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疲软，内需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让中国老百姓敢于消费、愿意消费，短期见效最快的办法除了发消费券，就是尽快大幅提升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通过压减无效投资、增加国企分红、划转国有资本和突破过时财政观念的束缚，我们完全可以在不加重企业和劳动者负担的情况下，每年筹集4万亿资金，提升社保水平，提振消费信心，实现消费繁荣。
社保覆盖率太低，居民当然不敢消费
平均来看，美国人拿到的养老金超过工资收入的80%，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水平是超过70%，而中国人的养老金仅相当于工资的56%，还有大量的城乡居民尤其是农村居民只能领到微薄的养老金，这就导致很多普通收入的居民家庭只能尽量提高储蓄比例，压缩当期消费。影响中国居民消费信心的，除了养老金替代率过低和覆盖不足，在医疗、生育、教育、住房、失业等方面，中国的社会保障程度都低于发达国家。
2020年，全国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占GDP的比重为3.1%，2021年下降到2.86%，2023年也只仅回升到3.1%，而欧盟大部分成员国的支出比重均在15%~30%，中国的比重在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低的。而且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还存在比较严重的失衡现象，例如体制内外、城乡之间差别较大，基本养老保险没有实现全国统筹，对灵活就业人员和农民工的保障程度更低，等等。社保水平偏低和不均衡，一方面影响了居民生活品质；另一方面也导致老百姓“心里没底”，消费信心不足，是出现宏观消费压抑现象的重要原因。
提升社保水平，不能靠增加企业和劳动者负担
提升社保水平，应当由谁来负担？这是当前财政的一个重要课题。2019年后，我国社保征缴力度明显提升，主要原因是社保费开始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近年来很多地方又调高了社保缴费基数，来弥补社保基金缺口，有些城市调高幅度过大，已经影响了企业持续发展的后劲。
根据世界银行和普华永道共同发布的《世界纳税报告2019》，当时中国企业最高的缴费负担就是社保费用，占税前利润的35.1%-41.2%，相比之下企业所得税仅占企业税前利润的7.6%-9.7%。
2020年为了应对疫情，阶段性减免了企业社会保险费，三项社保基金（基本养老、失业、工伤）收入有所下降，但2021年再度大幅增长，较疫情前的2019年还增长了15%，2023年较2019年增长了34.8%，较2020年因减免而出现的低点增长了57.3%。
实践已经证明，通过提升企业和个人的社保缴费来增加社保基金收入，本质是把劳动者的当期收入转化为远期收入，把当期消费推后为远期消费，同时还增加了企业负担，不利于企业投资发展和转型升级。
有研究显示，广东、浙江、福建等六个省份在税务全责征收社保费改革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降低16%[1]。也就是说，与财政更多承担社保负担相比，这种由企业和个人负担社保的制度反而更加不可持续。
减少无效投资和生产补贴，每年可腾出4万亿社保投入
中国民生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比发达国家大约低了10个百分点，而每提升1个百分点的GDP占比，约相当于增加1万亿元的财政开支，这笔钱从哪里来？
短期最为有效的资金来源，就是减少无效投资，增加社保投入。当前每年约25万亿的财政和国有部门主导的投资中，压缩低效和无效投资，每年节省3-4万亿元的资金用于促进消费繁荣，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同时，每年大约还有1-2万亿元的财政资金用于出口退税和各种各样的生产补贴，其本质都是用中国的财政支出补贴全球，用中国资源和劳动补贴国外消费者，同时还在加重国内的供需失衡，引发国际贸易争端。将这几类开支压减下来，资金用于补贴消费，是完全应该的。总体来看，减少无效投资和生产性补贴，每年可腾出4万亿增加社保投入。
中期来看，应当增加国有企业分红用于民生的支出，提升国有股权划转社保基金的比例。近年来，国有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但纳入国有企业资本经营预算的比重仍然较低，2023年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只占到了央企实现利润总额的十分之一略强，应当增加国有资本收益用于民生支出的比重。有人用全部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作为计算分红的依据，但这个思路是不对的。假设只有A和B两家国企，A盈利1亿元，B亏损一亿元，盈亏完全相抵，那么国企用于分红的资金应当是一亿元而不是零元。
2017年,按照10%的比例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划转的93家中央企业和中央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总额就达到1.68万亿元，还没有包括划转的地方国企资本。如果将将国有资本划转比例提升至20%或30%，还可为社保基金增加1.7万亿或3.5万亿的资产规模，粗略估计每年可为全国社保基金带来1300亿元或2600亿元的现金收入。
长期来看，大胆增加赤字和国债规模，保障用于民生财政的支出来源，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一直遵循的政府预算必须受到税收、国债和以往财政储备的约束；政府不能无限期地通过发行公债来融资其支出，因为政府通过征税和发债筹集资金对经济的影响是相同的，长期来看都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从而引发通货膨胀，等等……这些原本看起来不可打破的“铁律”，已经不再适用于后工业社会。
美国、日本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央行的实践已经证实，通过国债为财政提供几乎“无限量”的支付能力是可以实现的，通过增发国债融资，并没有发生等同于加税的经济紧缩效果；国债规模和财政赤字的增长也没有引发不可控制的恶性通胀。因此，我们应当突破传统财政观念束缚，通过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胆增加赤字和国债规模，保障用于民生财政的支出来源。
社保水平过低和消费能力不足，既是民生难题，也是影响经济循环的堵点。将低效、无效投资和不必要的生产补贴省下来，每年筹集4万亿资金，用于提升居民社保水平，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大幅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同时还可以提振消费信心，利国利民，这样的政策应当下决心尽快出台。
[1]张玲秦雪征 温舒 马光荣：社保费负担、创新挤出与企业生产率,《经济科学》2024年第1期
（转自：万博新经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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