来说，其利益是一致的，美国的基金模式就是这样的。

　　而对于私募基金公开化，他表示了单方面的看法。“你想想，如果私募公开了，那还与公募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了，私募的特性还怎样发挥呢？”他还为记者算了一下账，“规范化的东西不好运作，你想想(这个词语使用的频率非常高)，就是20亿的运作，每年也就2、3毛钱的盈利，那还有什么意思？”

　　在对方的问话声中，第一次“谈判”结束了。

　　失约

　　第二次接洽是在“五一”前，当记者通过朋友再次与上海公司联系后，北京方面的电话又一次打了进来，时间是4月28日下午，通话的是位女士。“如果您有时间，今天晚上可以面谈。”

　　与对方约定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然而，这次对方无缘无故地失约了。事后，用上海方面的话说，“当初你们双方没谈好。”而据后来的分析，对方还是害怕不安全，一是银行的钱不敢接，二是嫌委托的时间太短。

　　如此反复几次之后，记者与对方终于开始了所谓真正意义上的“谈判”。

　　对话

　　记者：作为投资人，非常想了解一下你们的经营和信誉情况？

　　对方：在圈内，我们的信誉可以说相当好。这一点你应该多少有所了解。自从股市相对规范化以后，我们从未失过手。1998年、1999年的收益近乎于两三倍，2000年差了一点，主要是因为我们自己调整了策略。开始往长线方面发展，你想想，每年死保30%的收益，不但有风险而且很辛苦，我们在尝试着进行战略投资研究后，注重长线发展，这样几年做下来，平均收益率都以平均翻两倍的速度发展，信誉也跟着上来了。

　　记者：在你们的客户群中像我这样的多吗？

　　对方：不多。全是圈内的朋友或熟悉的券商推荐的，因为以前与香港、台湾贸易方面有结算，他们都有地下钱庄(钱也是套汇来的)，通过他把钱打进境内进行操作。先找几个账号，然后再弄几张身份证，以不同人的名义开户，这样可以分散资金，减少别人的注意。

　　记者：你能不能说一下具体的操作方式？

　　对方：很简单，把3000万分成6个人头，每个人500万，分别存放到6个营业部里面，和他们谈好，然后把单子给我们，接下来的事情我们自己就可以办了。

　　记者：那收益情况又如何保证呢？风险怎么担？

　　对方：因为以前都是老客户、老朋友，所以我们从不签协议，凭的是信誉。你们刚开始运作时，如果信不过我们，可以自己找券商，找助手，资金也可以掌握在自己手里，我们可以先为你们提供几只股票，先合作半年之后再看情况而定。

　　记者：时间上有什么要求吗？

　　对方：我们一般不接短期的，最好是3年～5年。接5000万元的投资，2个月建仓，6个月后开始盈利，一般最少30%以上，高点的可达到70%左右。如果是一亿元资金，半年的时间建仓，8个月后开始运作，盈利大约在一年之后。在我们的客户当中，2000万～3000万的委托资金比较普遍。

　　记者：因为我们是搞传统产业的，对资金的收益要求不高，保底收益的方式最好。

　　对方：保底收益一般是8%～10%之间，取得这个比率一点问题都没有。很简单，如10元钱建仓，大量资金从10元、8元持有，关键的时刻打压，停一下，然后必须变现，我们要做的收益就是这一块。比如，山东某股票，5月14日收盘量为10个亿，我们对他的操作情况十分熟悉，他们做什么，怎么做，都十分清楚。如果不清楚，我们的收益从哪里来？另外，对于股票，我们有充分的把握可以保证它的最低点，但不能保证它的最高点，因为保证了最低点，所以才不会赔的。

　　(据记者了解，当前对托管资金的盈利许诺一般在8%～10%之间，个别的可高达30%。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的巨大利差是私募基金能够凭借其资金优势和内部操控完成获利的主要原因。为保证把其风险性降到最低点，操盘手通常都是在行情时坐庄或跟庄，看跌时通过大肆认购新股，频繁制造成交量，从而保证其收益的稳定性。)

　　记者：上市公司这一块业务你们很看中吧？

　　对方：的确是块肥肉，但现在不好啃，为什么呢？因为上市公司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有好几个董事，因为利润摊薄，每个人的想法和胃口也不一样。如山东有家上市公司，给了我们一个亿，我们也没接，原因就在这里，公司内部意见不统一。况且他们也不会做长线投入，与我们现行的战略不能对接，而且他们每年赚个四五千万就收手不干了。现在国内的上市公司大部分都是想着法子上市套钱和钻国家政策的空子，有多少肯把心思放在公司的经营上呢，如果真这样，像我们这样的私募基金就不好做了。

　　记者：在国内像你们这样的规模多吗？

　　对方：非常多，上海的私募公司大大小小有1000多家，资金总量有5000亿左右，2000亿的说法太保守了。在国内我就知道有一家，拥有200亿资产的私募公司，是做远洋的(海外贸易)，他是通过国外大财团运作的，实力非常强大。200亿的概念你可以想一下，他可以把亿安科技的全部股票买下来，谁敢与他玩？在当初5.19之后，国外基金一天能运作4、5个亿，纷纷寻求国内机构运作。另外，拥有50亿、60亿资产的私募公司也比较普遍。

　　记者：如果我们把钱委托给你们，能否预测一下行情？

　　对方：今年已经有相当多的股票开始启动了，大约有20%的可以走出去，估计几个月之后，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记者：一旦国家让私募基金合法化、阳光化了，以后的生意是不是会越来越好？

　　对方：规范之后，一旦纳入了管理，国家会按整个资金运作的总额来收税，营业税会大大增加的，那我们的税金每年得多交多少钱，上面是打着计划的牌子，来变相地控制私募公司。

　　记者：那以后你们怎么办呢？

　　对方：提前防范。我们的目标是争取拿到美国绿卡。等到国内真正规范的那一天，我们会想方设法把私募基金转移到境外，在国外注册成立公司，国家一旦搞规范了，拿你怎么着就得怎么着。亿安科技就是个例子，你不是盈利4个亿嘛，那就再罚你4个亿，甚至10个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亿安科技的操作就非常典型，搞得有些太出格，你不知道，他们动用了多少个账号，全是民间机构的。

　　风险

　　在记者与他的谈话中，几次强调资金的风险性，试图让他举几个这方面的例子。但他都是以“大家互相担一点”来搪塞。尽管对方声称是按照美国模式来运作的，但暗蕴其中的风险与国外不可同日而语。

　　在国外，私募基金的资格审定是非常严格的。来自欧洲的富通基金亚洲有限公司的田仁灿总裁告诉记者，对私募基金，国外的监管机构相对比较弱，原因是他们的社会民事制度十分发达。一旦双方发生冲突，有地方解决；相反，如果民事制度不发达，作为监管机构，必须严格控制。而在国内法律体系不能保障的情况下，为什么私募基金仍然能够大行其道？

　　田仁灿认为，就是投资者风险意识差。尽管私募基金是以高出市场无风险利率的回报吸引投资者，但投资者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对方破产风险。无风险利率的风险是无任何信贷风险的，私募没有资本金，一旦违约，则无法执行。只是目前在国内，这一点还未爆发出来。

　　另外，机构投资者占了私募基金业务中很大一部分。机构投资者是不是做到了作为机构委托管理代理人，其代理行为是否符合机构利益，这里面肯定有私募公司为其支付的“好处费”。许多上市公司与私募基金联手操纵股市的事实充分证明这一点。

　　目前的情况可以说是最令政府监管方头疼，对私募基金的查处与否的两难境地一时半会儿很难摆脱。一些人更怀疑，单单把希望寄托于把私募基金写进法规中，是否就能真正阻截这股流传已久的股市赌源？

　　根据记者调查和了解的情况，与时下大声叫好的“私募基金合法化”不同，来自地下基金的调子却是低得不能再低。在他们对现行政策表示怀疑的同时，更是对自己今后的命运心怀担忧。

　　“我们是民营机构，我们的竞争力还很弱，我们盼望私募合法化，但又害怕合法化。”在记者采访东北一家投资公司(即私募性质)时，不肯透露姓名的老总表明了眼下他们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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