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亚洲老龄化问题将比西方更加严重
亚洲老龄化问题将比西方严重
文章来源：FT中文网
到2050年，在中国、泰国和许多其他亚洲国家，养老金领取者占总人口的比例可能会比许多发达国家更高。
对于面临“未富先老”风险的国家，如泰国和中国，快速老龄化可能造成严重问题。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以联合国（UN）数据为主要依据做出预测，这些国家的人均国民年收入迈上3万美元之前，它们的人口年龄中值就已经会达到40岁。
“在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未富先老是最大的中期结构性挑战之一，”渣打经济学家萨曼莎-阿梅拉辛哈（Samantha Amerasinghe）说，她补充道，巴西也面临相同的问题。
“中等收入国家对此很担忧，（因为）这可能限制它们加入高收入发达国家行列的能力。不利的人口结构可能降低潜在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并阻碍发展。”
在围绕多数东亚国家和部分东南亚国家人口老龄化的担忧中，一个核心问题是，这些国家并不仅仅是在复制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模式——相比之下，后者或许能够更好地应对人口老龄化。
一些亚洲国家不仅在更低的收入水平步入老龄社会，而且老龄化速率比西方快得多，这意味着它们的老龄化后果将甚于西方。
比如，法国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从7%翻一番至14%用了115年，瑞典用了85年，澳大利亚用了73年，美国用了69年。
相比之下，预计韩国将在短短18年里发生同样的转变，泰国是21年，中国是23年，如图一所示。
人口结构发生这种剧烈变化的部分原因是生育率下降，据渣打估计，到2025-2030年，亚洲地区的生育率将降至每名妇女生育2个孩子，而在1970-1975年期间生育率还是5.1。
在香港、韩国、日本和新加坡，生育率已经跌至1.4以下，在泰国为1.5，中国为1.6，都低于世代更替所需的生育率水平，连印度的生育率都降至2.3（不过我们不应忽视整体情况，据联合国预测，到2100年，受非洲人口将增长近3倍的驱动，全球人口将从去年8月时的74亿猛增到112亿）。
同时，亚洲的预期寿命也在迅速上升，从上世纪50年代的42岁上升至现在的72岁，上升速度比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地区都快。
这些因素可能意味着，在未来数十年，多个亚洲国家的养老金领取者比例将超过许多发达国家，如果联合国预测的欧洲生育率将从1.6提高到1.8是准确的，就更是如此了。
联合国预测，到2050年，韩国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从2015年的13.1%上升至35.1%，高于新加坡的33.9%。到那时，泰国老年人口的比例将从10.5%激增至30.1%，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将从9.6%上升到27.6%。
预计到2050年，这4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将比加拿大、法国、英国、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发达国家都高，不过日本的这一比例仍将是所有这些国家中最高的，如图二所示。
“下一阶段的全球老龄化将由关键亚洲经济体的快速老龄化驱动，”阿梅拉辛哈说，“根据联合国预测，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老年人口比例将是上升最多的，尽管它们的人口年龄已经相对较高。”
“泰国和中国也将处于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行列，它们将在下个十年的中期步入‘老龄化’（定义是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超过14%）。这两个国家还将在2035年步入‘高龄化’，也就是65岁以上人口的比例达到21%及以上。这只比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步入高龄化社会的时间晚5年。”
从绝对数字来看，影响可能更大：在2015年，中国就有1.31亿老年人，比世界上老龄化程度最高的3个大国——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的老年人口总数还高。
几个亚洲经济体快速老龄化的影响还可能反映在劳动力的变化上。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的劳动年龄人口将在2020年前开始下降，韩国和泰国将在2020年到2025年之间出现同一情况，而新加坡则紧随其后。
相比之下，预计澳大利亚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劳动力至少在2030年前将继续增长，不过日本的劳动力将减少，如图三所示。
对中国这样的经济体而言，这种情况将尤为棘手。“香港和新加坡等更小、更开放的经济体可以通过输进外来劳工来对抗老龄化的影响，”阿梅拉辛哈说。
“对于大型经济体、特别是中国来说，这么做会较为困难，因为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移民在该地区也是个敏感问题。”
不过，中国非常巧妙地展示了可供政策制定者选择的应对劳动力下降的一种办法。
在中国城市，蓝领女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只有50岁，白领女性为55岁，男性为60岁，大大低于多数西方国家。然而，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6岁（男性为74.8岁，女性为77.3岁），仅比西方国家的平均水平低3岁左右。
渣打表示，中国可能在今年晚些时候宣布养老金制度改革计划。据其测算，如果中国每年把退休年龄推迟几个月，到2025年提高至70岁，届时人口结构有望像2010年一样强劲，正如最后一张图所描绘的那样。
今年7月，新加坡料将提高再就业年龄。该国退休年龄为62岁，但公司必须向65岁以下的合格劳动力提供再就业机会。该年龄上限预计会提高到67岁。
阿梅拉辛哈指出，韩国也有提高退休年龄的余地，因为“韩国人一般会在55岁左右辞掉在公司里的全职工作”。
台湾或许也有选择空间，因为“评价很高的社会福利和退休制度经常被援引为民众退休年龄低于一般水平的原因”。2015年，台湾工业和服务业从业者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8.1岁，大大低于法定退休年龄65岁。
据渣打估算，如果不进行改革，中国要想确保公共养老金制度长期运行下去，最终将不得不把养老金缴款提高至收入的50%。相比之下，越南的养老金缴款与收入之比最终需要达到40%，泰国也要接近30%。
其他政策选择包括采取措施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生育率，但中国和泰国的女性就业率已高于多数西方国家，而日本和韩国采取的提高生育率措施取得了“微乎其微的成功”。
渣打的研究报告揭示了一个怪异之处，所谓消费的“生命周期假说”（LCH）在多数亚洲国家似乎并不成立。
西方的标准模式是，人们在参与劳动的阶段进行储蓄，在退休后动用储蓄。在亚洲大部分地区，人们在退休后，似乎不会像这样动用储蓄。
“在日本、印度、菲律宾、台湾和韩国，人均私人储蓄确实会出现下降，但发生时间晚于按照生命周期假说推导出的时间。唯有印尼存在动用储蓄现象，”阿梅拉辛哈说。
一个解释是，“资产收益仍然明显好于预期”，从而降低了动用储蓄的需要。
此外，亚洲退休者的行为似乎受到一种希望给下一代留下遗产的愿望的驱动。鉴于许多亚洲国家的公共养老金和医疗体系的薄弱，预防性储蓄可能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这种情况会带来一个不利的后果，随着退休者占国家总人口比例的升高，消费可能会降低。
然而，鉴于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可能将快速增多，渣打预测，这一群体的年消费额将从当前的4000亿美元大幅攀升至2.8万亿美元。
译者/何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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