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惠金融的 数字化前景

　　普惠金融的 数字化前景

　　“普惠金融”已经成为中国高层时时关心的议题，在2016年的G20峰会文件、“十三五”规划、201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中，都有关于普惠金融的描述。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月3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及部署推动大中型商业银行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聚焦小微企业和“三农”等提升服务能力。这是推进普惠金融的最新努力。

　　普惠金融的理念和实践古已有之，不管是中世纪的宗教团体向贫苦民众发放无抵押低息贷款，还是王安石倡导的“青苗法”，立意都在于以金融方式扶助底层的经济生活。正如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所指出的，普惠金融事关发展和公平，有利于促进创业创新和就业。

　　此次常务会议明确，大型商业银行2017年内要完成普惠金融事业部设立，成为发展普惠金融的骨干力量。会议的要求甚至细化到了提高小微企业、“三农”、扶贫等业务不良贷款容忍度、支持商业银行完善服务网络等业务性内容。

　　如何发展普惠金融，实际上模式和路径还不十分清晰。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金融一直在体制下运行，虽然各类金融机构较多，但基层金融服务总量上来讲仍是供给不足。

　　实际上，依赖大型金融机构推动普惠金融，效果未必佳。大型金融机构在金融生态中自有其定位，而只要金融生态越来越丰富，自有合适专做普惠金融的机构出现。

　　对当下的中国来说，数字化可能是普惠金融的最佳发展路径和方向。助推普惠金融，宜特别注重技术创新的力量，以及借助于互联网的作用。

　　普惠金融的理念和实践由来已久，但传统做法受制于技术，星星之火，难以燎原。中世纪的宗教团体向贫苦民众发放无抵押低息贷款，王安石向农民发放青苗贷款，但是受地理、技术、政治等限制，这种萌芽形式的普惠金融覆盖面相当有限，不能持续发展壮大。

　　上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尤努斯创办的面向贫穷创业者提供“微额贷款”的孟加拉乡村银行是前信息化时代普惠金融的典范。尤努斯本人在2006年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在孟加拉以外的地区，难以成功复制。由于小额信贷模式的风控手段非常属地化、非标准化，它的推广规模受到局限。

　　近年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在金融中的应用使普惠金融插上了翅膀，得益于数据驱动和技术创新，普惠金融在助推农村金融和小微企业发展、提供弱势群体共享现代金融等方面，有了很大作为，“数字普惠金融”（DigitalFinancialInclusion）的概念应运而生。

　　数字化有诸多好处。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帮助解决上述诸多问题。首先，可以帮助地处偏远地区或行动不便的人群可以方便地获得金融服务。例如，肯尼亚的M-Pesa的手机银行用户可以用手机完成转账、汇款、取现、话费充值、付账、发工资、偿还贷款等业务。

　　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降低小额贷款管理成本与违约风险，提高小额信贷可得性，比如国内网商银行的业务；可以实现微保险，使低收入群体充分享受保险服务的价值。

　　数字化已经使得普惠金融的效率出现了质的飞跃。孟加拉乡村银行服务农村近40年放贷约165亿美元，惠及865万人；而国内典型的数字普惠金融机构如蚂蚁金服5年多时间超越尤努斯40年努力——服务500多万家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者，累计投放贷款超过8000亿元，蚂蚁金服服务数百万家企业，大致能实现3分钟申请，一秒钟审批到账，过程零人工干预。

　　中国并非现代金融的先行者或领导者。但在数字普惠金融领域，中国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领导者。中国成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弄潮儿”，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在这方面，值得社会倾注更多关心。