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回到马歇尔”？| 《财经》书摘

2024年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人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逝世100周年。从2023年开始，全世界范围内陆续举行了一些纪念活动，其中尤以英国和剑桥大学为甚。当然，马歇尔是英国和剑桥大学的瑰宝，在那里向来备受尊重，相关的纪念活动在英国和剑桥大学最多、最隆重并不令人意外。

毫不夸张地说，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第一版出版于1890年）塑造了20世纪的经济学面貌，直到21世纪的今天，这本书仍然被广泛视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石。

但是，主流经济学后来的发展，尤其是它的数理化、模型化，即按照物理学等科学的思路进行建模和分析，与马歇尔本人对经济学的设想并不完全相同。虽然马歇尔自己就是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但他却提倡使用日常语言，而将形式化的数学推理部分放到脚注和附录中。他认为，在经济学中，数学只是检验经济假说的内在一致性和系统连贯性的工具，而不应该成为生成假说的主要媒介。

事实上，马歇尔将经济学定义为“对日常生活中的人的研究”，而且他强调的是人的社会因素，同时他又认为，如果说要用一门科学学科与经济学进行类比，那么合适的学科是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因此，对于马歇尔来说，经济学的“圣地”是生物学。这是马歇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

马歇尔采取的一种更宽泛、更务实的经济学方法，这与后来狭隘的、只关注在约束性假设下稀缺资源的配置的标准经济学分析形成了鲜明对比。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另一个极具远见的观点是，知识、组织（制度），乃至生态（区域和环境），都是与资本、劳动力和土地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这是马歇尔提出的另一个重要的预言，从后来的经济学的发展来看，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含义（还有其他更多的含义，无法一一列出）：1.在今天人们常说的“知识经济”中，尤其是在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知识、创新和学习已经成了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2.马歇尔当年在研究各种“工业区”时指出的“工业氛围”的优点（其源于特定和相关行业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中），在今天关于集聚经济、知识溢出和产业集群的大量研究中得到了回响。3.关于创业和商业的生态环境及区域性创新生态系统的经济学研究，以及强调动态能力、互补性、合作型竞争、共同创造和创新的新管理战略思想，也都植根于马歇尔的传统。

因此，马歇尔逝世100周年，为我们重新审视他对经济学的贡献，讨论他的思想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方向和政府含义，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契机。特别是，考虑到主流经济学目前正持续受到来自经济学界内部和外部的批评（因为它在解释和预测现实世界中的各种结果方面受到了一系列严重的挫折），“回到马歇尔”，回到现代经济学的出发点，似乎是一个合理的起点。

当然，对于马歇尔的思想对现代经济学的意义，也有人不以为然。例如，经济学家戴维·科兰德在1995年说，“马歇尔过时了，对本科生来说，（他的理论）充其量是一块教学所用的垫脚石，此外，他与现代经济学就基本上不相关了。”这种观点当然有失偏颇。

完全出于巧合，2023年开始，在汪丁丁教授的推荐下，我翻译了两本声称要“回到马歇尔”的书。一本是何梦笔、克里斯蒂安·赫德勒的《新经济学原理：市场的科学》，一本是小杰拉尔德·Ａ·科里的《经济生物学与行为经济学：马歇尔的预言》。

《新经济学原理：市场的科学》：马歇尔式的新综合

《新经济学原理：市场的科学》

（德）何梦笔 克里斯蒂安·赫德勒 著

贾拥民 译

格致出版社

2024年5月

从形式上看，这本书与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非常相似：几乎每一页都有边注，而且正文全部采用日常语言，没有一个公式。前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说明了他们的初衷，“本书的两位作者复兴了一种被冷落已久的教科书体裁：‘原理体’……我们认为有必要对经济学这门学科从头到脚加以改造——

当然，这种改造必定是建立在以往的成就的基础上的。采用‘原理体’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事实上，在本书的许多章节的写作中，我们确实都把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当成了模板。”

更重要的是，与《经济学原理》体现了“经济学大综合”相类似，《新经济学原理：市场的科学》也是一本创造性的新综合之作，因此从内容上看，它最大的特点之一是跨学科性和开放性。《新经济学原理：市场的科学》涉及的知识领域极其广泛，从认识论、进化论、生态学，到能源、历史和技术，再到多元主义、生态主义和环境主义，全都纳入了综合的范围，并且非常强调动态和进化。

全书致力于以跨学科的方法构建基于真正普遍的基本原理的“新经济学原理”。它们是以进化原理为基础的，采用了认知科学、神经生物学和社会网络理论等现代方法，不仅适用于人类行为，而且可以应用于生态和地球系统。这些领域的综合提供了强大的分析工具，利用它们可以重新思考当前的经济制度和实践，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包括生态极限、不平等、移民，以及对未来全球经济秩序的设计。

整本书的跨学科综合，是建立在如下三个基点之上的。第一个基点是，本书追随马歇尔的脚步，以市场为焦点来讲授经济学原理。作者们指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直到今天依然如是——经济学一直是由它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定义的。这个特征推动了经济学向其他学科领域的显著扩展，同时也淡化了它自身的特征，使经济学这个领域越来越趋向于仅仅将数学建模和计量经济学应用于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分析，而不再专注于一个有明确定义的对象。相比之下，在马歇尔那里，关注的焦点是非常明确的：经济学就是市场的科学。

作者们强调，市场是一个拥有自身地位的科学对象领域，需要有一门专门的科学学科来进行研究。以这种方式确立经济学的自主地位，一方面意味着要将经济学与实体经济的表现之间的联系置于经济学方法论讨论的核心位置；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绝不仅仅是任意的建构物，而是存在着的对象，因此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学研究必须把“述行性”的视角与彻底的“物质主义者”的视角或博物学家的视角结合起来。

将市场视为一种物质现象，将人和事物一并纳入创造我们所观察到的经济的行为模式。这种物质主义视角意味着要采用与我们所用的面向对象的方法相匹配的综合性跨学科视角，还意味着，需要将某些分支子学科的发展，如行为经济学或生态经济学，提升到一个范例的位置。同时，市场是社会实体，由鲜活的人、人工制品和自然条件构成，而且这一切都处于不断变化当中。同时，市场也是一个过程，即潜在交易机会在不同社会的制度和文化情境下实现的过程。因此，本书也把经济学设想为一门演化科学，从而也再次引用了马歇尔的说法，生物学是“经济学家的圣地”。

第二个基点是“述行性”，它也是重塑经济学的一个支点。这里的“述行性”，英文为“performativity”。这个术语最初源于语言哲学，指语言与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近年来在社会科学的几乎每个领域都相当流行，中文通常译为“表演性”或“操演性”。本书中文版将它译为“述行性”，目的有两个：一是突出有反身性互动关系的“述”（理论的阐述）和“行”（行动的展开），即理论塑造了行动，同时行动也塑造了理论；二是有意淡化“表演”这一层含义，并强调经济学可以改造社会，使社会的发展与经济学理论相符合，因而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和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经济，会在一定意义上呈现出一种共同演化的关系。采取“述行性”的立场，本身也就意味着不能把经济学定义为一门纯粹的定量科学，而必须采用日常语言。

由于将经济学视为一门“述行性”科学，而且将“述行性”机制置于对市场分析的核心，这也就意味着经济学正在共同创造着它的研究对象，因此在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就必须批判性地反思经济学在塑造市场方面的作用。

第三个基点是对三个不同视角的区分：第一人称视角、第二人称视角和第三人称视角。本书强调，对于经济，不能简单地从客观的第三人称视角来看待，因为需要的是这三种视角之间的持续认知互动，将所有这三类视角下的观点都作为经济学中信息和数据的可能来源，当然这也就直接意味着方法上的多元化。

在这三个基点的基础上，《新经济学原理：市场的科学》阐述了“新的经济学”的各个理论构件，并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中的“技术”“生产”“消费”等概念，然后应用到了“制度”“治理”等方面以及环境和生态经济学，最后还在“作为顾问的经济学家”的结论一章，讨论了经济学家在当今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

《经济生物学与行为经济学：马歇尔的预言》：有双重动机的生物体

《生物经济学与行为经济学：马歇尔的预言》

（美）小杰拉尔德·Ａ·科里 著

贾拥民 译

格致出版社

2024年9月

《经济生物学与行为经济学：马歇尔的预言》作者小杰拉尔德·科里从引述马歇尔的一个预言（“经济学家的圣地是经济生物学”）展开本书的。全书在阐述了必要的生物学基础知识后，论证了基础生物科学和进化神经科学对于经济学之必要性，然后应用基础生物科学和进化神经科学的洞见检验了当前的经济学理论，从而完成了对马歇尔这一预言的证明。

在完成对马歇尔预言的证明的过程中，科里把主要关注点放在了对新古典经济理论的一些基本原理的批判上面。新古典经济理论是经济学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理论，其总体框架在大学经济学的入门课程中一直被作为“科学”讲授。而作者认为，这些课程所讲授的充其量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结果，因此他先考察了经济学的这种理想化的基础和历史，从生物学的角度指出了其谬误的来源，最后还试图为经济学这门学科指出一条前进的道路。也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本书展示了马歇尔当年预见的生物学视角的强大力量。

科里把全书的目标确定为探索经济生物学与行为经济学之间的联系，由于行为经济学本身就是作为对理想化的主流经济学的“反对者”出现的，所以实现了这一目标，也就证明了经济生物学确实如马歇尔所说是“经济学的圣地”，同时也解释了经济生物学何以拥有强大的力量。

为此，科里在本书中着重挑战了经济学的两颗“皇冠上的明珠”：一是“自身利益是人们的唯一主要动机”的传统观念，二是建立在对牛顿力学和19世纪中期的物理学的“挪用”基础上的一般均衡理论。作者通过进行有着非常鲜明的个人特色“生物学分析”证明，这两颗“皇冠上的明珠”其实都是“缺陷的石头”。

这个证明实际上是以如下假设为基础的：对大脑如何工作的理解可能会为经济学打开全新的、更有可能取得丰硕成果的研究方向。科里提出一个哺乳动物神经结构的冲突系统神经行为模型。这个模型将自我和同理心（或自身利益加他人利益）的内稳态调节的双重动机，确定为人类社会交换的基础。

换句话说，在我们人类进化而来的哺乳动物神经结构中，我们拥有一个有机的或生物的基础来实现社会交换中的双重动机的平衡，而非半神秘、牛顿式或其他基于物理学的机械的基础。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人类社会交换神经结构的内稳态特质本身，很可能也为经济学家之前寻找牛顿式的多种力量间均衡的努力，提供了潜意识层面的动机或验证。

这也就是说，科里试图证明，我们在社会交换中，实际上总是会去寻求或直觉地感知到平衡或公正倾向。他认为，最近涌现出来的神经经济学（主要基于新的脑成像技术），能够帮助我们更完整地描述潜在的神经回路。

科里批评道，标准经济学在试图以物理学那样的方式成为一门实证科学的过程中，抛弃了亚当·斯密直觉上的自利和同理心双重动机，转而采纳了曼德维尔和霍布斯的单一自利动机。但我们今天发现并定义了驱动自身利益和他人利益、自我和同理心的哺乳动物大脑结构，这同时也表明，亚当·斯密在不拥有进化神经科学知识的情况下得到的直觉是正确的。社会交换或市场交换不是由某种神秘的或物理-数学的自然力量所驱动的，它是由一个拥有双重动机的生物-行为动力学结构所驱动的。在哺乳动物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这个有着双重动机的结构已经深深植入我们的大脑。

科里还声称，这个双重动机理论不仅是马歇尔“经济生物学是经济学的圣地”这一伟大预言的实现，也可能是对新古典主义理论的修正和另一种意义上的实现。再者，对马歇尔这一预言的证明和全面理解，使得经济学完成了一个完整的循环：从亚当·斯密的时代开始又几乎回到了原点。经济学从它作为道德哲学或规范科学的起源，中间经过向纯粹实证科学的不成功的过渡，到最后经修正后的经济学又变成了一门同时兼具实证性和规范性的科学。之所以说它是一门实证科学，是因为它牢牢地扎根于作为其基础的生物科学。之所以说它是一门规范科学，是因为我们在认知上称之为道德选择的那些事物（它们在当今社会对平等和正义的要求中前所未有地被强烈表达出来了），全都源自我们人类的生理结构及其功能（即我们进化而来的双重动机哺乳动物神经结构的内稳态的动态平衡功能），并受其支配。就这样，从实证产生了规范，两者是不可分离的。

科里进而认为，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中所考虑的平等和正义，从科学的角度来说，它们是我们人类天生的神经生理结构所要求的律令，即在基因层面上进化而来的命令式要求。正是这种律令，缓慢、蹒跚但坚定地推动人类走向了部落式生存的终点并越过了它，最终实现了我们人类这个物种的社会统一。

回到马歇尔：马歇尔心目中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与“生物学”

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大厦始于马歇尔，但马歇尔的宏大思想宝库中有很多部分，特别是那些现实的、动态的部分，并没有体现在后来“更科学化的”理论体系中。“回到马歇尔”的一个方面，就是要重新挖掘这些部分，但这个任务显然是本文无法完成的。在这里，只能结合《新经济学原理：市场的科学》和《经济生物学与行为经济学：马歇尔的预言》这两本书，概略地讨论一个问题，马歇尔所说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与“生物学”，到底指什么？

先来看马歇尔心目中的“现实生活中的人”。

马歇尔强调，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因为人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幸福和发展是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毫无疑问，马歇尔所说的人，不是抽象的“经济人”或“理性人”，而是真实世界中的有血有肉的人。正如浙江大学程晨在一篇文章中总结的，马歇尔心目中的人，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征。首先，人不是财富或效用等单一变量的最大化者，而是具有丰富复杂的欲望和动机，从追求物质舒适到热爱荣誉和美德等不一而足。其次，人性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内生可变的，它如同有机体一般与组织、制度、文化等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共生演化。最后，人具有创造新事物和发展自身的潜力，而这种潜力的实现是幸福的重要源泉。

近年来，经济科学中最重要的趋势之一是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它对理性选择的标准经济学模型提出了挑战。行为经济学声称自己关注的是真实的人，而不是主流经济学假设的具有外生偏好的效用最大化者（“经济人”或“理性人”）。很显然，马歇尔所说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是“经济人”或“理性人”。问题是，马歇尔所说的“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不是行为经济学所说的“真实的人”——或者放在本文的语境中，是不是科里在《经济生物学与行为经济学：马歇尔的预言》书中所说的那种具有双重动机的“生物体”？

很可能不是。而且，《新经济学原理：市场的科学》一再强调：“我们必须明确地将作为生物体的个人的概念与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个人的概念区分开来。个体是具有身体并在物质世界中活动的生物实体。经济主体则是一种社会建构，或者说，经济主体是一种述行性的行为现象。又或者，用社会学的术语来说，经济主体是个体在市场情境中扮演的角色，这种角色是‘人为’的，即不是由生物进化决定的，而是由社会互动和制度决定的。”

事实上，只需要看一下本文前两节的介绍，就可以发现这两本书的区别是非常大的。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向内，另一个向外。科里把“人”视为具有双重动机的生物体、内稳态平衡机制的承载者，这是一种向内的思路。而何梦笔、赫德勒则更强调“人”如何作为一个主体，在具有反身性的社会互动条件下决策和行动。“人”是有主体性的，而主体性基本上可以理解为定义和追求有意义的行动目标的能力，因此主体性将个人的行动力与社会情境深刻地融合在一起。在此基础上，就可以把理性概念重新表述为市场情境下的一种意向立场，即将他人的行为解释为理性的结果，从而克服了新古典理念中的理性概念的困难。

顺便说一句，标准经济学试图描述的只是观察到的个人的行为（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显示偏好方法），而从来没有打算描述真实的人，也从来没有试图确定产生某种行为的“生物”层面上的机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行为经济学对“理性人”或“经济人”假设的批判其实并不特别有力，更不用说，理性选择这个基本工具，是任何经济学分析都无法完全放弃的。

再来看马歇尔所说的“生物学”。生物学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那么马歇尔有没有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人作为一种生物体在生物学上的遗传特征和生理机制上呢？似乎不是。马歇尔在用生物学来类比经济学时，关注的焦点应该是进化论意义上的栖息地和演化系统，当然生物体层面上的机制（包括大脑的神经机制）也非常重要，但那主要是作为情境和条件发挥作用的。生物学中的栖息地可以与马歇尔非常重视的工业区相类比。马歇尔观察到，工业区有一种“特殊的工业氛围”，企业在地理上的相互接近促进了知识流动和技术专业化，同时还带来了技能和人才的集中，从而提供了额外的竞争优势。

进化系统则可以与具有进化特征的经济区域和区域性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相类比。例如，区域工业在发展之后，会进入衰退，又可能重新复兴。而在一个区域性的创业创新生态系统中，存在着一些关键参与者，例如发明人、企业家、经理人和企业，以及他们的能力和专业知识，还有他们创建的共同创造和利用知识、开展业务的网络。此外，大学、研究机构和其他社会行动者也可能成为区域创新系统中的锚定点和促进者。

在这个问题上，《新经济学原理：市场的科学》的总结非常到位：“经济无非是面对生态条件和限制的特定人类生活方式。因此，我们认为生态和经济是统一的。言下之意，我们首先要在对广义的生命科学中的经济所进行的经济学跨学科研究，与作为市场的科学的经济学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然后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起联系……市场的增长和发展必须以环境和生态条件为其背景；理解市场上的经济行为主体也需要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情境化的洞见。然而，情境化并不意味着肯定不存在与经济学本身不同的理论核心。”

在主流经济学中，尤其是在博弈论中，对生物学理论的参照其实相当常见，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仅限于理论建模的一面。而在行为经济学中，对生物学的参照更是屡见不鲜。

《新经济学原理：市场的科学》还指出，生物学家也是生命的敏锐观察者和生命的丰富变化的记录者，正如生命及其变化的丰富性是生物学的一个根基一样，对经济现实的观察、对经济生活实践的丰富知识，也应成为经济学的根基之一，而且这确实也是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的传统。

但我认为，马歇尔所说的作为经济学家的圣地的“生物学”，可能有其特定的含义。我猜测，它也许离开科里心中设想的那个“圣地”有点距离，而离何梦笔、赫德勒讨论的生态经济学可能稍近一些。

无论如何，《新经济学原理：市场的科学》《经济生物学与行为经济学：马歇尔的预言》这两本书提供了“回到马歇尔”的两个有趣的样本。仅从这点看，它们就非常值得一读了，更不用说它们本身还有非常多的其他优点了。

（作者为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 编辑：许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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